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空心化议论文范文
推荐第1篇：农村空心化文本
农村空心化问题
国内研究主要领域：
1.人口学界
把农村空心化归结为人口空心化，相关研究内容包括：农村人口空心化的特点与挑战（周祝平，2008），农村人口空心化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刘巍，2008），农村人口空心化下的留守家庭问题 （杜鹏，汤梦君，丁志宏，张文娟，李树茁2004），农村劳动力的过度转移 （王国敏，罗浩轩，2011），农村劳动力是否回流 （白南生，何宇鹏，2002）。 2.政治学界
较多关注农村空心化下的乡村治理困境 （徐勇，2000；张晓山，2005；钟海，陈晓莉，2007）、农民组织化问题（唐华清，袁艳平，2011）、农村空心化的形成及其治理逻辑等 （刘祖云，武小龙，2012）。 3.经济学界
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空心化对于粮食安全的挑战（杨明洪，2010任正隆，张洪州，2012）、农村空心化对于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负向效益（戴星翼，孟维华，2008；李首成，2006）。同时，对于农村空心化和城市化的相互作用关系，也有很多研究。多数学者研究认为城乡收入差异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迁移，进而造成农村空心化的主要原因 （张茜，张俊，2008；王文龙，2010）。农村空心化给城市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林孟清，2010），必须协调处理 “工业反哺农业”与 “城市支援农村”的问题 （汪少潭，2010）。
陈池波等，将农村空心化、农民荒与职业农民培育这三方面内容纳入到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中进行分析，从而着力构建三者之间的系统关联机制，揭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协调发展的内在驱动机制。
陈池波，韩占兵.农村空心化、农民荒与职业农民培育[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1):74-80.
空心村内涵：
土地利用角度:“空心村就是村庄面积盲目扩大,新住宅多向村外发展,村庄内部出现了大面积的空闲宅基地的一种特殊结构布局的村庄,是土地利用规划中国家宏观调控与地方经济发展出现的剪刀差引发的一种特殊的土地利用状况[4]。” 村庄空间形态的角度：“空心村是在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农业经济和就业结构的转变造成村庄内部建设用地闲置的一种聚落空间形态的异化现象[5]。
从城乡规划角度：空心村是在城市化滞后于非农化的条件下由迅速发展的村庄建设与落后的规划管理体制的矛盾所引起的村庄外围粗放发展而内部衰败的空间形态的分异现象[6]。
[4]张昭.关于河北省空心村治理的理论探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22(4):573-576.
[5]张军英.空心村改造的规划设计探索———以安徽省巢湖地区空心村改造为例.建筑学报,1999(11):12-15.
[6]薛力.城市化背景下的“空心村”现象及其对策探讨：以江苏省为例[J].城市规划，2001，(6):8-13
人口结构角度：周祝平、钟勇、童荣萍和曾学龙等从人口结构的角度将“空心村”定义为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村剩余的青壮年劳动力且大都是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大批地流向城市,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村庄,农村建设失去了主力军,从而导致农村经济萎缩、人才流失的现象。
周祝平， 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及其挑战.人口研究, 2008(2)
钟 勇.新农村建设中“空心村”问题探讨[J].桂海论丛, 2006, (04).
童荣萍.“空心村”现象的科学认识及治理[J].农业经济, 2006, (10).
曾学龙.贫困地区“空心村”现象的出路与新农村建设探讨[J].甘肃农业, 2006, (10).
经济学角度:张茜、张俊（2008）基于托达罗模型对农村空心化现象做出了经济学解释；何芳、周璐（2010）基于推拉模型，将村庄空心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资源从农村内部区位资源禀赋不足地区向外围条件优越地区和城镇转移， 造成村庄聚落人口流失、房屋闲置的结果。
张茜, 张俊.农村空心化现象的经济学解释[J].生产力研究, 2008(8):34-35.
何芳, 周璐.基于推拉模型的村庄空心化形成机理[J].经济论坛, 2010(08）：208210.
地理学角度：程连生、冯文勇等（2001）将农村聚落空心化定义为：因农户纷纷向原聚落周边拓居，致使原聚落住宅空置、坍塌，逐渐形成所谓的“空心村”的聚落演化过程。 刘彦随、刘玉（2009）等认为农村空心化是指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农村人口非农化引起“人走屋空”，以及宅基地普遍“建新不拆旧”新建住宅向外围扩展，导致村庄用地规模扩大、原宅基地闲置废弃加剧的一种不良演化过程。
程连生,冯文勇.太原盆地东南部农村聚落空心化机理分析[Ｊ].地理报,2001,(4):437-446.
刘彦随,刘玉,翟荣新.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与整治实践.地理学报,2009,64(10):1193～1202.
农村空心化特征：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留居人口呈老龄化、贫困化趋势,人口、资金等要素流向城市,引起农村经济的衰退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空心化,村庄整体格局和景观风貌受到极大破坏;村中心有人居住的宅基地面积不断减少,而村庄边缘的居人宅基地面积却不断增加,住宅的规模、质量水平明显提高,造成农村聚落的“外扩内空”
[3.6.9]。
崔卫国指出，产业空心化、基建空心化、人口空心化和宅地空心化是农村空心化的四个主要特征；
许树辉.农村住宅空心化形成机制及其调控研究.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4,(1):11～12.
薛力.城市化背景下的“空心村”现象及其对策探讨：以江苏省为例[J].城市规划，2001，(6):8-13
邢成举.山区与平原“空心村”的差异分析.中国乡村发现,2008,(1):28～31.
崔卫国，李裕瑞，刘彦随.中国重点农区农村空心化的特征、机制与调控[J].资源科学，2011,33(11):2014-2021
农村空心化调控对策：
空心村整治的规划决策理应从乡村地域社会经济发展中探寻空心村产生、演进的根本动因,通过调整各要素的作用方向和强度,优化调控村庄各层次的空间形态演变,实现村庄空间形态的可持续性重构[7]。新时期推进新农村建设、城镇建设用地需求增长、落实耕地“补占平衡”及土地整理折抵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剂政策,也为空心化村庄整治还田提供了政策基础及动力机制[32,33]。当前我国农村空心村整治已出现了一些典型模式,如河北省空心村整治的四种模式[4]、即：村庄合并开发耕地模式，空闲宅基的承包开发模式，旧宅基利用建新宅基模式，新增乡镇企业占用旧宅基模式。上海市松江区基于“和谐理念”的宅基地置换模式、浙江省嵊州市“三方共建”模式[32]和天津市的“宅基地换房”模式等。
[7]王海兰.农村“空心村”的形成原因及解决对策探析.农村经济,2005,(9):21～22.
[32]张占录,杨庆媛.北京市顺义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推动力分析.农业工程学报,2005,21(11):49～53.
[33]谷晓坤,陈百明,代兵.经济发达区农村居民点整理驱动力与模式———以浙江省嵊州市为例.自然资源学报,2007,22(5):701～708.
[4]张昭.关于河北省空心村治理的理论探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22(4):573-576.
四项对策：一是推进空心化村庄的空间、组织、产业“三整合”，二是改革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促进宅基地合理流转,尤其是改革现有的宅基地产权关系,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宅基地流转市场;三是采取灵活手段,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加大执法力度,严格宅基地审批,杜绝“乱批乱占”宅基地现象。四是因时制宜,综合运用宏观的城乡关系、中观的村镇体系,以及微观的村庄内部环境,分类指导,科学规划;强化中心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村庄基础条件,通过综合整治提升农村吸引力,促进空心村内聚式可持续发展
[8]。
[8]刘彦随,刘玉,翟荣新.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与整治实践.地理学报,2009,64(10):1193～1202.
郭丽英等，开展空心村综合整治，可以通过降低能耗、减少污染、减少排放和增加碳汇4个途径，引领乡村低碳产业发展，重塑农民生产，生活新观念与新模式。在统筹城乡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新形势下，深入探讨空心村整治的低碳经济战略，测算空心村整治增地潜力与固碳能力，研究空心村整治过程中的农村能源技术体系，构建空心村整治还林还田创新机制，可为空心村整治实践和低碳乡村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郭丽英，刘玉，李裕瑞.空心村综合整治与低碳乡村发展战略探讨[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2,31(1):116-119
完善农村土地管控机制，推进农村居住用地综；积极引导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大力开展综合技能培训，培育乡村社区新型农民；积极推进制度政策创新，建立统筹城乡长效机制。
崔卫国，李裕瑞，刘彦随.中国重点农区农村空心化的特征、机制与调控[J].资源科学，2011,33(11):2014-2021
空心村整治宏观潜力测算：
106 国道沿线样带区县域农村空心化程度：
鲁莎莎、刘彦随基于典型调查资料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在构建农村空心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定量评判106 国道沿线样带区县域农村空心化程度的基础上，结合自然条件和土地资源特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有关法律规定，采用专家集成法选取与现实潜力转化有关的自然、社会、经济等 10 个指标建立综合指标体系，对空心村整治的自然适宜性、社会接受性、经济可行性进行了综合评价； 将计算得到的农村空心化指数与现实转化潜力系数作为综合修正系数，对理论潜力进行修正，结合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公式，测算出 106 国道沿线样带区不同农村空心化演进类型的现状潜力和远景潜力。研究表明：106 国道沿线样带区县域农村空心化指数为 0.18~0.82，现实转化潜力系数为,0.07~0.32；200
9、2020年农村居民点整治的现实潜力分别为93219.4、145430.0hm2村庄整治增地率分别为6.8%、11.4%[15]。
[15]鲁莎莎，刘彦随.106国道沿线样带区农村空心化土地整治潜力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2013, 28(4):537-549.
全国来看：
从全国来看,64万个行政村、330万个自然村,农村居民点面积近2.5亿亩,户均接近1亩,人均228m2,远超过了强制性国家标准《村镇规划标准》(GB 50188-93)规定的人均建设用地上限150m2[11]。付标等估算,河南省仅空心村闲置的土地至少有250万亩,在3～5年内开展空心村专项整治可以复垦150万亩耕地[31]。刘彦随等对山东禹城典型村庄用地潜力调查与评价:48个典型村宅基地废弃率平均为8.4%,最大值为25%;宅基地空闲率平均为10.0%,最大值为18.7%。空心村整治增地的近中期潜力为46～54%,人均增地0.56～0.82亩,可净增耕地13～15%[8]。全国的潜力状况也相类似,通过对农村散乱、废弃、闲置的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进行整治复垦,集中建设中心居民点,配套建设公共服务设施,约可净增耕地13%左右。
[11]龙花楼.中国农村宅基地转型的理论与证实［J］.地理学报，2006,61(10):1093-1100.
[31]付标,祝桂兰,康鸳鸯,等.河南省“空心村”治理与农村环境建设.生态经济,2004,(12):50～52.
[8]刘彦随,刘玉,翟荣新.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与整治实践.地理学报,2009,64(10):1193～1202.
刘彦随, 龙花楼, 陈玉福, 等.2011.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 农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北京: 科学出版社.
