怎样清醒认识“四个考验”“四个危险”
2020-03-04 01:29:42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经受“四大考验” 防止“四大危险”
――四论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本报评论员
“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生于忧患。强烈的忧患意识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宝贵经验，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自觉意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我们党面临“四大考验”、“四大危险”，振聋发聩，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值得全党同志警醒――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要正视党的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历史和现实都反复证明，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的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仔细分析这“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可以说每一个考验、每一种危险都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
一些党员、干部忽视学习，理想信念不坚定，宗旨意识不牢固，精神懈怠，萎靡不振；
一些党员、干部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问题本领不大；
一些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脱离群众；
一些党员、干部意志衰退，经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以权谋私、腐化堕落。
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
我们党隆重庆祝建党90周年，其要旨既是为了继往，更是为了开来。越是成功越要戒骄戒躁，越是成功越要头脑清醒。全党必须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
总结90年发展历程，我们党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根本点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始终保持党开拓前进的精神动力；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任人唯贤、广纳人才，以事业感召、培养、造就人才，不断增加新鲜血液，始终保持党的蓬勃活力；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正视并及时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始终保持党的肌体健康。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强调“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不仅表现出我们党在90年辉煌成就面前不骄不躁，在严峻的形势和挑战面前更加清醒，也说明必须把党的自身建设问题摆在首要的和更加突出的位置。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吸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在“七一”讲话中，胡锦涛同志在重申党面临“四个考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党面临“四个危险”，指出，党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这反映了党中央对党面临的形势和危险的清醒认识和高度警觉，是党更加成熟和睿智的重要体现。
执政考验
执政考验是所有执政者都面临的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创业难，守成更难。毛泽东同志指出，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此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艰苦。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执政业绩，积累了十分宝贵的执政经验，但是，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面临的执政考验十分严峻。
改革开放考验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影响生产力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加以解决。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攻坚期、发展关键期、矛盾凸显期，如何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是对党的重大考验。
市场经验考验
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只有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才能筑牢国家发展繁荣的强大物质基础，才能筑牢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的强大物质基础，才能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基础。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经济社会活动资源配置的最佳组织方式和制度形态，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方法，但市场机制同时又具有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种种缺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和全新的课题。如何很好地把市场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既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优势，又有效避免和克服市场机制的弊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而且需要高强的实际驾驭能力。市场经验考验，是党面临的又一严峻考验。
外部环境考验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国外敌对势力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渗透和颠覆活动，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考验。
精神懈怠的危险
精神懈怠的危险是每一个执政党都会面临的危险。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同志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中上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当前，党员队伍的绝大多数保持了锐意进取、顽强拼搏、奋力开拓的优良传统和蓬勃朝气，但也确有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思想滑坡，意志消退，精神萎靡，不思进取，庸、懒、散，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党面临精神懈怠的危险，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党的总书记向全体党员敲响的一记警钟。
能力不足的危险
1939年，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今天，本领恐慌在我们党内依然存在。世界在深刻变化，形势在迅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不断深入，新任务、新情况、新问题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党员、干部只有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努力工作，永不自满，才能与时俱进，不断提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能力和水平。近几年来，党中央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战略任务，多数党员干部学习自觉性提高，工作能力和执政水平明显增强。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学习不够，调查研究不足，作风不实，有的党员干部驾驭政治的能力不强，有的党员干部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强，有的党员干部驾驭文化的能力不强，有的党员干部驾驭社会的能力不强，使党面临能力不足的危险。
脱离群众的危险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执政以后，和平的环境、掌权的地位、优裕的条件，容易滋长脱离群众的危险。当前，党群、干群关系总的是好的，但也有一些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忘记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唯物史观和党的群众观点，官本位主义严重，唯我独尊，高高在上，小视、轻视、藐视、鄙视群众；在作风上不深入基层，不深入群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个人主义滋长，甚至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在生活上贪图享受，甚至骄奢淫逸、腐化堕落，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党的盛衰兴亡。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而党如果脱离群众，就可能丧失执政地位，甚至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危险。
