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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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人生三立”

人生一世，当有三立：立德、立功、立言

2012年5月20日11:42

人生之立有多种说法，我说的是“立德、立业、立言”，未知你立了什么？

现在的青少年朋友，许多是独生儿“小皇帝”，常常是早就学会了享受，至于如何开创自己的前程和事业，创立什么样的事业，则十分惘然。原因是我们时下的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只是指望他们读好书，找个好工作，拿到高薪水，成个好家庭，好像这就是人生的唯一目标了。这种所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观念，似乎就是最高境界。中国人口多，孩子多，加上近年就业形势紧张，本科生擦皮鞋、研究生做拉面之类现象时有发生，据有人调查研究，一个孩子从幼儿班小朋友培养到本科毕业生，大约要花费三十五到四十万元。于是，有人便说，早知如此，何必读书，还不如趁早擦皮鞋，赚钱算了。钱，赚钱，成了这群人的唯一目标，这无疑是一种悲哀。

“人无志不立”，人如果没有志向和抱负，就不可能创立功绩，成就事业。那么，人生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志向呢？

古人早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三立”说教，这就是所谓“人生三不朽”，其源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的史册。公元前五百四十九年，鲁国穆叔(即叔孙豹)到晋国去，前来迎接的范子宣向穆叔问道：“古人有言，死而不朽，何谓也？”豹闻之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在穆公看来，人生“不朽”的最高境界是“立德”，其次是“立功”，第三是“立言”。于是，“三不朽”之说自此开始传播，流传后世。

直至唐代，有一位学者对“三立”作了诠释：“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如此，“三立”之说有了明确、清晰的“定论”，并影响年轻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不少有志者追求理想的人生目标。

后来，对“三立”产生了不同的说法，如“立志、立功、立言”，又称“立言、立行、立德”，还有“立业、立家、立德、立言”的四立之说，等等。

其实，“立志”便是“立德”，社会发展到今天，以我之见，人生之可概括为“立德、立业、立言”。人生在世，首要要“立德”，就是要树立自己高尚的品格和情操，这种品格和情操可以浓缩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其次是“立业”，就是创立自己的事业和功绩。古人云“功者，事业也”，立功就是立业。事业包括家业和个人事业，创造基本的生存条件，解决吃饱肚皮，养家糊口的实际问题。要以健康、积极和向上的人生态度，打理好自己的家业，努力追求个人事业包括学业的成功。人无贵贱之分，人格面前人人平等。或普通员工，或一官半职，或开店办厂，或砌房造屋，或临危不惧“拯厄除难”，或报效国家与民众“功济于时”，都是“立业”之范

畴，是人生的第二种境界；再次是“立言”，就是创立能够流传于世的包括著书立说的言论，这是人生的一个至高无上的境界。

“立德、立业、立言”三者相互间有一定的关联性，但也有一定的独立性。树立高尚的品格，会有助于创立事业，建立功绩，在这个基础上，也有可能“立言”。但是，“立德”者未必能够“立业”，“立业”者又未必能“立德”。比如，有些有钱人，虽然创立了一点家业或事业，但从来没有积德行善的想法或行为，这种人就是所谓“为富不仁”者；有些人虽然是“忠良之辈”，为人不错，但又未必能创多少业绩；能够“立德”“立业”者，又不一定能“立言”。立言是“人生三立”中最不易做到，也是人生“虽久不废”的重要之举。“立德、立业”者未必“不朽”，“立言”者定能“不朽”！

穆叔在《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说：“以豹所闻，此之为世禄，非不朽也”，又称“若夫保姓爱民，已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至于保持家世，坚守宗庙，世代香火不断，没有一个国家不是这样的。俸禄薪水高赚了大钱的人，不能说是“不朽”。“文章千古事”，“百年文章可治病”，穆叔“人生三立”理论的意义在于把立言作为一种不朽的事业，这对于中国后代文人十分重视写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这里，我要告诫广大青少年，要胸怀大志，具有古人“人生三立”的境界。贫寒时，要坚守自己高尚的品格，富贵时，不要忘乎所以，切记“立业”，报效国家和人民。在短暂和漫长的人生之旅，最好还要能写点东西。一位西方作家说，一个人一生至少写一本书，哪怕只有几页。