土地整治潜力调查与评价技术方法：
朱晓华等，以山东省禹城市徐集等13个典型村为例，综合集成地理学、信息科学、土地科学等多学科的优势与技术手段，深入开展了典型空心村选取、村庄尺度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体系构建、宅基地利用属性调查表设计、高分辨率遥感影像 (分辨率0.25 m) 使用与解译、空心村整治潜力类型及其测算方法等研究，逐层递进地构建了空心村用地潜力调查与评价的成套技术方法。通过开展大量的实际工作，在基于0.25 m高分辨率遥感数据的村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体系制订、村庄尺度土地利用现状数据获取、空心村用地整治潜力分类及其测算方法等3个方面实现了对传统土地利用研究技术方法的有益创新。
朱晓华，陈秧分，刘彦随，张济，李亚云，丁晶晶.空心村土地整治潜力调查与评价技术方法——以山东省禹城市为例[J].地理学报, 2010,65(6):736-744
整治模式:
结合研究区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规划布局以及村庄空心化现状等因素，将研究区空心化村庄划分为撤并村庄、迁移村庄、多核型中期空心化村庄、单核型中期空心化村庄、多核型初期空心化村庄和单核型初期空心化村庄6种类型，根据其不同特点确定研究区采用村庄迁移与合并、村庄整体迁移新建、村庄原址整治和村庄部分迁移改造4种空心化村庄整治模式，并分别采用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户均宅基地标准测算法和村庄空闲地抽样调查法测算不同类型空心化村庄废弃地整理潜力。邳州市域在人口总数不变的情况下，村庄中可以整理出4185．99公顷土地，占村庄建设用地的19．97％。
江国逊，沈山，汪鹏.空心化村庄废弃地整理潜力研究——以江苏省邳州市为例[J].调研世界, 2011(7):39-41
推荐第2篇：空心化
重建故乡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树老墙颓。 此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忧虑远在农村的故乡。 中科院地理所3月26日发布 《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农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说，农村‚空心化‛非常严重。 延续了几千年的乡土生机在现代中国日趋黯然。青年男女少了，散步的猪牛羊鸡少了，新树苗少了，学校里的欢笑声少了——很多乡村，已经没有多少新生的鲜活的事物，大可以用‚荒凉衰败‛来形容。
与此同时，乡村的伦理秩序也在发生异化。传统的信任关系正被不公和不法所瓦解，勤俭持家的观念被短视的消费文化所刺激，人与人的关系正在变得紧张而缺乏温情。 故乡的沦陷，加剧了中国人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也加剧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的秩序混乱。
滚滚向前的城市化步伐，不能继续以牺牲乡村的土地、德性、风俗、传说等以及家族观念为代价。
此时，有一些中国人，开始用行动，重建故乡的伦理、信任，以及生活方式。可以说，各种新的‚乡村实验‛在不声不响间进行。
80多年前，诗人闻一多的一首诗，可谓这些‚故乡‛重建者的心声 故 乡
闻一多
先生，先生，你到底要上哪里去？ 你这样的匆忙，你可有什么事？ 我要看还有没有我的家乡在； 我要走了，我要回到望天湖边去。
我要访问如今那里还有没有白波翻在湖中心， 绿波翻在秧田里，
有没有麻雀在水竹枝头耍武艺？ 先生，先生，世界是这样的新奇， 你不在这里遨游，偏要哪里去？ 我要探访我的家乡，我有我的心事； 我要看孵卵的秧鸡可在秧林里， 泥上可还有鸽子的脚儿印‚个‛字， 神山上的白云一分钟里变几次， 可还有燕儿飞到人家堂上来报喜。 先生，先生，我劝你不要回家去； 世间只有远游的生活是自由的。 游子的心是风霜剥蚀的残碑， 碑上已经漶漫了家乡的字迹， 哦，我要回家去，我要赶紧回家去， 我要听门外的水车终日作鼍鸣， 再将家乡的音乐收入心房里。
先生，先生，你为什么要回家去？ 世上有的是荣华，有的是智慧。 你不知道故乡有一个可爱的湖， 常年总有半边青天浸在湖水里， 湖岸上有兔儿在黄昏里觅粮食， 还有见了兔儿不要追的狗子， 我要看如今还有没有这种事。 先生、先生，我越加不能懂你了， 你到底，到底为什么要回家去？ 我要看家乡的菱角还长几根刺， 我要看那里一根藕里还有几根丝， 我要看家乡还认识不认识我， 我要看坟山上添了几块新碑石， 我家后园里可还有开花的竹子。 在未知的故乡，耕读传家
‚什么是家乡？它代表着一种安全感，你知道楼下的餐厅不会给你吃地沟油；它是一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地方。‛怀着对故乡的一种信念，郭中一放下一切回到故乡开办农庄、书院，不是隐居，甚至不是叶落归根，而是‚践行‛。
郭中一永远是一头乱发，向后飘散，突出亮堂堂的大脑门。无论是什么话题，他都是微笑着，用浓重的台湾口音徐
徐道来，个中却不时夹杂着老顽童一样的尖刻。
我们从他的故乡谈起，谈合肥市肥西县南分路口乡，现在叫铭传乡。身为台湾的大学教授，他却放下一切回到大陆的故乡开办农庄、书院。不是隐居，甚至不是叶落归根，而是‚践行‛。郭中一说，这种理念在哪里都可以实现。所谓故乡，只是一个载体。
归人
郭中一：父亲一生保留着肥西口音，发不出‚xi‛这个音。‚水烧好了，你先洗还是我先洗？‛就成了‚你先死还是我先死？‛从小我填籍贯，都要写安徽合肥。所以我一直知道，我是合肥肥西人。但合肥是什么样子的，我不知道。‛
2004年，故乡第一次呈现在郭中一的面前。
彼时，合肥的市区还很小，城市化和工业开发区的脚步尚未迈开大步往前狂奔，让人目眩神迷。彼时，郭中一还是台湾东海大学物理系副教授、美国毕业的物理学博士。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台湾合肥同乡会新任会长。身为会长，却从未见过故乡，总是有些尴尬。于是郭中一赶紧找机会回来看看。
故乡和郭中一离去时没有什么两样。农田嵌在荒山中。杂树、野草、荆棘，不要说能行车的路，人能走的路也很少。故乡的姑姑说，幼时她曾在山上遇到野狼，心里狂跳，只敢慢慢后退几十米，然后发足狂奔。几十年后，郭中一沿着同样的小径上山勘查，狼是没有了，却能看到野猪的蹄印。荒
景中，‚山大王‛‚人肉包子‛这种章回小说里的词竟会跳入郭中一的脑中。回到乡政府时，已是一片漆黑，没有一点灯光。郭中一说，那大概是他出生以来看到过的最黑的夜景。
乡长说，真是抱歉，这里还是很落后。教授却回答道，第一，这是我的家乡，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第二，你觉得这是一种缺憾，但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长处。台湾已经找不到可以看星星的地方，就看你怎么规划了。
彼时，台湾已在流传‚萤火虫妈妈‛的故事。一个妈妈给孩子解释成语‚囊萤映雪‛，孩子却不知道什么是萤火虫。妈妈突然想起，台湾似乎已经没有萤火虫了，便去问昆虫学家，这是怎么回事儿？学者说，你要有干净的草，要有干净的水，要有没有光污染的天空。于是，这个社区的妈妈们联合在一起，执行以下规定：本区不准再用除草剂；废水不能乱排，基础设施为此而改造；所有路灯全部改装为暗色，紧贴地面不高过膝盖；机动车进入小区必须关灯萤火虫就真的到这个小区来了。原来，萤火虫是个环境指标，台湾很多地方都开始做萤火虫繁育。
第一次回乡之行，只是生态农庄的伏笔。2004年，郭中一的人生舞台还在台湾，只是想不到，场景竟会日渐逼仄。这一年，民进党竞选时，竟号召‚把外省人都赶到海里去‛。‚去中国化‛已成为台湾的高分贝话语，甚至连名片上的‚合肥同乡会会长‛，也成了一个问题。郭中一等外省籍知识分
子们常感慨，干吗要受这种屈辱呢？
同侪聚在一起，就不禁聊起将来。‚中央大学‛的李河清教授曾说：‚很多老师都在做一个梦。因为对现有居住环境不满，就想去山里找一块地，做自己的社区。我们能不能为自己设计一个无污染的社区？然后，在这个社区里创造一个好的文化氛围？‛这一倡议很快成为小圈子的共识。
这群所谓的‚外省籍‛知识分子中，只有郭中一和自己的省籍有真正的联系。于是，十几位博士、教授合资，由郭中一夫妇牵头，确定在肥西建设生态农庄，完成晚年的田园梦想。
荒山
庄蕙英：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生态农业是要扎根的，不会让你一夜致富，要从基础开始，慢慢来。但产生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有科学分析说，地球上多一座生态农庄，世界上也就多一个百岁老人。真正做下来，才知道难度有多大。
郭中一的夫人庄蕙英是生态农庄真正的奠基人。2006年夏天，庄女士带着两个儿子在合肥开始建设。此时，郭中一正在台湾忙于组织‚反军购大联盟‛的社会运动，直到2009年，终于辞去教职扎根于合肥。
郭氏夫妇在肥西看过很多地方，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放弃。庄园坐落的小团山，在那时只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连地方官都不建议在此开建庄园。但是庄蕙英坚持租下，‚地
无不可用。人人以为是荒地，弃之不用，岂不可惜？‛
但原始条件的恶劣，不得不花费大量资源去弥平。因为是荒山，表面的土层非常之薄。庄蕙英记得，最厚的地方仅25公分，不过两本辞典那么厚，几乎不可能种树。于是，为了填土，不得不在山脚下取土，向上填埋，卡车来来回回1000多趟，才夯出一个农业的基础来。
荒山里，常会挖到无主的孤坟。庄蕙英说，前后一共挖出47座。每挖一座，就按照当地人的习俗，放一串鞭炮，移葬到统一的地方。在水、电未通的时候，郭夫人经常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荒山里，伴着孤坟过夜。
一开始，郭氏夫妇的设想是养一大群鸡，在山上养肥再拿到城市去卖。要养鸡，就要盖房子。于是有了第一栋建筑，就是现在农庄的活动中心。因为是生态农庄，杀虫剂和农药是违反原则的。结果到了夏天，窗口扑满了嗷嗷待哺状的蚊虫，让人发愁。怎么办？有人提议种薄荷试试。果然，在房子周围种上各种香草之后，清香弥漫，蚊虫大减。郭氏夫妇再试着把香草种到蔬菜和果树边上，也防止了虫害。本来只是防虫用的香草，也到了收获季节，能否利用呢？喝茶是一种。不过，饮用的消耗量远没有这么大，郭氏夫妇又琢磨着做香包，提炼精油不过几年，迷迭香、罗勒、薰衣草等已是生态农庄的经济支柱。小团山正式定名为‚香草农庄‛。
‚产业链根本不是一开始规划的那样，其实有点歪打正
着。我们只是一个在有机农业的想法下，慢慢推进到现在。‛ 庄蕙英说，‚所以，我们也不知道生态农庄的将来，会是什么样，顺其自然吧。‛
小团山的土质为氧化铁，呈褐红色。就肥力而言，非常贫瘠。但郭教授夫妇坚持‚生态‛的理念，不准用化肥和杀虫剂，哪怕一年没有收成也在所不惜。因此，肥力的改善，只能通过物种的栽种，和天然肥料慢慢推进——就像一个先天不足的婴儿，后天调养就格外重要。四年后，这一工作只是初见成效。
郭中一说，生态农庄的特点，就是早期投入大，收获往往在十年以上，但功效，是重建生态系统。他不喜欢‚有机农产品‛的标签。因为当下的有机食品生产，在他看来，大都是以工业化的方式，进行大面积、机械化、流水线作业，收获的是单一农产品。这种方式，对日渐凋零的农村，几无裨益，连就业的增加都很有限。而所谓‚生态系统‛，是在农庄里建立丰富的物种群。所以，产出和播种轮换出现，农庄几乎没有‚农忙‛和‚农闲‛之分。
时至今日，生态系统已初见成效。原来只有荆棘的小团山上，光是鸟就有25种，种下去的植物，更是百种以上。起初取土挖的大坑，积累雨水成塘，没有人管过它们，却不知怎么就有了鱼虾螃蟹来安家。
在这个生态系统中，重构的不仅仅是生物的多样性，也
包括人和自然的关系。
山庄里曾养过一只兔子，每天到山里面瞎玩，晚上才回来吃东西，睡觉。有一次，所有人都在电脑前忙，兔子却来蹭蹭这个人的腿，磨磨那个人的鞋子，希望有人关心它，陪它玩。但没人有空搭理它。兔子一怒之下咬断了办公室的电线，然后就像做了错事的小孩一样，缩在角落里一动不动，眼睛都不抬一下。
有一天兔子突然不见了。大家都怀疑，它是不是找到了自己的同伴，回大自然去了。这样也好，它有了自己的天地，当然比在人群里孤零零地生活要好。但过了两周，它回来了，很快又走，这次大家都有了心理准备。果然，它再也没回山庄。
又过了很久，一天下午，郭中一和次子延极在桑葚树下散步，突然听到很远的地方，有唰唰的声音，疾速贴着地面传来。不是人的脚步声，也不是风声。是那只兔子，从林子里跑出来，到了离人大约一尺的地方停住。人走上去想再摸摸它，它却拒绝，退到相同距离之外。人向前走，它就依着人的速度，默默跟上。就这样，若即若离地走了一个多小时，它才再次消失。
耕读
欧阳洋：在山上，觉得自己的听力特别敏锐，听到的声音特别丰富，而且什么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你问我在山上闷
不闷，怎么会呢？去年秋天，我真的看到了排成‚人‛字形的大雁。今年，我的目标是种一亩向日葵。六月的时候你再来，就能看到了。
欧阳洋是郭中一的学生，小团山中英书院目前唯一的记名弟子。事实上，山庄近30名员工，都是书院的学生，也是老师，包括郭教授自己。
山庄践行的，是古已有之的‚混龄教学‛。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山庄中实行的也是相教互学。如志愿者李卓妮，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音乐系，专业花腔女高音，每天都会带着山庄的员工和附近的孩子们一起练和声。她计划五月要在山庄举行一场音乐会。
郭教授也能讲音乐课，很多内容却是科班出身的女高音闻所未闻。他从毕德哥拉斯的‚万物皆数‛开始，穿插到《刺客列传》里，高渐离送荆轲时唱出‚变徵之声‛，第一次出现七声音节，再讲到建筑声学，为什么音乐厅里不能用地毯？因为地毯吸音
郭中一学贯中西，文理兼修，包括建设生态农庄所需的农业知识，基本都源于自学。教育的目的本来就应该是学会学习，热爱学习。但应试教育却背道而驰，为郭深恶痛绝。目睹两个儿子在学校里遭受荼毒，郭教授下定决心让他们离开体系，在山庄自学。老大延铎高中毕业之后开始自学，老二延极则连初一都没有上完就回家。
离开学校的两年里，延极已经读完了先秦诸子百家的主要著作，也学完了微积分和高等数学。他的生物学水平在山庄已无人能及，大约已达到大学本科，最近正在研究细胞分裂时，蛋白质的若干细节。
事实上，逃离学校的短暂幸福感消失后，延极也曾为这个决定而惶恐。但随着自学内容的深入，他开始越来越觉得留在学校里的同学幼稚，因而更坚定了留在山庄的决心。
无论是谁，都会跟记者聊起：‚在这里有很多东西可学。‛譬如山庄工程和物流的负责人曹工，是个17岁就离家的农民工。他第一次拿到山庄的建筑设计图时几乎完全看不懂，‚因为和我们的习惯太不一样了，同一个平面居然有好几条水平线。‛于是，延极教他怎么用电脑上网，收发邮件，用skype和台湾的设计师语音聊天。为了理解复杂的图样，他开始自学CAD软件。现在，40出头的曹工已拥有自己的博客，并且是山庄网站的维护人员。
至此，生态农庄最初的设想，‚无害的社区‛和‚好的文化氛围‛两大目标基本实现。再造生态系统的努力，也在向周边扩散。
2007年，生态农庄的基础建设尚在进行之中，庄蕙英已开始为周边的孩子免费辅导英文。她发现，教育机会的不公，对农村孩子而言，集中体现在英语上。庄本人是美国毕业的教育学硕士，对此自然不在话下。5年来，她辅导了不下百
名农村学生，有的孩子英语成绩从个位数提高到接近满分。有的孩子甚至各科成绩都在往上走。庄蕙英对此很奇怪，那孩子回答说，英语是最难的，我都能攻克，还有什么学不了呢？
2010年初，郭氏夫妇被评为‚安徽省十大经济人物‛。评奖晚会上有个节目，由一群孩子合唱一首英文歌，其中一半来自郭夫人所在的农村，另一半来自合肥市区。农村这边，郭夫人很快和孩子们一起，一字一句排练纯熟，市区那边却传来消息，说孩子们唱不了，要改成一半中文一半英文。不久，又传来说，还是唱不了，英文再少一些。
终于到了台上，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站在一起，字正腔圆、毫无退缩地唱起英文歌。郭中一站在一边，潸然泪下。
乡关
史立勇：我家是在县城附近的农村里，后来到山西上大学，却对那里没有什么感觉。在外面时间越长，越想回家。心情低落的时候特别想回去。我也知道，回去会有很多束缚。真回去了，可能也待不住又想出来。有时候想，真要是没有太大追求，一辈子在一个地方也挺好。
可惜，史立勇本人不是一个‚没有太大追求‛的人，否则不会在大学毕业之后，辗转到安徽的小团山农庄工作。
面对同样的问题，延极的哥哥延铎沉默许久，才说：‚你问我是合肥人，是台湾人，还是哪里人？我回答不出来。小
时候，祖籍是什么，我是知道的。那年来的时候，我想像中的合肥，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地方，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出生在美国，两岁到台湾，15岁再来合肥。却似乎没有一个地方，能让我有立勇那种感觉。‛
边上的李卓妮帮延铎解围说：‚我应该算是湖北潜江人，但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在外面，在武汉，在上海。第二故乡给我的快乐还多一些。故乡这种情怀和概念，大概我们现在还不会有。‛