消极腐败的危险
公共权力具有二重性，是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成为掌权者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工具和维系社会有序运转的手段，也可以成为一种特殊的“腐蚀剂”，使掌权者凌驾于社会之上，脱离群众，以权谋私，消极腐败。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也面临着被腐蚀的危险。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把党即将掌握全国政权形容为进京赶考。邓小平同志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滋长骄傲自满情绪。“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的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在部分党员、干部中滋长蔓延。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我们党旗帜鲜明、一以贯之反对腐败，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明显进展，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全党必须警钟长鸣，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四个考验”、“四个危险”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能否经受住“四大考验”，能否有效地防范“四种危险”，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和执政使命能否实现，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从新的实际出发，坚持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认识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关键是队伍建设
《瞭望东方周刊》：在明确了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这一大背景之外，七一讲话对执政党目前面临的问题做了总结。这其中，胡锦涛提到“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颇为受人关注，如何看待？
李君如：这是总书记向全党发出的重要警示。同时也说明党中央是对全党负责的，也是对全国人民负责的。
四大考验，是同党今天所处的历史方位相联系的。今天，党已经成为一个领导人民长期执政的党，成为一个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下，党必定会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考验是双重的，既表现在对我们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考验上，也表现在对我们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考验上。
四大危险，既同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相联系，又同党的队伍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相联系。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8000万党员的大党，干部队伍整体性新老交替已经完成，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这是党有生机和活力，后继有人的重要标志。但是，也因此产生了干部队伍中不好学习、不思进取、不作为，心中没有群众，买官要官、贪污腐败等情况滋长。尽管这在党内包括干部队伍里不是主流，但是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是实实在在的危险。
四大考验是外因，四大危险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果外因和内因结合起来，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但是，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也同时表明，第一，我们清醒地看到了问题；第二，我们有自信心，如果没有自信，就不公布出来了；第三，我们有责任有能力来解决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应该如何化解“四大危险”？
李君如：外部的环境我们无法改变，只能改变内因。干部队伍的结构性变化是客观存在的，要化解四大危险，就要使不利变为有利。一方面把好的一面发扬光大，另一方面把不好的一面限制到最小。
具体来说，就是队伍建设的问题。要化解现在的危险，要从制度和机制、学习和提高素质、转变作风、推进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着手。
要激发创新的意识，这是一个激励机制的问题；要建设学习型政党，通过学习和实践来锻炼提高我们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要进一步解决好党的作风问题、脱离群众的问题。
七一讲话中说得好，首先从理念上进一步树立我党的根本宗旨，发扬群众路线；其次从工作安排上，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有一套程序做保证；第三是让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实践，并作为工作的必经步骤；第四要把基层的建设看做我们党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让基层成为锻炼干部的一个场所。
此外，要在全社会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消除腐败，除了监督机制要加强，社会的廉政文化建设也要全面加强。现在有一个观念正在全社会形成，就是没钱办不了事。这种文化环境形成，一个是权力本身有诱惑力，第二是掌权的人有封建主义、小生产者的思想。我把这种观念称为腐败文化。中央对这个问题很重视，提出源头上遏制腐败的现象，解决脱离群众的问题，这里包括要建设廉政文化。廉政文化不仅是对干部的要求，也是对全社会的要求。
“最大优势”与“最大危险”
《瞭望东方周刊》：也就是说，如果能够解决脱离群众的问题，也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消极腐败的问题。是否可以认为，要解决执政党主要危险，关键在于能否保持群众路线？除了下基层、转作风之外，还需要做什么才能避免脱离群众？
李君如：总书记一再告诫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
要解决党和群众的联系问题，除了解决思想教育上的问题，同时，要全社会推动，或者全社会来监督我们的干部，而不是反向地推动干部脱离群众。
对领导干部来讲，就是要提高领导水平，首先要欢迎群众通过各种途径来监督包括舆论监督。领导如果这点雅量都没有还怎么当领导？我在全国各地讲我们的一些干部不要叶公好龙，整天想着龙，一旦龙来了怕得要命。
《瞭望东方周刊》：关于社会监督的问题，事实上，现在微博等新的网络手段不断推出，正在为此提供新的平台和渠道。但这里面也产生了新的问题，比如一些网友并不求真相，纯粹只为发泄个人情绪，只要是官方的信息就先怀疑。这不仅对于社会监督会造成困扰，对于改进干群关系也造成困难。
李君如：这确实是个难题。
我有一个主张，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总比死气沉沉的社会好。“活”必然产生某些乱象，但是“乱”只要在一定的可控范围内，不要因为治“乱”把“活”扼杀掉，也不能因为要“活”而纵容乱象，这是“活”和“乱”的辩证法。
在“活”的同时我们要形成监督机制，进行民主监督，但是这种监督机制不能变成一种个人的宣泄，一种民粹的东西。“活”包括民众的监督，“乱”包括各种情绪的宣泄，对此要加以区分。
毛泽东提出贯彻群众路线的时候，划了两大红线。
这两条红线，一条是反对命令主义。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得到的认识是正确的，但在群众还没有理解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便强制执行，是要遭到群众反对的。
比如我们搞工业区，经济开发区，找一堆专家来论证，群众还没有理解，结果矛盾爆发了。命令主义的后果，还是违背群众的意志。改革是好的，发展是好的，但是得不到群众理解和拥护是不行的。
另一条红线，是要防止尾巴主义，不能群众怎么说就怎么做。他说，党是领导群众的，领导包括要教育引导群众，你当领导不能光讨好群众，你要为群众谋利益办实事，但你还要考虑到群众说的不一定都是对的。因为群众是有先进的、有中间的、也有落后的，并不是所有话都是对的。所以既要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也要防止尾巴主义。如果能够引导群众的话，对群众监督就会起到好的作用。
我讲引导群众并不是过去那种简单化的“引导”，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把事实告诉群众，让群众相信、理解。也就是说，要发扬我们的“最大优势”，化解我们的“最大危险”，一个基本的条件，是要让我们的群众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增加我们各级政府的公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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