“人生三立”决非权宜之计，而是整个生命行程的目标。无志者常立志，有志者立常志。

立德立功立言

（一）

古时有部经典名《左传》，提出了为人处世的最高标准，即“立德立功立言”，并称“此之谓不朽”。后来唐代的一位学者对这“三立”作了精僻的阐述：“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于是，“三立”有了定论，在中国历史上成为许多人的人生目标和理想，即使是现在，人们还常常提起，不过多了一些批判，也多赋予了一些新意。

从传统的意义上讲“立德立功立言”的概念，主要是说人对社会的影响，并以此作为人生的价值取向。且不论其中蕴涵着的封建思想的糟粕，仅就字面的通俗含义来看，立德就是做圣人，做好事，做一个社会认可的“光辉榜样”，用现代语言就是做一个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雷锋”。立功就是做英雄，做征战四方屡建奇功的大将军，或是安民有道明镜高悬的大清官，再或是拯民于水火的救世主，反正在当世要有功德无量的口碑，对后世要有功业千秋的记载。立言就是做文章，著书立说，而且这个文章是传世之作。从道理上说要接近绝对真理，从文采上看要万世流芳。这“三立”的标准不能不说是极高的，但正因为其高，才使得历史上一代代士子们将此作为人生理想而奋斗终生。“三立”的概念看起来是人对社会的影响，但在封建制度的社会框架中，人并没有真正的独立性，人们所有的思想行为都淹没在封建社会的依附关系上，所以无论是立德立功还是立言都在为当时的封建统治服务。所谓“学成文

武艺，货与帝王家”就是极贴切的注释。当然，在“立德立功立言”的理念下，确也培养出不少有德有才的人，成就了一些历史名人，对当时的社会安定和社会进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封建统治者在“立德立功立言”上所获得的好处却是太多了。

随着社会的进步，观念的更新，“立德立功立言”作为现代人为人处世的基本理念还有没有意义呢？我想还是有的，不过其内涵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人的生命是为了某一帝王或某一朝代而存在，开口闭口为了“我大唐基业”“我大清江山”云云，将人们的社会活动牢牢地束缚在封建王朝的桎梏之中。所有的德、功、言必须在封建思想允许的范围内，稍有逾越必斧钺相加斩尽杀绝。现在的人们理所当然的要摒弃那些过时的以及貌似先进其实陈腐的观念，在社会活动中坚持以人为本，自行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并决定自己的作为，走一条全新的“立德立功立言”之路。

过去的“立德”主要讲的是私德，个人修养多年，一遇外部社会的冲击，瞬间即可土崩瓦解。现在要讲的首先应是公德。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的，这种秩序和规范需要人们自觉去维护，这甚至包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对所交往的人讲诚信，救死扶伤等等。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社会公德的人会有很好的品行。这时候的立德，是社会的要求，也是时代的要求，任何人都是不可回避的。真正无穷的力量是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而不是榜样，所以没有必要呼唤圣人或“雷锋”出现，每人自觉或不自觉的“立德”，就将形成真正文明的社会环境，这比起塑造一些头上有光环的道德大师供人们去瞻仰实际得多。

当“立功”不再为某个朝廷所驱使的时候，这个词会因其平民化而显得生气勃勃。什么是“功”？现在可解释为每个人所从事的事业。一个企业家办好他的工厂，一个科学家取得科研的突破，一个工程师完成了某个项目，一个农民在自己的田地里获得丰收„„等等，都和军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一样，立下了功业。在人们完成自己的事业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价值，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从而对未来充满信心。“立功”从来就不是只有大人物才能做的事，而是平民百姓对社会的贡献。问题只是在于，做成的每一件事，不仅要利在当代，更要功在千秋，这个“功”方才立得起来。

“立言”在历史上是最具风险的事，从当年司马迁因说直话而遭到宫刑，到明清的文字狱使无数小知识分子丢掉头颅，直至前几十年文化被“革命”，万马齐喑究可哀，使人们觉得立德易立功易而立言最难。其实，立言的本质并没有什么玄妙，无非就是坚持真理，发现真理，给这个世界留下人类的精神财富，而这却不是修身养性或是只有勇气就可以办到的。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立言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要总结历史，要研究现实，要预测将来，还要敢于说真话。而历史是扑朔迷离的，现实是错综复杂的，谁能洞若观火？！能够“立言”的人，中国还是有一些的，但毕竟不多，象鲁迅那样的人算是吧。