说这些话时，他们一起坐在合肥到上海最慢的一班夜车上，面前桌上是延铎正在自学的《文心雕龙》。每周六凌晨3点，立勇和延铎都要赶上这班车，用最经济的办法参加上午9点开始的市集，卖出农庄的产品。除了车厢里弥漫的烟味和泡面味，延铎对这种跑单帮生活甘之如饴。此时，郭教授也带着延极坐在另一班火车上，赶往北京的类似市集。
延铎和延极都还没想要离开山庄，‚因为还有很多东西可学‛。延极曾经问父亲，自己会不会一辈子待在大陆？
教授回答说：‚将来，你可能会去火星工作，在那里定居。‛
推荐第3篇：湖南省农村空心化调研报告
湖南省农村空心化调研报告 -----以永州市零陵区农村为例
前言
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浮现在眼前的尽是累累的硕果，成功的喜悦与不凡的成就。但是令我们担忧的事情依然应有尽有，例如农村空心化等问题，引人深思，让人感慨，湖南省的农村空心化格外显眼。
社会背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对农村与城镇相继进行改革，尤其对农村土地经营模式的改革，农村土地经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在分配制度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管理体制上，实行政企分开，简放政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最为关键的是实行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逐步扩宽对外开放领域，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生活生产的自主性与自由积极性，为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为农村城镇化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这些看似与农村空心化不相关的改革，无形之中为农村空心化埋下了伏笔，提供了条件。
1997年以来，中国抛弃了束缚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为人谋利，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创举不仅使中国经济有了飞一般的发展，而且活跃了农村经济。使老百姓的生产与销售的路径有了质的飞跃。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老百姓告别了有钱买不到东西，有东西不能卖的日子，尤其菜篮子工程的建设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改善了农民的消费。近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加强了对农村的改革，实行免农业税，对农民农业生产进行补助，重点关注三农问题，改善民生，兴修水利，方便了农民的生产，使农民增收增产。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也使农民的生活有了保障。达温饱，奔小康，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九年义务教育法的颁布，使农家子弟接受教育的权利有了制度保障，促进了农村教育的发展，减少了农家子弟接受教育的经济负担，提高了农村子弟的科学文化水平与思想道德修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传播，雷锋精神文明的传达，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基层民主自治的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得以实现，农民的政治权利有了制度保障。家电下乡等各种下乡活动的出现，各种娱乐文化设施在农村的建立，养老保险等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出台等等。这些便民惠民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生产条件，推动了农民朝着更好更高的目标前进。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预示着农村空心化的出现。农民告别故土，提着行李，离开自己的老家。出去奋斗，出去打拼，出去闯荡。于是农村的土地将会荒芜，房屋遭受遗弃，人口减少，出现空心化。
地理原因：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其必然条件与偶然条件，湖南省的空心化也不例外。作为永州人，我不可能走遍走湖南省的每个村村落落，只能走访自己住的村庄及附近的村庄。虽然所见所闻所感不能代表整个湖南省，但我相信它能够体现出湖南省农村空心化的趋势。通过走访与调查了两个村庄，我们小组总结出了湖南省出现农村空心化的主要原因。其一：独特的地理位置 湖南省位于中国的中部经济地带，北邻武汉经济圈，南靠珠三角，西与成渝经济圈相望，东与长三角相连，腹部包有长株潭经济圈。纵贯东西南北的铁路经过于此，长江水运同样发达，正是这种便利便利的交通促进了湖南省经济与外界的联系，也为湖南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遇。周边地区经济发达，工厂林立，就业岗位众多，生活生产条件优越，拉动着湖南省的农民外出务工，发展生产。农村人口大量减少，甚至有些地区出现了青壮年人口短缺的问题。其二：特殊的自然条件，湖南省地处亚热带，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温暖湿润，雨热同期，极有利于喜温喜湿作物的生长，但对农作物也有毁灭性影响。天有不测风云，夏季风过强过猛，洪涝灾害频发，相反，夏季风势力弱，伏旱严重，同样有可能面对绝收的境遇，蝗灾鼠灾等生物灾害也常有发生。最令人头疼的是，湖南省大多数为丘陵地带，人多地少，人地矛盾尖锐。近十年来，人口快速增长，更是加剧了人地矛盾。耕地不足再加上一系列的自然灾害为农业的发展增添了许多麻烦，不少农民不得不抛家弃地，另寻生计，养家糊口。其三：开放的思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交流的深入、教育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民的思维方式，开阔了他们的视野，解放了思想，逐步改变了安土重迁的思想观念，使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外出打工，使得收入倍增，使差距拉大，外出人口越来越多，从而导致空心化的出现。
社会原因：
1.城乡二元体制是农村“空心化”形成的根本原因。1958年以来，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将农民权益绑缚在农村集体土地上，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动，因而农村庞大的人口基数带来相映巨大的宅基地数量。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社会就业结构的变化，大量青壮年向城镇转移，但城镇化滞后于非农化需求，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难以在根本上给进城的农民以必要的生存保障，因而守住农村旧宅基地成为理性选择。随着农民非农就业与户籍迁移的政策放宽后，农民进城务工相对容易，但难以筹集到在城定居的资金，导致农村劳动力多以短期方式流动，造成宅基地“季节性”闲置，同时，在法律上农村房屋禁止自由买卖，宅基地依法退出机制缺失，导致有的农民即使在城镇安居乐业，农村中的旧宅基地也得长期闲置。因此，着眼统筹城乡发展，研究解决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置换，实现城乡土地一体化配置，成为推进“空心村”整治与新农村建设急需解决的产权制度问题。
2.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不完备。其表现是：宅基地所有权制度，是农村土地产权的重要内容，宅基地属于农村集体组织所有，户主拥有宅基地的使用权，但仍存在所有权主体不明的问题，宅基地的无偿使用，降低了农民建新宅的“门槛”，易造成宅基地的超标多占和一户多宅的局面；在对闲置宅基地的处理上，日前仍没有统一的制度，宅基地整理无人管、无钱管，农村宅基地流转市场无法形成，客观上为村民旧宅占而不用提供了借口。
3.原有农村规划与现代高效农业发展的不适应。由于市场繁荣和高效农业的发展，大多数农户购买了拖拉机等现代农机和运输工具。由于以前村庄规划先天不足，村道狭窄且不通畅，致使车辆出入困难，这些农户们不愿再在村内盖新房。而且一些农户不愿意费力气拆旧建新，增添麻烦。这就使得许多农户宁在村庄外围建房，导致了村庄面积的异常膨胀。
4.法律的执行力度不够。土地管理法规对农村建房用地的处罚规定是：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或没收在违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并处以罚款。拆除违法建筑制止违法用地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但真正执行起来却相当困难。现在农民盖房几天就可以封顶，土地管理部门对其违法行为下达停工通知书，等走完程序，将其移交法院强制执行时，房子早已盖好了，人也住进去了，一旦拆除，便会激化矛盾。
5.调控手段的乏力。由于广大农村建房实行“先建新房，后拆旧房”的原则，即使一些农户在建起新房之后不再拆除旧房，也无人监督管理。而且，由于土地产权不明晰，对空置户缺乏相应的对策，放任农村隐性宅基地市场的自由发展。
具体原因：炎炎烈日阻挡不了我们小组走访的脚步，崎岖漫长的山路侵蚀不了我们小组走访的决心，劳累困惑打消不了我们小组调查的念头。小组成员马不停蹄地赶往村里的各户人家，走访的对象有中老年人，也有青壮年，包括不少小孩。首先采访了村里面的老人家，老人家告诉我们为什么离开村里而外出。近年来经济的发展，物价水平上涨，特别是房价。而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虽然很大，但绝对数额比较少。高额的消费费用与支出，在家耕地生产得到的收入难以维持生计，再加上耕种的面积小，技术落后，产量低，因此很多农民被迫外出务工或经商。一位老太太打断了我们的话语，她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农村医疗卫生水平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自己老了，也没什么经济来源，自己孩子在外，没时间照顾自己，人上了年纪，体弱多病，所以离开家乡，到了城市，跟着儿子过日子。我们把话筒对准了一个青年小伙子，他告诉我们许多青年人外出的缘由。在农村里，左邻右舍挨在一起，常常因为宅基地或者一些小事闹矛盾，产生隔阂。不少人离开村庄，疏散开来，减少矛盾和纠纷。另一位小伙子补充道，外面世界很精彩，就业机会多，生活环境好，趁着自己年轻，出去溜达一下，见下世面。接着一位小孩笑着说，村小学老师教书教的不好，有没什么吃的，玩的，同龄人又少，一点都不好，城市里面吃得好，睡的香，还有各种好玩的，可好啦。我们接连走访了两个村庄，不同的人都有着相似的回答。大概两点，第一：农村各种条件差，收入低。第二：城市里发展潜力大。
现状：就我们小组走访的两个村庄来看，大量耕地荒芜，农田水利设施失修，人烟稀少，大多数原有房屋废弃，商店，诊所等公共设施几乎为零。人口结构不平衡大多数为老人妇女儿童，这些人被称为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原野上，庄稼地里，道路上基本上看不见什么人，一片荒凉的景象。
解决措施：首先找到农村空心化的症结所在，农村生产条件差，生活水平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惠农政策，兴修水利，完善农村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制度，重点关注民生，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强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民科学文化修养和生产技术水平，解决好农民生产培训工作，提高农产品产量，稳定物价，适度提高农产品价格。面对种种三农问题，不能喊空口号，而要做到务实。例如在农村兴修水利，但很多地方并没有实施，一些村高级干部中饱私囊，欺上瞒下，把政府剥下来的款项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什么事都没干，一些或许还将一点良心，稍微修一下就行了，即使干了实事，也有很多是豆腐渣工程，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对于这样的贪污腐败行为，应严厉惩处，从源头抓起，防范于未然。要求各级领导做到廉政，勤政爱民，真情实意的为民办事，而不是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面对小规模的生产经营与管理收入不高，老百姓不愿意干的问题。应该鼓励农民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效率，增加对农民生产的补助，走集约化机械化道路。一些梯田面积狭小，不宜耕种，实行小田改大田。另一些土壤肥力不够，多施农家肥，改善土壤，已达到增产增收。面对高产低收入的问题理应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继续实行免农业税，减少农民负担，各级政府要员增加对农民的关心与关爱，让农民吃得好，住的安心，生活的更美好。
结语：通过走访与调查，作为大学生的我们真正体会到了农民的困难，农民的生活状况与农民的愿望心声，更坚定了我们勤学奋进，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决心。此次实践虽然简单而短暂，但收获颇多，感受颇深。回忆起来，真的让人感伤流泪，当今农民生活艰苦，环境恶劣。湖南省的经济发展还算过得去，农民的状况尚且如此，西北地区或者那些偏远山区的农民的遭遇可想而知了。作为学子，我们现在无力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杜绝农村空心化的出现，但是我们如果现在做好我们该做的每一件事，金浩应尽的义务，那么我们也在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也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出力。
推荐第4篇：空心化农村如何养活中国
空心化农村如何“养活中国” 农村人口老龄化、农业劳动者素质下降，对农业的发展来说，都可能是致命问题 有一组以“缺席者”为主题的照片，发人深省：田间水渠边，老人独坐，旁边是两张空椅子，留给在外打工的两个儿子;农家小院中，老两口带着孙子，全家十余口人出外打工或上学，留下一地空板凳„„
照片反映的劳动力流失后农村空心化现象，近日为15名两院院士所关注。他们指出，若不从战略上研究并解决新生代农民弃农的问题，人口大国将面临无人种地的局面。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也忧心忡忡：青壮年劳力、有文化的劳力都进城打工了，将来谁来种地?
这不是20年前“谁来养活中国”问题的升级版，而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的过程中必然发生、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去年，我国的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而据统计，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也下降到38.1%。“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局面早已不复存在。
应该说，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是大部分国家都会经历的过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不例外，这对于社会结构的调整、产业的发展不无裨益。从另一方面看，农民“洗脚进城”也是用脚投票，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过程可能倒逼出农业的转型升级。以日本为例，1955年到1975年间，农业人口减少近一半，然而农业组织化程度、生产率等，也都在这一阶段取得长足进步。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农业又何尝不是如此?
然而，空心化农村的照片隐藏着很大的挑战。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全国农业从业人员中50岁以上的占32.5%。而据媒体报道，中西部一些地区80%的农民都是50—70岁的老人。更有院士指出，我国农业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竟高达95%。
农村劳动力的短缺，是一种结构性失衡。农业人口老龄化、农业劳动者素质下降，对农业发展来说，都可能是致命问题。而这，不仅关乎农民、农村、农业的发展，更关乎国家的经济稳定、长治久安。
在一些地方，农民与农业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虽然大学生村官越来越多，然而在调查中，20岁以下的农民工中高达61%的人愿意留在城市。而同时，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撂荒的耕地近3000万亩。没有人，农业发展不起来，进而造成劳动力和人才进一步流失，几成怪圈。
打破怪圈，同样需要双向着力。一方面，需要遏制农村劳动力结构失衡的趋势，提高农民收入、加强相关培训，同时更多引入社会化力量，以“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走出农村人才荒;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提高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水平，用政策杠杆、税收杠杆等，推动农村建设、农业发展。
“三农”问题，我们一向视之为根本。中央1号文件已连续九年锁定“三农”问题。“三农”领域既需面对积累下的老问题，也需解决时代化的新矛盾，任重道远。或许，农村劳动力问题正可成为一个支点，撬动“三农”问题解决，让田野更加充满生机。
推荐第5篇：探析农村空心化的对策
探析农村空心化的对策
张小新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力不断“外流”，农村常住人口逐渐减少，很多村庄出现了“人走房空”现象，并由人口空心化逐渐演化为人口、土地、产业和基础设施整体空心化。农村空心化是对我国农村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的概括，它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缺乏吸引力，农村生活缺乏活力，村庄格局缺乏协调性，乡土文化缺乏延续性，及由此导致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资金非农化和土地非农化。开展“空心村”改造工作,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粮食安全的重大举措,是挖掘资源潜力,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建设现代化农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对“空心村”进行改造,符合国策,惠及百姓,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因此,解决“空心村”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同时入手,多管齐下。
一是产业兴旺，带动村民脱贫致富，是解决“空心村”的根本。党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二十字方针，而产业兴旺是解决“空心村”的根本。产业薄弱，一直是广大农村的“软肋”。实现产业兴旺首先要通过结构调整提升农业整体质量和 1 效益。结构调整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的重要手段，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要坚持因地制宜，突出主导产业、主导品种和区域特色。其次要积极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的有效途径。第三是要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深化农村改革、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重大举措，也是发展现代农业、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关键环节。要多渠道开展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工程，加快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一大批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
二是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转变农民思想观念,是解决“空心村”问题的前提。当前“空心村”改造难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民对宅基地的思想观念没有转变过来,不少人还认为宅基地是祖业,对“空心村”改造工作有抵触情绪。因此,在“空心村”改造初期,各地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要组织力量,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宣传栏等各种媒体和渠道加大对我国的土地国情、国策和《土地管理法》、《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村干部和群众的法律观念和节约土地资源的思想意识,逐步破除农民对宅基地的畸恋和宅基地私有、宅基地传后、宅基地是风水等传统观念,形成宅基地公有、一户一宅、
2 建新拆旧、按规划用地的共识,为“空心村”改造工作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同时,向群众宣传“空心村”改造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进而使广大群众做到思想上理解、工作上支持、行动上参与,推动“空心村”改造工作的顺利展开。
三是健全组织管理机构,加强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协调配合,是解决“空心村”问题的基础。“空心村”改造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的问题多且面很广,工作难度较大,往往需要进行跨部门调配资源和组织协调,各地要成立“空心村”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空心村”治理工作的领导,扎实推进“空心村”的治理进程。通过相关政府职能部门通力配合,群策群力,给“空心村”的治理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基础。
四是抓好村庄规划建设，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是解决“空心村”问题的关键。“空心村”形成的主要原因就是缺少村庄建设规划的引导和制约。因此,各级政府应充分认识这一点,将村庄规划的编制或完善工作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基础上请相关专家和学者研究各地农村发展方向和定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统筹安排城乡建设用地的总要求和控制增量、合理布局、集约用地、保护耕地的原则,合理修编村庄建设规划,使其成为引导村落内聚化发展的龙头。在规划修编中,应统筹考虑村道巷道、自来水、污水处理、雨污分流和禽畜分离等基础设施配套和教育、卫生、企业等用地的协调,做
3 到村庄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与小集镇建设相结合,与生态文明村建设相同步,力求实现村庄用地集约、功能完善、有利生产、便利生活。同时,规划应坚持适度前瞻,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一次规划,分步实施。根据村庄现有户数和人口,按照未来10年、20年不同规划期限,框住规划新村的外沿,部署村庄发展的内涵,留足村户发展的空间。
五是搞好试点、稳步推进,选择适宜的改造模式,是解决“空心村”问题的有效途径。“空心村”改造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各地政府应按照“先易后难,以点带面”的原则,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搞好先期试点,在试点成功运行的基础上总结经验,以点带面,然后在大范围内展开,成熟一个改造一个,改造一个见效一个。同时,由于各村的自然环境不同、地理位置各异、经济基础不一,应从各个村庄的实际情况出发,综合运用宏观的城乡关系、中观的村庄体系以及微观的村庄的内部环境,因村制宜,分类实施,采取不同的“空心村”改造模式。
六是妥善安置弱势群体,充分发挥村民的力量,是解决“空心村”问题的重要措施保障。“空心村”改造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地政府要始终把“以人为本”贯穿于改造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妥善安置弱势群体。在“空心村”改造工作中,应对因实施房屋迁建而涉及的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采取财政补助、民政扶助、信贷支持、集中建设帮扶中心等举措妥善予以安置,计划在前,行动在后,切实维护和保障他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农民
4 群众是“空心村”改造工程的主体,同时要把“空心村”改造当作一项“群众性”工程来抓,从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群众根本利益的角度出发,切实尊重群众的民主权利,注重启动村务公开等程序,充分发挥民主管理机制的作用,广泛吸纳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将修编村庄规划、打通主次干道、拆除违章建筑和收回超标准宅基地等重大问题,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讨论,以最大限度地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从而推动“空心村”治理工作的健康、有序开展。
地址：河源市和平县农村工作办公室 电话：18024880955 5
推荐第6篇：湖南永州农村住宅空心化调查
湖南永州农村住宅“空心化”调查 唐志军 王玉霞
“说村不是村，有院没有人。说地不是地，草有半人深”，就是“空心村”的真实写照。笔者在对湖南永州十几个村走访调查分析后发现，湖南永州的空心村具有其特点和形成的深层原因，深入剖析空心村的形成原因为提出直击要害的解决办法提供了依据。
笔者在湖南宁远县毛坪头村调查，了解到这个有300户村民的村庄从1995年以来新建农房达到了250间，而新建农房时对老屋进行改造或拆掉重建的却不到30％，村中目前废弃的老屋大约有70~80间，连同其间的路和公共活动区占地约80亩。土桥头村约有500户村民，从1995年以来共建了约400间新屋。由于该村靠山，故占用的良田或耕地数较之毛坪头村的少一些，但新屋同样大多数是环村往外扩张的，对于老屋的改造或重建亦不到30％，废弃老屋大约130间，占地约150亩。其他镇及临近县的村落也普遍存在“空心村”现象，而且“空心化”比例与前两个村的调查所得基本类似。笔者发现湖南永州的空心村现象有以下几个共同点：
第一，非县城郊区、非镇郊的村落存在“空心村”现象且比较严重，村庄越大，“空心化”程度越高，而且“空心化”有加速蔓延的趋势。
第二，县城郊区、镇郊的村落基本没有“空心村”现象存在。农业产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其“空心村”现象程度较低。村中交通越不便、排水排污越困难的村落其“空心化”程度越高。
第三，在建房选址上，由“风水”定位或向“交通沿线”靠拢，没有统一规划，村庄四周新房林立，内部宅基地大多空闲，造成大量的土地闲置、浪费。在新房建设上，突出地表现在空闲地单家独户建房。虽然房屋建筑面积仅有100多平方米，但前有道路，后有杂屋，侧有猪圈、厕所，四周还要留出空隙、通道。在部分乡村，一般人家连同房子占地面积都有200多平方米，有的甚至超过800平方米。
第四，政府对“空心村”现象的重视与否对于空心村的程度和防治至关重要，一些县或镇如果对“空心村”现象有了觉察并采取了治理措施，这些区域的“空心村”现象及程度就大为降低。
对于“空心村”现象产生的原因，已有学者提出了一些分析，如封建迷信思想严重，农民认为宅基地可以自由支配，公用设施缺乏，村镇规划不完善，审批制度不健全等等问题，而实际上，空心村的形成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农民在建造新屋时，会比较各种选择下的成本与收益，如果把房建在临近公路、交通便利、排水排污好、遮挡少（在农民眼里，视野开阔是风水好的一种条件）的农田里的收益大于改造旧房或把房建造在村中时，他们就会选择建在农田里，而置老屋废弃不理，当多数农民都这样选择时，也就造成了“空心村”的出现。决定农民选择的成本与收益的深层次原因是土地的收益太低，也就是占用土地建房的机会成本太低，而造成土地收益低的原因则来自以下约束：
首先，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是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户只有承包经营权，没有所有权，土地不能自由转让，也没有自由使用权。正是由于土地（耕地）的非自由转让，导致了土地的价值（价格）低廉。相对于农村土地而言，城郊或镇
郊的土地可转让机会更大，使用上的多样性程度更高，因而其价格远较农村土地价格高。在城郊或镇郊农民使用耕地建房而置旧屋废弃不用的机会成本较之偏远农村高，从而农民会选择拆掉旧宅并在旧宅基地上重建新房，而不是占用耕地建房，这也就解释了前面调查中的发现——城郊或镇郊农村中的“空心化”程度很低。因而，正是土地的非自由转让和使用上的受限导致了土地价格的低下，进而使得占用耕地而非改造老旧房屋的机会成本大为降低，“空心村”得以出现。
其次，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使得农村土地价值贬损。我国现有的城市制度与农村制度是分割的，主要体现于“户口”制度和各种社保制度上。进城农民工虽然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却不能享受“户口”带来的种种便利和保障。年轻的农民工能在城市立足，农村的土地对于他们来说就不再那么重要，但现行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并不能给他们安身立命的保护或保障，他们无法成为永久的城市市民。同时由于他们不能享有土地自由转让所带来的收益，获得货币以在城市进行投资或购置住宅，所以他们只能返乡购置或新建房屋。返乡建房时，他们宁愿把房建在交通便利、环境相对较好、排污排水方便靠近公路的耕地上，以求便利、炫耀、阔气和“好风水”，而不愿对村中的旧宅进行改建。
再次，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导致农地产出低、经营农业收入少，也使得占用耕地建房的成本低下，导致“空心村”的蔓延。这就是说，一个地区如果农业产业化程度较高，经营农地和农业的收益高，那么该地区农村“空心化”程度相应就会较低，而这与调查结果是相一致的。
“农村工作两台戏，计划生育宅基地”，在农村走访，村干部说的最多的就是这句话，这不仅反映了农村干部的工作已从原来的“征粮讨账管绝育”转变到了管理宅基地上，更说明了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的难度。如何让“空心村”实起
来，保护现有耕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已成为整治空心村的新课题。对“空心村”进行全面整治，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社会工程，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改革目前的土地流转制度和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从根本上扭转土地价值被人为抑制，减少土地流转中的“寻租腐败”和价值消散，还原土地的真实价值，使土地价格真正反映建房占用地的真实成本。利用市场机制，加强对农业的产业化引导和改造。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农村交通不便、排污排水困难、卫生环境差的状况。减少“风水”等思想在住宅建设中的影响，同时加大对土地保护的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加强审批，严格执法，制止农村违法建筑。因地制宜开发改造旧宅基地。对经济基础较好的村，可实行整村改造，将村庄圈定在一定范围内，按照统一设计、统一规划、统一施工、统一标准的原则，建设农村住宅楼，使农民居住方式逐步由庭院式向多层公寓式楼房发展。对于经济欠发达的村庄或自然村可以实行规模搬迁、小庄向大村集中，并鼓励村民在建房时或修建学校、老年活动室等公益事业，利用村内的旧宅基地，逐步把旧村变新村。实行有偿使用。在不违背《宪法》、《土地法》和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按照每户只能有一处标准住宅的原则，对宅基地实行“有偿使用，按宅收费，以质论价，多占多交”。然后再以补偿金的形式返还给农户，让少占的得到补偿，多占的出钱，利用经济手段进行调节，以遏制农村宅基地不断扩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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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示例]
1.留守农村谋发展要有道路自信 2.让乡愁有物可依 [开头示例]
近年来，大量的的农村青壮年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打工，直接导致“空心村”现象日益严重。“农村空心化”直接导致了农村“三留人口”比例过大、务农农民年龄偏大素质偏低、耕地抛荒、宅基地废弃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仅仅从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角度看，该问题亟待得到解决。
[结尾示例]
农村稳，则全国稳;农业兴，则发展快;农民富，则全民富。农村的“空心化”和“农民荒”问题需要国家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相信在国家的重视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在八方人民的努力下，农村的未来一定会更美好。
推荐第8篇：关于当前农村空心化的思考
关于当前“农民荒”和农村“空心化”的几点思考
--“百村调研”实践活动山西省永和县赵家沟村归来有感
2013年6月12日-18日，笔者参加了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百村调研”实践活动，在国家级贫困县、山西临汾市永和县的坡头乡的赵家沟村驻村5天，和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分别入户或到田间地头与农户交流，累积交流农户20余户，与30余位县、乡、村的基层干部，以及10余位乡小学教师也进行了多次深入的交流。在驻村生活和交流过程中，一方面充分感受到了近年来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农村近年来收入增长对“幸福感”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强烈感受到在当前农业发展、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需要予以高度重视。
一、山西永和县和赵家沟村发展现状
永和县地处吕梁山脉南端，黄河中游晋陕大峡谷东岸，临汾市西北边缘。东邻隰县，南连大宁县，北与石楼县接壤，西与陕西延川县一河之隔。全县人口6.4万，其中农业人口5.3万，辖2镇5乡，79个行政村，306个自然村。永和属十年九旱，属雨养农业县。全县土地可利用面积169.5万亩，人均占有26.25亩，现有耕地面积34.7万亩，人均5.37亩;基本农田11.8万亩，人均1.87亩，林地面积66.4万亩，其中乔木林31.39万亩，经济林35万亩。林木绿化率36.5%，森林覆盖率17.3%。目前红枣、核桃为主的经济林产业已成为该县的主导产业，2010年底，全县经济林面积达到35.5万亩，产量达到1700万公斤，经济林产值达到6500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54%。具有丰富的煤炭、煤层气等地下资源。