人生在世，要活得有意义，主观上离不开“立德立功立言”的愿望，客观上也就是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是物质财富抑或是精神财富。那么怎么去做，取决于每个人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立德立功立言”一说还真如古人所论，“虽久不废”，始终是左右人们行为的一种思想规范。

（二）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春秋时代，继承夏商周以来建国的经验及教训，人们开始重视对祖先的崇拜，时常以自己出身于某名人家族（都是三皇五帝的后代）而自豪。晋国的当政者范宣子就对来访的穆叔夸奖自己是出于“陶唐氏”后代，认为自己的家族是不朽的。引来穆叔的上述的议论。

穆叔认为：有学问、有作为的人最高境界是“立德”，其次“立功”、“立言”，认为这种传统“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显然。穆叔的见解远远高于范宣子，尽管范宣子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仍不免有“世俗偏见”。但是，在中国古代的“门第观念”始终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种状况，到了隋唐时期有了改变：始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为读书的平民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人们开始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

唐代大学问家孔颖达对《左传》上述条目进行了自己的“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孔颖达的“疏”即解释，赋予了这段话以时代的内容，并被后代教者多所演绎，逐渐成为有志向的读书人的金科玉律。有志向的读书人，在读书做学问时就以自己理解的、力所能及的“立德立功立言”的远大目标要求自己。

这一远大目标，即使以现代的眼光看来，也未尝不具备一些借鉴意义。

首先让我们结合时代要素来分析一下“立德”、“立功”、“立言”的现代含义。

穆叔说“太上有立德”，亦即做学问的最高境界。孔颖达说“立德，为创制垂法。”我们不妨对照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

邓小平高瞻远瞩，在上世纪70年代末，首先在思想领域发动改革，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基本统一了人们的思想，为改革扫清了思想障碍。随后就是一步步深入地大张旗鼓改革，形成了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称为“崛起”的局面，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不可逆转的势头。邓小平对于现代中国厥功至伟，无可替代，近期无人能够超越。因此可以说邓小平对现代中国是“立德”，即“创制垂法”，此“制”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国两制、市场经济，垂此之“法”，为继续改革开放之路，不可回头。

这无疑是一个“太上”的“立德”。

一个极端浮躁的时代如何践行自己的主张？

现在国家实行“公务员招聘制度”，博士可以报考副县级、硕士则可以报考乡镇级官员，大学生则要从村官做起。这就为读书人铺就了各种台阶，只要品德好，真正想“立德”的人最终都可以达到自己理想的境界。

对于没有“当官”的人，我们还可以理解“立德”为自身的人品道德修为，“言必行，行必果”、诚信待人即可为现代人的“德行”标准，此标准无须基于别人，自身修炼即可。

孔颖达说“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我认为，每个知识分子都可以根据自己所处的能力、环境和机遇，“拯救”或帮助人们度过厄运、厄境，克服险厄等。

至于“立言”这一途径，对广大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比较合适的选择：只要认真读书、认真思考、下大功夫，将现代的社会问题加以深入研究，人们都可以有感而发，切中时弊的，此之谓立言。

一般理论家、专家、学者也完全应该照这个标准要求自己。但是当代的知名“专家”、“学者”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其“言”即理论很少能够流传时间很久。谓予不信，看看改革开放初期的红得发紫的名人言论，到今天还有多少指导意义？不是强人所难：一个理论的形成一般要经过一定的时期，其所存续、具有参考意义的时间应该更久一些。但是，一个理论不是“流行歌”，不能流行一阵就被扫入历史垃圾堆。近代以来的大师级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王国维等人的言论至今使人不忘，稍逊一些的冯友兰等亦可盖棺论定，还有健在的李泽厚等诸君的理论亦非常坚实有力，这里不必一一列举。而某些在建国前后、改革开放前后迅即成名的历史、经济、社会等“名家”，身死则理论随之湮没，岂不令人深思？

现当代的学术名人则更可置疑，除几个大家如季羡林等先生以外，一些人的学术功底以及为人品行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这样的人，在这个“浮躁”到了“狂燥”地步的社会氛围里，还很“吃得开”，（在学术、人品等方面，这实在是一个令后人提起来都要脸红的时代），并且都还在到处演讲，身后也有一些附庸风雅的人们趋之若鹜。

我认为，“时髦学术明星”的人品与学养，与“立德立功立言”等方面都是背道而驰的。“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一千年前诗人说的话，至今还有思考的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