2010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4.6亿元，资产投资完成3.1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2.4亿元，财政收入完成2313万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89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1616元，分别为全国平均数的63%和31%。 赵家沟村是坡头乡呼家庄行政村中的一个自然村。呼家庄共有农户146户，人口523人，耕地总面积7000多亩，其中包括退耕地1800亩。5200亩的种植土地上，沟坝地1600亩，其余是坡地。赵家沟村，现有村民65户，234口人，除去外出务工人员和读书人员外，在村常住约130人，其中低保户9户、五保户1户，耕地面积2500多亩，其中平地600亩，主导作物是玉米、核桃，核桃有1300多亩，3万多株，已发展养猪户8户。2010年全村人均收入2000元左右。即使山西永和县赵家沟这样偏僻较穷的山村，国家取消农业税、种粮直补、退耕还林、新农合医保、养老、危房改造等政策也得到了很好的执行。老乡们的生活虽然还比较困难，但是比前几年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村民们的生活幸福指数不低。
二、“农民荒”和“农村空心化”问题的现状
调研中，我们发现农村人口大量外流是当前“三农”问题的突出现象。赵家沟户籍人口数234口人，在村常住约130人，基本上就是老年人和儿童。经我们与河北、湖南、内蒙等其他省的“百村调研”的同志们交流，其所在的农村也都基本是这种状况。农村人口外流在给国民经济增长与发展带来收益的同时，也给农业农村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一)“农民荒”和“撂荒”问题前景不容乐观。
近几年，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下，“民工荒”的问题时而引起普遍关注，所谓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问题的讨论也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就在公众对“民工荒”问题寄予注意的同时，却将藏匿于“民工荒”背后的另一种“劳工荒”现象--“农民荒”给有意无意地忽视和屏蔽掉了。何谓“农民荒”，相对应制造业的“民工荒”来说，就是从事种植粮食等农业的合格劳动者(农民)的大幅减少。“撂荒”就是有耕地没有种，成为荒地，这是农业中的“开工不足”。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根本，事关社会稳定和粮食安全的大局。据报道，在全国农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劳务输出地区的农村，土地撂荒的面积并没有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不断加强而减少。相反，随着农业高成本、贫富差距拉大的种种现实，部分农民认为“种地不如打工”，使土地撂荒的面积有增无减。
在我们调研的赵家沟村目前的2500多亩耕地中，还很少有撂荒的现象，但是前景不容乐观，一是目前种玉米、核桃等的主要劳动力都是60岁左右的农民，纯朴的农民大叔大娘，出于对土地和耕种的自然感情依然坚守耕作，但是现在每人平均要经营20-30亩耕地，劳动力严重“超负荷运转”。二是种田辛苦而收入少。该村农民基本上早上5点起来下地，晚上8点回来，带着干粮和水，栉风沐雨，锄禾日当午，有的田地在5公里以外，有时候就要在地里过夜;据农户介绍，一年收获玉米约3万斤，销售收入3万元，种子化肥等成本投入1.3万元，如果计算上每天的劳动力成本70-80元，一年到头净收益率很低。三是目前农村已经出现种粮的农民不足，再过5-10年，这些老人无法劳作之时，种粮主产区的劳动力将后继无人，据调查了解，青壮劳力由于种地纯收入太低、种地条件太苦和不体面而不愿回村耕种，青年一代农民 “打工越来越成为农民收入增加和谋生的主要办法”、“城乡流动、迁移并定居城市日渐成为农民的最高理想”，即使他们在外务工遭遇困境返村，由于务农经验严重缺乏，也成不了合格的农民。四是在这些地区土地流转在制度上和实践上都还不成熟，加上种地的低利润率，社会资本进入正常闲置土地进行耕种的积极性并不高。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尽快解决，若干年之后，“农民荒”将不可收拾，农村已经存在的“撂荒”现象将会愈演愈烈，加上粮食生产的时令性，一次发生，影响一季，持续发生，恶性循环，将会严重威胁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农村义务教育面临“人去楼空”的严峻形势。
我们调研所在的坡头乡在上世纪年代全乡小学生最多时约有800位，2007年减少为200位左右，2009年开始减少为90位左右。现在全乡已经没有初中学校，原有的初中改成了中心小学，有教职工24位，现在中心小学只有68名学生，其他行政村还有四所小学，共有21名学生，平均每个小学5名学生。中小小学的1-6年级分别只有13位、9位、10位、11位、14位、11位小学生，3700平米的校园面积，正在新建的校舍总投入130万元，如果学生继续减少，国家对学校的教学、住宿等基础设施、教职工的经费财政投入将面临巨大的浪费，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将受到极大影响。原来乡里建设的行政村小学，有的已经只有几个学生，有的校园已经撤销而“人去楼空”，改作“养猪”、民房等其他用途。据调查了解，乡村小学学生数量减少的原因主要三方面，一是农村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的适龄儿童的减少，近年来该地农村大多一户家庭只生1-2个孩子，而上世纪大多4个孩子左右;二是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带走了适龄儿童;三是乡村学生到县城、城市等教育条件更好的地方上学。
此外，在我们的调研中，农村学校民办教师的“同工不同酬”问题比较突出，永和县中小学共有30名民工教师，占，其中坡头乡小学有一名，据校长介绍，民办教师在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上都很出色，但是工资待遇仅为“公办”教师的1/4左右，“公办”教师每月工资为2000-2600元，民办教师每月仅为670元左右;民办教师的处境让人心酸，每次年底公办教师发奖金的时候，校长都让民办教师不来上班，怕民办教师因为没有奖金而感觉不公平和难过。
(三)乡村政权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面临严重挑战。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党和国家的各项涉农政策在乡村的贯彻落实，服务群众生产生活，维护乡村生产生活秩序，都需要乡村基层干部具体实施。在永和县这样的农业县，伴随着农村青壮劳动力的普遍外出务工，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干部队伍建设面临严重挑战，我们所在的赵家沟村平时看不到青壮年村民，基本上年轻的夫妇都外出务工，留村的主要就是老人和儿童，村里的主要青壮劳力和主要干部就是村支书一人，村委会每年包括工作补贴在内的工作经费只有3万多元，他要服务包括赵家沟村在内的呼家庄行政村共146户、523口人，事无巨细，疲于应付。乡党委书记、乡长应同样面临这样的工作状况，在我们驻村的一周内，乡党委书记和乡长除与我们交流外，每天从在到晚都是处于上下奔波在全乡各处田间村头。近年来，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广大乡村干部团结和带领农民群众艰苦创业为推进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付出了辛勤劳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涌现出了一大批农村优秀干部的先进典型。但是，在乡村政权组织和干部队伍的政策水平、法制观念、科学素质、工作方法、党性修养还存在“短板”的情况下，更为严重和紧迫的问题是乡村干部队伍“人员短缺”、“后继无人”。
(四)农村传统文化和生活形态处于被消失的前夜。
目前，由于人口大量外流，留守的村民除过偶尔看电视和电影下乡外，赵家沟村的传统文化生活基本处于空白，传统的社戏、戏曲、民俗活动已经基本上“曲终人散”，赵家沟村的古戏台已经破败不堪、长满杂草。按照目前的趋势，再过10到20年，随着老人陆续过世、儿童外出求学，赵家沟村这样典型的黄土高原的生态村落，可能将面临“空巢”的境地，在赵家沟这样的村庄，农村的传统和文化生活形态将只能成为记忆中的往事。这样的情况在南方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同样触目惊心。据报道，在广州清远连州市文化广场旁，乘45分钟的公共汽车，再徒步40分钟的山路，穿过连绵山坳，便到了河背村。这是一个普通的粤北小山村。现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春节，也未能给它带来一丝生机--原本23户人家的村庄，如今搬迁得只剩下两户村民。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农耕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中华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与农耕文化和生活形态密不可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我们不能以“消灭”农村、消灭农耕文化作为代价，如果最终的结果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生活形态不复存在，“水泥森林”和“鸽笼生活”覆盖神州大地，那么我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代价就太大了。
三、“农民荒”和“农村空心化”的原因解析
经研究发现，“农民荒”和“农村空心化”现象正在我国内地部分农村上演并日显严重，这不仅将对“三农问题”的终结产生深刻影响，亦将给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及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等带来诸多变数，需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笔者认为，上述情况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关键的共同原因是当前城乡一体化中的农村向城市的单向输出，即在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下的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农业和农村投入产出率相对较低、相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相对较差，农村的人才、劳动力、资本、消费者(孩子上学、就医等)持续、单向的向城市流动，导致农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呈现资本和劳动力净流出的现象，这种情况在临近城市以外的农村较为明显，尤其是以种粮为主的农村。
进一步思考发现，农村劳动力和资本向城市的大量流动，并非是资源有效配置、要素重新分配的新形式，而是城市又一次对农村的“汲取”，只是“汲取”的不是“资源”，而主要是劳动力。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下，城市凭借着对农村的相对优势吸引着农村人口不断地流向城市，这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同时，却也给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迁与乡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过度外流”。我们到农村调查不难发现，全国各地乡村所聚集和留守的全是妇女、老人、小孩，青壮年劳动力在内地众多农村已近乎绝迹。
虽然农村农业向城市和工业的劳动力、资本流动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但是，纵观世界工业化国家，乡村“空心化”却不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必然结果。目前这些现象有的地方刚刚出现苗头，有的地方已经比较严重，需要尽快研究应对，以体现“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种单向度的城市化战略如若不改变，不只是中国农业现代化不可能实现，而且中国农业发展的后劲将彻底丧失，最终只能是农村、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愈演愈烈。
四、有关政策建议
(一)要高度重视解决“农民荒”和“撂荒”问题。
“农民荒”、“撂荒”，正困惑着打工者众多的农村地区。解决“农民荒”、“撂荒”问题刻不容缓。粮食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闪失。中央要求，18亿亩耕地的红线要坚守到2020年。必须节约每一寸土地，利用好每一寸土地。保住18亿亩耕地，最重要和实际的是要“保住耕种18亿亩地”，“有地必种”比“有地可种”更为重要。如果有地无人种，或者耕种程度不足，将是农业生产领域的“开工不足”，必然导致全国范围的粮食减产、粮价上涨和引发通货膨胀，并可能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国际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作为13亿人口大国，我国确保粮食安全不能寄托于国际市场，必须依靠国内基本自给，自给率应达到95%左右。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土地撂荒的问题，必须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关键在于调节粮食生产的“利润率”这个支点，从降低投入与提高收益的角度调节“撂荒”行为。
建议一，完善和调整城市化战略和模式，真正体现工业反哺农业，真正的统筹城乡发展，“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落实和体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的要求。
建议二，价格和补贴，重点是价格。目前我国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依然偏低，这直接导致种粮相比其他行业的利润率低，需要逐步提高粮食等农产品价格，这是促进农业生产的一个根本性措施。粮食价格提高了，农民才能根本上有种粮的积极性。调研中也发现，种粮农民近年来最大的收入增长是得益于粮食价格的上涨。建议逐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将稳步提高粮食市场价格作为粮食价格调控的指导思路。种粮的财政补贴，由于政策执行成本、存在的“骗补”现象、对市场价格的扭曲效应等问题，只能作为辅助手段。
建议三，完善农产品补贴政策。一是继续完善鼓励农业生产的种粮补贴政策。自2004年我国实行粮食直补政策以来,以计税耕地面积发放补贴资金的方式一直面临质疑，时有村民在网络论坛反映补贴没有和实际耕种挂钩，媒体报道也是有报道“骗补现象”，这是补贴政策执行难留下的政策漏洞空间。二是建议财政补贴的侧重点从“补耕地”改为“补餐桌”。在将针对种粮补贴政策作为鼓励农业生产辅助手段的同时，侧重研究对于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城乡中低收入群众的影响，予以财政补贴。把补贴给农产品的终端消费者，由于城市中的政策管理技术手段相对较好，政策的漏洞小，同时这种补贴对粮食价格市场信息的扭曲效应小，有利于农业企业、农户等各方面的种植行为决策，有利于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
建议四，研究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流转制度。农村撂荒土地流转的方式有转包、转租、互换、入股等多种。推广一些地方建立的土地入股、“反租倒包”等土地流转做法，发挥市场配置土地的作用，使土地合理流转，规模经营。可以成立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等中介组织，或由村委会收集农民土地流转意向信息、将规划范围内的农民承包地“反租”过来，平整后将连片土地公开招租给经营户或社会企业，从事集约化经营。在确保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的情况下，农民既可以获得土地经验权流转收益，又可以外出务工或者就地务工。 建议五，研究国有资本进入规模化农业生产领域。在当前粮食价格还不能较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对于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撂荒土地的区域，农户和社会资本进入的积极性不高，需要国有资本弥补“市场失灵”，建议成立省级国有粮食种植企业，按照县域组织粮食生产，确保在“有地可种”前提下的“有地必种”。同时，在企业大规模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情况下，要确保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事关全局。“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李昌平均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土地流转要稳定联产承包制，要学习日韩的成功经验，要避免重蹈农民失地导致社会动荡、经济衰退的“菲律宾模式”。
建议六，发展现代农业，应对“农民荒”。农业人口日渐减少、传统农业文明日渐衰落是社会发展趋势。现代农业不仅是我国农业的最终出路，也是农业人口日渐减少、传统农业文明日渐衰落的需要。由于传统农业在资源配置上已经达到了极限，改造传统农业最好的办法是引进现代技术。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同志在谈“四个现代化”思想时就提到了农业现代化问题。现在，虽然农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离农业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尚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当前，需要继续加大力度推广现代农业技术，鼓励规模化农业生产、完善农村金融信贷政策、完善农机具补贴政策、加强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交通和气象等设施、完善农村物流条件，稳定化肥、种子等农资价格，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助于应对农业人口后继无人的困境。
(二)统筹城乡义务教育是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的必由之路。
由于农村适龄儿童的大幅减少，并且趋势更为明显，农村义务教育的出路需要随着“服务对象”的转移而转移，根本的解决之道是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进一步扩大县城、大中城市的基础教育学校规模，平等的对城市户籍和流动适龄儿童提供义务教育。加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和校舍建设的前瞻性，摸清情况，提早应对，对于一些尚未投入农村校舍建设的县域要集中力量办好县乡中心校，暂缓建设新的村小学，加大中小学生的住宿补贴和伙食补贴政策力度。
(三)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需要新思路。
上层建筑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政权组织建设是受干部队伍影响的。乡村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一是要继续提高干部队伍的政策水平、科技文化素质、转变思维方式、改善管理方法和工作方法、加强党性修养;二是要继续加大对农村基层组织的财政转移支付，保障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对于条件艰苦地区的乡村组织要加大补贴，以吸引合格人才从事乡村干部工作;三是要把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放在解决农村“空心化”、城市反哺农村的大框架下考虑进行。
(四)适当集中:拯救农村传统文化和生活形态。
对于山西永和县这样的农业大县，外出务工人员比例大，农村的凋敝是短期内难以避免的，建议在集中建设县城的基础上，加大对地理位置分散的农村整合力度、推进坡地梯田退耕还林、完善农田流转和转租服务，将人口大幅减少的农村适当集中，规模化的提高基础公共服务水平、保留和恢复农村传统文化和生活形态。建筑群落格局的改变必然改变生活形态，生活形态的改变必然改变文化习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消灭农村”。在这个进程中，要避免“消灭农村”、单纯以城镇化替代农村、以单元楼替代村庄。
五、结语
中国是农业大国，更是人口大国，农村发展、农业稳定、农民幸福，则国运盛、民心稳、社会和谐。当前，新时期“三农”问题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对其存在的问题依然要保持密切关注，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农民向产业劳动者转移，在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素质、改善生活水平和促进自我发展的同时，却因单向度的城市化政策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过度外流，加上资本等外流，而使农村“空心化”，农村生产日渐萎靡、农村社会逐渐凋敝，“农民荒”应然而生。一个人口大国、一个农业大国出现了“农民荒”和“农村空心化”,这是一个重大的国情变化。
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重视城市化进程中“三农”问题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改变城市化化中的单向流动、从根本上遏制农村“空心化”、“农民荒”和“撂荒”等现象的进一步蔓延与恶化，为经济社会的平稳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推荐第9篇：产业空心化
1概念
所谓“产业空心化”，是指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物质生产和资本，大量地迅速地转移到国外，使物质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造成国内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 在一些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城市，产业结构在一定发展阶段会出现的一种趋势：非物质生产的服务性产业部分的比重远远超过物质生产部分的比重而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
产业空心化即
物质生产——非物质生产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所谓“产业空心化”，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发展高技术工业的同时，吧劳动成本高、资源消耗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的传统工业或“夕阳工业”转移到发展国家，使本国的纺织、钢铁、造船、煤炭等基础性工业日益衰落，使高技术工业发展处于“悬空”状态，使整个工业发展处于“空心”状态，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对外依赖性加深，造成国内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国内投资不断萎缩，就业机会不断减少。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幅下降，第三产业比重迅速上升，超过了第二产业，以至大于
一、二产业之和。有人认为第三产业比重超过 60%，即是产业空心化。物质产品、特别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明显减少，进口逐渐增加并超过出口，以致出现国内物质需求依赖外部进口的供求结构，造成贸易收支（主要是工业品贸易收支）恶化甚至转向逆差。同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可能因为缺乏工业生产的支撑而停滞不前，长期来看，社会的经济基础也将会受到削弱。 产业空心化的几层含义
1、产业空心化从根本上讲是生产要素的空心化，其根源在于生产要素的比较劣势，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资源等。
2、随着空心化程度的加深，将逐渐波及同类产业乃至上下游产业，最终导致整个产业结构的失衡。
3、第三，产业空心化属于市场失灵。产业空心化是资源全球化配置效率提升与一国产业安全之间冲突的集中体现，是一种“新型的市场失灵”。随着竞争加剧，成本压力增加，企业出于自身成本～收益的考量，会选择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当资源跨国配置的收益增加足以弥补本国要素成本的提升，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要素转移（如资本外流、技术引进等）。
产业空心化的实质与影响
如果按三次产业的划分，世界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趋势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第三产业的发展逐步超过第
一、二产业，最终形成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这种演变趋势是合乎规律的。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出现了产业的“空心化”现象。
出现产业空心化的原因主要是：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城市，由于追求完善的经济服务，使得大部分物质生产部门都转移到了欠发达的国家和城市。
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幅下降，第三产业比重迅速上升，超过了第二产业，以至大于
一、二产业之和。有人认为第三产业比重超过 60%，即是产业空心化；
物质产品、特别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明显减少，进口逐渐增加并超过出口，以致出现国内物质需求依赖外部进口的供求结构，造成贸易收支（主要是工业品贸易收支）恶化甚至转向逆差。美国在这方面是很典型的。
产业结构软化不同与产业空心化
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这是产业结构软化问题，产业结构软化不能与产业空心化混同起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无论第
一、二产业的比重怎样下降，只要它是建立在科技和生产力高度发展、三大产业间形成良性循环关系这样的基础上，就不能说是产业空心化。
因为在这个前提下比例关系的变化并没有破坏一国生产的供给能力与需求力的平衡。相反，这种结构演进纯粹是一种进步，它标志着从工业社会转入“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是社会进步和新技术革命的必然结果。而产业空心化的实质在于它破坏了上述比例关系，造成供给力与需求力的不平衡，进而表现为国内需求日益依赖国外进口和贸易逆差加剧。
2三大产业
第一产业：是传统产业经济理论中对产业划分中的一个种类，指以利用自然力为主，生产不必经过深度加工就可消费的产品或工业原料的部门。 具体来说第一产业是指通过人类劳动直接从自然界取得产品的部门。我国规定专指农、林、牧、渔业。
第二产业：是对初级产品进行再加工的部门。具体来说是指对第一产业和本产业提供的产品(原料)进行加工的部门,我国规定专指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第二产业的的重要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二产业的地位普遍上升，一般占就业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的30％以上。第二产业迅速发展主要是：
（一）满足经济现代化装备的需要
（二）一些工业品取代农牧产品（如合成纤维）
（三）生活水平的提高扩大对工业品的需要
（四）发达国家比值下降，但绝对量却不断增加，利用其资金与技术优势，转到国外设厂等。
第二产业中重化工业进展迅猛，在发达国家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占工业的70％左右）。80年代以来，重化工业比值有所萎缩，轻纺工业发展较快（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轻重比值大致为1∶2。
发达国家的工业日益向知识技术密集型工业发展，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发达国家以发展资源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工业为主，把劳动密集型工业转移到工资低廉的发展中国家。70年代以来进一步调整产业部门结构，尖端技术工业猛增，比重上升，而资源密集型工业再一次向外转移。目前发展中国家多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次为资源密集型，而新兴的工业化地区，已开始向技术密集型工业转移。总之这已成为世界工业发展的总趋势。
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又称第三次产业，指不生产物质产品的行业，即服务业。具体来说是指对消费者提供最终服务和对生产者（包括三个产业的生产者）提供中间服务的部门。指除第
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三产业的界定：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报告上对中国三次产业划分的意见，中国第三产业包括流通和服务两大部门，具体分为四个层次：
一是流通部门：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
二是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金融业、保险业、地质普查业、房地产管理业、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旅游业、信息咨询服务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
三是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教育、文化、广播、电视、科学研究、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
四是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警察、军队等，但在国内不计入第三产业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由此可见，这种第三产业基本是一种服务性产业。
第三产业的意义
当前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意义，主要是：1．有利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提高国民经济素质和综合国力。3．有利于扩大就业，缓解中国就业压力。4．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小康。
第三产业与第
一、二产业的关系
(1)第
一、二产业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第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加强第一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只有第一产业发展了，才能为第
二、三产业提供重要原材料和广阔的市场。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差不多都拥有发达的农业。
（2）第三产业对第
一、二产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第三产业的加快发展是生产力提高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化经济的一个必要特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增强农业生产的后劲，促进工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优化生产结构，促进市场充分发育，缓解就业压力，从而促进整个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3） 正确处理好三大产业的关系，既有利于经济的协调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并不是说先把第三产业发展起来以后再发展第
一、二产业，更不是通过削弱第
一、二产业来发展第三产业，而应从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中来认识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性。
3举例
美国：美国现在所经历的转变，不是从“工业化社会”过渡到“服务性经济”，而只是过渡到另一种工业社会。事实上，一度被视为“夕阳工业”的美国制造业，近几年又出现了新的生机，成为美国有革新精神的部门。正是制造业的复苏，有助于美国避免陷入严重的衰退。
制造业的萎缩，意味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削弱。制造业职工人数的下降，这本身不是坏事，它可能反映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这只是问题的积极一面，同时还有消极的一面。即制造业的萎缩，意味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削弱。而失去了工业基础，不可能有一个繁荣的服务性社会，也不可能有技术进步。因为技术进步，大多数是在高度发达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而不单是在实验室中就能产生的。美国近二三十年来服务业的大发展，正是在这一时期以前和这一时期间工农业大发展的前提下才成为可能。如果制造业长期萎缩下去，“空心”下去，服务业的兴旺局面也许可维持一段时间，但终究要垮下去。
英国：19世纪中期，英国曾经依靠其“世界工厂”的地位，使其经济发展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同时也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但随后，英国工业资本大举对海外投资，20世纪初，英国海外投资一度超过国内投资的规模，致使英国国内工业生产，从 19世纪末期开始下降，技术进步速度明显放慢，最后被美国和德国超过，从“世界工厂”跌落为工业品进口国。从此以后的半个世纪内，虽然还保持了金融方面的领先地位，但以后也被纽约所取代，随后又被东京超过。美国今天正在重蹈英国的覆辙。如果制造业一直下降，金融服务业中心有一天将转移到日本。实际上，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美国现在已经赶不上日本。
美国的财富和实力，只有靠组织和控制物质生产，才能得以维持。制造业大量向外转移，不是取胜的长远战略。因为这样虽可降低一些成本，却不可能解决国内生产效率问题，而且将使美国厂家无法控制其所不能生产的产品。可行的战略是振兴制造业，将发达技术与熟练工人、富有创新的管理结合起来，用调整生产结构、采用高新技术、更新设备等，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效率，形成高工资、高生产率的经济。
当然，从目前来看，美国产业的“空心化”，还没有改变美国的整个工业面貌，其制造业仍有着比较雄厚的基础，在科学技术和某些工业领域，美仍居于领先地位。这说明产业空心化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它必须经过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过程。日本现在已经在走向产业空心化，其表现是资本大量外流，一些非生产性服务业膨胀，国内物质生产和投资不振，只是尚未达到严重的程度。
中国：中国的产业空心化
中国现在已进入产业结构加速转换期，第三产业需要作为重点产业之一加快发展速度。特别是长期成为国民经济“瓶颈”的交通通讯业，新兴的金融、保险、房地产、信息咨询业以及教育科技事业，需要大力发展，使第三产业的比重有一个明显的提高，较快地解决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过分低于国民经济需求的结构比例，更好地保证第一产业的稳步发展、第二产业总量的扩大和素质的提高。但在90年代，第二产业在产业总体结构中还将保持其主导地位。
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和总体水平差异很大，发展第三产业以及
一、
二、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还须因地制宜：
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可按
三、
二、一顺序来进行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
开发成长区，一般应按
二、
三、一顺序来调整
落后地区，也需要积极发展以交通运输为主的第三产业，但不应过急地要求根本改变
一、
二、三的结构格局
在经济上，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的发达地区，一般还有一个再工业化的问题，大片待开发地区正等待开发。传统产业，还需要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基础工业和基础产业。
典型国家的产业空心化现象
（一）、美国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汽车和电动机械等重要的制造业部门由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形成而纷纷将其生产据点转向西欧,使得美国国内制造业部门出现了严重的投资不足,竞争力急剧下降,就业也迅速减少,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与就业中的比重日趋下降,并由此引发美国的对外贸易收支状况恶化、结构性失业严重、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等问题。
（二）日本
日本制造业空心化的形成经历了大致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70年代到1985年的广场协议。随着日元升值，出口产业失去了竞争力。日本为了确保已有的出口市场而开始向海外扩张，最初是纤维和杂货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为了寻求低工资而向亚洲转移，接着向电机、化学和机械产业领域蔓延，转出区域也从亚洲地区向欧洲和北美扩展。第二阶段是广场协议后到90年代前半叶。随着日元的新一轮升值，为了建立出口据点，日本企业开始了新一波的海外转移。此次转移以电机电子、机械为主要领域。在母公司的要求下，系列子公司开始向海外转移，与第一阶段相比，空心化以电机产业为中心迅速扩大，但是产业主力部门仍然保留在日本本土。第三阶段是90年代后半期至今。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各国技术水平快速提高的过程中，包括主力部门在内的日本企业开始向海外转移，返销日本的进口也在急速增加。这段时间，日本国内失业率上升，贸易顺差规模急剧减小。
（三）中国
中国当前的产业空心化发端于技术要素的空心化，而这种技术空心化，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国内产业调整与国际经济秩序之间互动造成的结果。表现在：
1、中国正处于由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导逐渐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升级换代的进程。低技术产业、中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同时发展，许多高新产业从 无到有，原本就缺乏相应的技术，这是一种绝对的技术真空状态。尤其是制造企业，在发展形态上大多还处于“橄榄型”阶段，企业发展仍沿着技术开发～生产～市场营销的结构无限膨胀，并将核心放在生产上。
2.1992年以来，跨国公司着眼于自身战略调整的需要，开始持续地向中国转移其制造业。但与传统投资方式不同的是，跨国公司日益采取国际一体化的战略，往往只将部分低效益、低附加值的产业环节转移到我国，而在本国集中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环节，旨在维护其在世界产业链的“中心”地位，实现对我国产业的控制。
3、，现有地方与中央利益的博弈机制,也大大分解了买方的谈判实力。各地为了争相上项目、引进外资，过于注重短期的盈利目标，而在获取外方核心技术方面缺乏应有的动力和动机。可以说，以地方政府利益为背景的过度竞争，也进一步加剧了我国产业引进外资过程中的技术空心化。
对策 针对产业空心化现象，政府和企业应该加快结构优化升级和产业转移的步伐，坚实产业结构。在这个过程中还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尽快出台相关政策,避免造成产业空心化。应尽快出台有利于产业国内转移的政策并创造有利于国内产业转移的环境,诸如,在中西部以及东部一些不太发达的地区建立相关的配套实施,并给予税收、信贷方面的优惠,充分发挥劳动力成本和资源优势,吸引外资企业投资并为国内产业转移提供良好的条件,以实现国内地区间的产业转移,而不是其他国家转移。
（二）、加快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进度,促进三大产业协调发展。要求我们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避免盲目的跨越式发展,即在追求第三产业比例提高的同时不要忽视传统产业的发展,保持三大产业合理的比例以达到良性的循环。
（三）、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断提升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在第二产业中比重非常大,是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部门,是科技创新的物质载体。,我们要不断加快制造业的升级,增强创新能力,注重人才培养,走低污染、低消耗、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主体作用,提升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促进三大产业协调发展,来提高我国整体的经济实力。 4其他
教育空心化，某区域内，工业与民间资本
个人
推荐第10篇：农村“空心化”形成原因及其对策探讨
农村“空心化”形成原因及其对策探讨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非农化的推进，农村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在当时的二元社会体制下，空心村的产生有了可能。在经济，自然，社会文化以及制度与管理等因素的影响下，农村“空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范围越来越广，对农村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将针对我国农村“空心化”这一现象，分析其形成原因及其对我国农村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一些解决对策。
关键词：农村“空心化”；形成原因；影响；对策
1 引言
空心村是在我国特有的城镇化过程中发生的，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在村庄的物质形态中的表现。对于农村“空心化”，国内外学术界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明确的定义。程连生、冯文勇等,把相对成新原则、功能转换原则、绝对抛弃原则、人口锐减原则作为界定空心化聚落的4个条件集,将空心化聚落定义为“居住在农村的住户,在空间欲望驱使下逐渐向周边新扩带迁居,导致原聚落成新度下降、非居住房屋增加、废墟面积扩大、人口密度锐减,并与新扩带形成强烈反差的一种聚落形态。由原来成新度相对均质的聚落,发展为新旧二元结构的空心化聚落的过程”。这一概念完整而准确地概括了农村空心化的特征。
经济意义上的“空心村”和地理意义上的“空心村”相互交织的“空心化”的出现制约了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大批农民工的进城, 而且都是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青壮年劳力, 剩下的则基本都是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 这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空心”;而受前者的影响，地理意义上的“空心村”出现，它具有以下特点：随着距离村庄地理空间距离的加大，农庄的质量水平呈现递增状态，村庄的人均占地呈现递减状态，村庄的人口密度呈现递减状态，家庭规模向小型化转变。
本文将以空心村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形成机制，以及对我国农村发展的影响，并基于此，提出一些解决对策。
2农村“空心化”现状及其形成原因分析
2.1当前的现状
统计发现，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43%的土地上集中了全国约90%的村庄和耕地。农村“空心化”与新房扩建占地相伴而生，造成了大量耕地被占用及土地资源的闲置浪费，成为城市化和城乡土地利用配置和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障碍。据了解,“空心村”的空心,少在0.0671
hm2左右,多在0.200 hm2以上,一个中等乡镇约有300来个自然村,平均一个自然村以0.133 hm2计算,一个乡镇就有40 hm2以上的土地被废弃。调查显示，山东临朐县2001 年出现了80多个“空心村”, 河北石家庄在2002 年6 月前有201个“空心村” ,到2003 年5 月,河南省临颍县326个行政村已有三分之一形成“空心村”。
随着人们对住房要求的提高，人们的住房投资比重增大。农户逐渐向周边地带如耕地上迁居，一旦有一户人在耕地上建房，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这种占地具有放大效应。原来的大量耕地遭到破坏，人地矛盾加剧。
2.2空心村形成的原因
2.2.1 农村经济的发展
随着农民工进城务工，农业的发展，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农民的经济经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大量条件好的农户已经具有了更新其住宅的能力。城市吸引了许多农民进城来工作，却无法给予他们更多的生活保障，进城的农民无力在城市购买住房，只能在农村置地建房。
农村“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的快速变迁, 加剧了分家立户及其建房高潮的到来。原有旧住宅环境较差、面积偏小等固有缺陷, 促使农户住房投资区位的明显改变[ , 从而使旧宅基地的废弃或闲置成为可能。而交通线的一侧或两侧，土地利用空间更为广阔的村外成为建新宅的首选。
2.2.2农民对住宅的要求更高
旧有的聚落形态特征是住宅建设布局无序,宅基地缺乏统一规划,邻里间隔小,房屋采光、通风效果差,且每户的住宅面积也很小,加上道路狭窄,排水排污能力差等多种因素互相交织,使人们在选择宅基地时不会对旧宅基地产生偏好。而迁居地的自然条件如地势，地貌，河流等人居环境更为理想，住宅用地的扩展空间大，农户建房的随意性和自主性更强，这样新宅会更宽敞，舒适。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民对住房环境、条件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废弃旧宅基地建新居成为可能。
2.2.3农户主体观念狭隘
受传统消费观念的支配,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对建房的需求越来越大,建房欲望的扩张必然导致村子向外围扩张。同时中国人又极富虚荣、攀比之心。因而大家都想往村子外围和马路边上建房,用房子来挣面子。这种攀比、虚荣之心也促使农民向外围建房。最后,中国农民建房选址受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特别重。很多人选址不是按照村里规划来,而
是请“风水先生”看风水,抢龙头宝地。而已建新宅的区位又潜在的影响了农户对宅基地的选
择。一些素质较低的农民珍惜土地和法律观念淡薄，于是大批农户相继搬到村外，宅基地占地面积迅速扩展。
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已经不能给农民带来高收益，新宅建成后，许多农民依然选择外出务工，形成产业空心化——人口空心化——居住空间空心化——产业空心化的恶性循环。
2.2.4制度不完善，规划管理滞后
根据《土地管理法》“一户只能拥有一块宅基地”的规定, 农户新批宅基地必须用旧宅基地来置换, 房产归房主所有, 限期在一定时期内拆除旧房。但是了解并遵守这些规定的农民并不多，并且没有严格的相应惩罚措施。我国目前比较成体系的土地使用制度只适用于国有土地，对农村的使用制度至今无实际可行的法律法规。宅基地的无偿无期使用是农民滋生超标抢占宅基地的根本原因所在。宅基地管理，耕地保护的正常实施所依靠的村镇土地利用规划，建设发展规划也普遍缺失，或是科学性，可操作性不强。
3.农村“空心化”的影响
3.1 土地资源严重浪费
我国耕地资源人均数量少,而且质量不高。村落空心化是与居住用地的扩展相伴而生的,这就造成了土地资源的双重浪费。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1.59亩,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3.75亩的0.43 ,我国人口却以每年1500万的速度猛增,同时又存在着土地荒漠化、土壤退化、地力下降、农业环境污染、土地后备资源不足等等严重的生态问题。
由于空心村是一种核心和边缘的空间分异现象，空宅地，废弃地大多位于村中央，这对以后的村庄改造以及退耕还田造成一定的困难。
3.2 稳定的人居关系遭到破坏
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聚落较为稳定和协调。住宅空心化不仅会影响和改变着农户间睦邻友好的关系和农村的干群关系，而且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旧宅更显区位差，内部出现萧条景象，交通更加不便。旧村的养老问题，改造问题，以及贫困农户的生产生活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农村的不安定性因素增多。随着住宅用地的扩张，势必加剧农村人地矛盾。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关键,社会现代化的难点在农村,农民富裕、农村振兴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空心村”继续蔓延将导致农村居住环境持续恶化,随着土地资源的日益紧张,势必造成这些闲置土地升值,由此引发家族内或家族间的矛盾,既不利于农村的繁荣,又威胁到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3.3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
住房投资比重大,生产性投资不足, 影响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许多农民把所有积蓄都
投到房子上了, 导致整体生活质量低。同时, 用于住房的投资多了, 用于其他生产性投资的资金自然就少了, 这影响到农村扩大再生产能力, 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无法带来农村经济真正的繁荣。
随着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空心村”,人才短缺、资金流失、土地抛荒、组织涣散等问题趋于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稳定。
社会现代化必须是人的现代化，新农村建设也必须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新”农民。随着大量素质较高的农民外出务工，目前农民的素质与“新”相去甚远，这不能不说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远忧。
4.农村“空心化”的解决对策
4.1对空心村进行改造
农村“空心化”问题与国家粮食安全，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扎实推进我国空心化村庄整治势在必行。
顺应村庄演变规律，坚持可持续发展空心村，改善村内的卫生条件和空气质量，交通条件，优化村内居住环境。在旧村建一些娱乐设施，公共设施，作为村民休闲娱乐的场所，因地制宜最大程度的利用现有宅基地。
鉴于空心村改造过程中资金严重缺乏的问题，借鉴城市经营理念进行“村庄经营”，即对村庄资源的使用权，经营权等权益进行市场化运作，为“空心化”改造筹措资金。
4.2制定和落实相关的法律法规
2004 年国土资源部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 对如何促进农村土地集约利用, 提出了一些可操作、实用的措施;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也对宅基地的集约利用提出了要求, 宅基地的集约利用受到极大的关注, 要实现村庄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 “空心村”改造势在必行。
制定10年发展规划目标,实施目标管理考核和跟踪制度。修订完善的农村宅基地管理规章制度,在政策法规方面为解决多占、超占、强占宅基地问题提供可操作的政策法规依据。减少农民对宅基地需要的压力,以“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拆迁、统一建设”为主要手段,通过行政、法律、经济途径管理农村建房,开展宅基地整理,向旧村要地。促使宅基地使用有偿有限化，同时培育宅基地转让市场，针对新占宅基地实行征税，提高土地使用的边际成本。
4.3大力促进农村城镇化和集镇城市化,统筹城乡就业
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允许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城市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同时让大量的农民同时进入城市，城市无法承担如此巨大的压力。
因此,统筹城乡就业至关重要。
一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资源管理制度.实现城乡就业的统筹规划和调控管理,实现城乡劳动者的平等就业;二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服务体系,为城乡劳动者就业再就业提供良好服务。建立城乡统一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提高城乡劳动者素质和就业竞争能力;三是建立城乡统一的用工管理制度。切实维护城乡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加快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妥善解决城乡劳动者的社会保障问题；四是因地制宜发展农村经济，利用农村现有资源发展特色农业，促进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合理开发旅游资源等，倡导农民工就近就业。
4.4加强对农村建房的技术支持
空心村的形态特征非常直观，但其发展机理，动力及过程却十分复杂，亟需理论创新和科技支撑。在城乡转型发展过程中，如何推进乡村聚落由“生活”功能向“生活，生产，生态”的多功能转变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全面开展农村用地规划应首先进行在村组一级基础上的乡村土地利用规划。确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建设用地的地域范围和边界红线。规划引导建房朝向一致化，房屋间距最小化，既有利于村庄公共设施的配套建设，提高村内居住环境质量，又可最大程度地利用现有宅基地。
充分考虑不同区域现状,结合当地地形地貌和风土人情,体现“以人为本,统筹发展”的理念,坚持集约用地要求,强化农民居住质量,鼓励开发兴建农户多层住宅小区。同时,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中,细化建新拆旧规模、用地布局,划定耕地保护“红线”,约束和控制村庄外延,道路、通讯、电网改造和环境保护等分项规划要与村庄规划修编同时展开、同期实施,规划要注意区分类别和有一定的超前性。
4.5加强宣传力度
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和工具,加大对科学文明的宣传力度,减少“风水”等思想在住宅建设中的影响,淡化农民在建房上攀比，跟风的观念。同时加大对土地保护的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力争做到家喻户晓。提高农民的生态意识和对国土资源的隐患意识，引导农民合理分配生产性投资资金和消费资金，促进农村经济健康，长足发展。
统一了标准, 排除了不平等、不公正、不透明的建房占地, 从根本上消除纠纷和矛盾,改善邻里关系和干群关系
5.小结
根据国土资源部2003 年3 月发布的《全国土地开发整理规划》可知, 全国土地开发
整理补充耕地的总潜力为1340 万公顷(20100 万亩) , 其中全国土地整理补充耕地潜力约600 万公顷(9000 万亩) ,占补充耕地总潜力的45 %。通过对现有农村居民点逐步实施迁村并点、治理“空心村”、退宅还田等整理措施, 可以增加有效耕地约286.67 万公顷(4300 万亩) ,约占土地整理补充耕地潜力的48 %。我国耕地补充潜力巨大，尽管如此，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机械增长快，人地矛盾突出，为保住我国耕地的18亿亩红线，促进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对于农村“空心化”这样浪费土地严重的影响农村长足发展的现象，应该尽快予以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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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篇：浅析“空心化”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浅析“空心化”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四川省射洪中学校
赵强
摘
要：今天的农村，广大青壮年离乡背井，大量外出，他们的老人和孩子留守家园，孤苦无助。留守儿童“学习无人辅导，生活无人照顾，心里话无人听”，辍学率高，新一代文盲、半文盲急剧增加，违法犯罪现象屡见不鲜。本文分析了造成“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原因，提出了解决措施。指出解决此问题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留守儿童”。
关键词：“空心化”农村、留守儿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离土不离乡、回引工程。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在农村和西部地区。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关注三农，必系民生”，“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党的这些英明决策令亿万农民兄弟欢欣鼓舞，广大农村前途一片光明。但是，我们在欢呼的同时，切不可漠视“空心化”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因为它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能否实现。
在今天的农村，一个个身强力壮、有知识、有头脑的农村青壮年告别山乡，
1 大量外出，到那陌生的城市“淘金”、“寻梦”，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衣锦还乡，光耀门庭。他们身后，留下了一个个孤单的身影，守望着寂寞冷落的家园。这些身影，就是他们年迈的双亲，人们称这些老人为“空巢老人”；这些身影，就是他们年幼稚嫩的孩子，人们称这些孩子为“留守儿童”。
据四川省农调队的测算，每外出1 万个农民工，将会产生4000个处于6——16岁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留守儿童。一般农村学校内农民工留守子女的比例达到70%，个别地方甚至高达85%。而目前，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有近2000万，爸爸妈妈走了，孩子的抚养和教育只有依赖爷爷奶奶了。有调查显示，一方面由于农村老人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不懂得科学的教育方法；一方面由于祖孙之间代沟明显，教育的断层和亲情的缺位，使得孩子或多或少地出现自卑、自闭、对人冷漠、敌视同伴等心理问题，好吃懒做、弃学厌学甚至违法犯罪现象也屡见不鲜。许多学校老师反应，从留守学生心理特征来看，其心理、性格、智力、行为习惯等方面都有与正常家庭学生不同的特征。
渠县一位15岁的留守学生，父母外出打工已有多年了，他平时性格暴躁，在家中稍不如意就对爷爷、奶奶又打又骂，一次在与同学打架时，用刀将人砍伤。遂宁一位13岁的“留守学生”敬某，打工多年的父母发现儿子长期沉沦于网络游戏，脾气古怪，自闭孤僻，决心放弃外省优厚待遇，专门回家管教儿子。在儿子又一次逃学旷课通宵未归的情况下，气昏了头的父母把敬某捆吊起来，导致儿子窒息死亡。河南省新安县2004年曾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杀人案，三个父母在外地打工的农村孩子，将一对收废品的夫妇杀死。
有专家指出，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最大成本，是牺牲了下一代人的教育。
2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国家统计局曾作过调查，在200个外出打工者的子女当中，45.7%的学生成绩较差，39.％的学习成绩中等偏下，成绩优秀的仅占3.5％。被调查的留守学生中有18％的人打算外出打工挣钱，不想继续读书。“学习无人辅导，生活无人照顾，心里话无人听”是困扰留守儿童的三大问题。
中国的文盲人数高居世界第二，全球每十个文盲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试看今日的大学校园，有几人是农家子弟？2003年中国教育部发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报告》显示：在校大学生人数城镇是农村的29倍——而众所周知的是，农民占总人口的80％。这样导致的直接后果，岂不是九亿三千万农民兄弟要世世代代愚昧下去？“空心化”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必须引起人们高度重视。若再漠视农村文盲、半文盲人口急剧增长的趋势，这必然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增大了社会*的可能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成了空谈。
所幸的是“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已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和极大关注，党和人民政府心系民生，关注“三农”，提出城乡统筹发展战略，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略。2005年在全国免征农业税，2006年9月在中西部地区由国家补贴，采取两免一补政策，资助农村基础教育，保证9年制义务教育，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强大的财政资助和政策保证。
但“空心化”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关键还在于如何留住外出务工的青壮年们。因为留住了农村青壮年，就留住了家庭的主心骨，就留住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过“离土不离乡”的观点。我国“打工经济”专家包驰
3 也认为，提高农业比较效益，拓展农业发展空间，让更多有知识、有文化、有技术的劳动力留在农村，进行技术开发，承担起赡养老人、教育后代的责任，发展当地农村经济，是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关键。同时，政府应该抓住农民工每年返乡的高峰期——春节，组织返乡民工积极探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话题，让广大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弄清留守家庭的困境，增强青壮年赡养老人、抚育后代的社会责任感。通过政策引导推进农村人口的就地就近转移，大力抓好“回引工程”，积极鼓励、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
其次，社会各界都应给农村留守儿童更多的关爱，学校和各级关工委应该建立中小学校“留守儿童档案”，组建“留守儿童之家”，组织“爱心俱乐部”，让留守儿童切实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教育部门通过助学金，减免费用，免费提供教科书等形式，帮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接受义务教育，各级党政工团组织和其它社会团体，以献爱心的形式深入农民工集中场所，开展定期家书、定期电话活动，促进农民工与子女的沟通。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任重道远，“空心化”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迫在眉睫，要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决不能把近2000万的农村留守儿童排除在外，我们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留守儿童。都来关注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与危机......周军 [2]打工在外，别忘教育下一代......刘诚、宋和坤 [3]给“留守”老人与孩子多一点关爱......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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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敬清蓉，四川省射洪县人，大学本科学历，现就职于射洪县复兴财政所。
（推荐单位：遂宁市科协） 5
第12篇：浅议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农村空心化”现象
浅议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农村空心化”现象
[摘要]
近年来，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村常住人口急剧减少，劳动力严重不足，产生了“农村空心化”现象，这种现象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 农村空心化；基层民主；民主意识；参与技能
农村基层民主的要义是广大农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对农村各项事务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广大农民行使民主权利，实现当家做主，既需要宪法和法律对广大农民民主权利的保护，更需要广大农民具备良好的民主意识、公共精神和民主能力。然而，农村空心化破坏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加剧了村民的不平衡心理，降低了村民的政治效能感，不利于村民民主意识的形成，也影响了村民参与能力的提高，成为了影响当前基层民主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一、相关概念阐述
在探讨“农村空心化”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产生的影响及对策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厘清几个概念，即“农村空心化”、基层民主、农村基层民主。
“农村空心化”是对我国农村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的概括，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缺乏吸引力，农村生活缺乏活力，村庄格局缺乏协调性，乡土文化缺乏延续性，及由此导致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资金非农化和土地非农化。其产生主要是由于农业吸引就业的竞争力弱、相对较弱，农户参与整治土地的权益少，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缺乏有效载体等原因，而其影响也相当恶劣，如农村年轻人比例下降、村庄建设用地浪费严重、乡土文化被边缘化、现代生产要素的过度使用不利于农业永续发展等。
基层民主是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的主要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基层民主的范围包括农村基层民主和城市基层民主。农村基层民主即村民自治，农村基层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指农村基层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及村务和政务公开，即“四个民主、两个公开”。其中村民委员会的性质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是村民民主管理村务的机构；村民民主管理村务的形式包括：a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干部，b参加村民会议，c制定和最受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d村务公开、民主评议村干部、村委会定期报告工作。城市基层民主即城市居民自治，其中居委会性质是城市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民主管理机构，是城市居民的自治组织；居民民主管理的形式包括a居民民主选举产生居委会成员，b居民会议决定居民切身利益重要事务，c居民委员会实行办事公开制度，定期向居民会议报告工作，接受居民的监督和质询。
二、我国“农村空心化”现状：
城镇化过程中，城市拥占了优越的就业条件，公共服务供给等资源，而广大农村却因多种原因，发展缓慢，城乡之间形成二元差距，催生了城市对农村人口的虹吸效应，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村常住人口急剧减少，劳动力严重不足，广大农村，特别是发展落后的农村出现了人去楼空的现象,即农村空心化现象。2006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就新农村建设现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调查，共涉及 17 个省(市、区) ，20 个地级市，57个县(市)166 个乡镇，2749村庄结果显示74%的农村已无可以进城打工的剩余劳动力，仅有25%的农村还有40岁以下的劳动力。5 年过去了，情况更为严重。由此看来，空心化问题在我国农村中已经凸显出来，向城市转移的农村人口中，青壮年劳动力占很大比重，剩下多为老人、妇女或儿童，农村劳动生产率下降，社会文化活动单
一、基层自治组织权利主体缺乏，空心化的凸显制约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影响了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发展，成为当前我国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亟需解决的课题。
三、“农村空心化”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影响
农村基层民主的要义是广大农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对农村各项事务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广大农民行使民主权利，实现当家做主，既需要宪法和法律对广大农民民主权利的保护，更需要广大农民具备良好的民主意识、公共精神和民主能力。当代民主理论家林茨分析世界3 个地区15 个国家的民主实践，认为一个巩固的民主政体体现在行为、态度和制度三个层面: 一是各行为者不会将重要的资源用于建立非民主政体; 二是绝大多数民众都坚持民主程序和制度是治理社会集体生活最合适的方式; 三是国家各种力量服从特定的法律、程序和制度，并且习惯于在这些法律、程序和制度范围内解决冲突。这三个层面赖于生存的最关键要素是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参与能力。公民意识(民主意识) 至少包括权利主体意识和公共精神两个方面，它具体表现为对现行的政治价值、权力运转模式、权力结构和产生机制等的认同，接受并参与权力的产生或运行，认可并服从政治权力机构的领导。当政治价值冲突产生时，愿意在一套冲突各方认可的机制和体系下，通过协商等合法方式解决冲突，并能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不同意见者，接受并认可所产生的结果。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巩固和发展同样离不开村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参与能力，离开了这两个基本要素，基层民主必然运转不了。然而，农村空心化破坏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加剧了村民的不平衡心理，降低了村民的政治效能感，不利于村民民主意识的形成，也影响了村民参与能力的提高，成为了影响当前基层民主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一) 农村空心化破坏了基层民主建设所依托的经济基础，加剧村民的不平衡感。一定的经济条件，尤其是抑制经济社会中不平等问题是民主建设和发展必要的前提。然而，农村空心化制约了农村经济建设和发展，破坏了民主所需的经济基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因劳动力缺乏，农村土地利用率降低，甚至还造成大量土地空置，农业增长的基础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农业建设和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农民的收入减少; 绝大部分外流的劳动力均为青壮年劳动力，在受教育程度、精力和学习能力等方面明显优于留守的老人、儿童和妇女，致使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经验、管理理念等难以流入这些地区，再加上有关部门资金、技术等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现代高新技术农业产业难以形成，农村发展缓慢，农民增收困难，农民特别是留守人员的经济地位日益下降，加剧村民的不平衡感。不断下降的经济地位使村民无更多的时间、精力参与基层民主建设，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因此缺乏重要经济基础的保障。农村空心化带来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加剧了村民的不平衡感。农村经济发展受限，农民收入增长难的问题会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会让村民对日益弱化的经济地位和农村经济状况感到困窘和无助，催生了村民的不平衡感和被剥削感，不利于村民妥协、互惠、包容等公共精神的形成。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会强化城市对农村的虹吸效应，加剧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使农村空心化问题进一步恶化，形成新一轮的恶性循环。同时，农村空心化还会造成农村内部家庭收入差距的扩大。很多人认为，外出农民工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所在家庭的收入，改善收入差距。但上述的事实告诉我们，外出农民工无法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他们还会加剧农村内部家庭收入差距的扩大。权力结构中的地位。 (二) 农村空心化弱化了了村民在基层政权权力结构中的地位，降低了政治效能感。在空心化过程中，大量农村精英，特别是一些了解农村实际、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农村人才也随之流失。基层政权组织缺乏足够的民主竞争对手和较高素质的候选人，村民可挑选的余地狭窄。这势必直接影响村民对民主选举和基层民主建设的热情，也因此降低了基层政权结构的质量和组织效能，不利于村民产生对基层政权的认同和服从的民主意识和公共精神。农村大量权利主体流失，降低了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致使基层民主建设的权利主体严重流失。这些村民长期在外，无法深入地了解农村实际，难以形成“积极公民”，无法有效地参与基层组织的建设和管理。日益减少和孤立的留守村民个体难以实现民主建设的目标，这必然直接影响了基层民主的效能，基层政权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也受到破坏。同时，随着权利主体的流失，基层政权也因此丧失了良好的制约和监督基础，基层权力突破制度约束的机会大大增加，族权政治腐败、贿选等扭曲的政治现象时有发生。这势必会影响村民对基层自治组织的信赖和对基层权力体系的认同，加剧了留守村民的不信任感和权力的弱化感，侵蚀了村民政治权利主体意识的形成基础，影响了基层民主建设的发展。
(三) 农村空心化降低了村民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加剧了村民政治冷漠感。公民是社会文化的承载体，是最主要的社会文化基础，公民中的青壮年是该基础的轴心，是现代文明观念主要承载者，也是推动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变迁的中坚力量。然而，空心化带来了大量农村青壮年的流失，掏空了民主的社会文化基础。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员外流，不利于现代文明观念的确立。外出人员多为青壮年，受教育程度较高，其主动学习意愿和学习能力明显高于留守人员，外来的先进文明的理念也较容易在这些人中树立，他们的民主意识和民主参与技能高于留守人员。受知识水平、信息获得能力与途径、时间、精力等条件限制，留守人员学习能力和意愿不可能很高，现代文明的理念和民主参与技能不容易被留守人员获得。因此，在空心化的农村中，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变迁渠道狭窄、变迁速度慢，村民的政治观念易受传统文化中不良因素的影响，如人治思想、被动参与、顺从文化等，村民的民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不易提高，影响村民民主参与的效能，加剧了村民的政治冷漠。大量青壮年、受教育程度较高人员的外流，不利于民主观念的形成和参与能力的提高。公民的民主参与能力和意愿受知识水平、时间、精力和能力等条件的限制。留守人员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改善生产、提高收入上，受知识水平、时间、精力和能力等条件的限制，村民的民主参与意愿必然受损，无力关心日益弱化的权利主体地位，面对现有的基层民主建设的运行模式和框架也显得力不从心，精力有限，信心不足。因而，村民难以在基层民主建设的实践中得到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培养和训练，村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愿必然受损，影响村民民主参与的效能，加剧了村民的政治冷漠。
四、对策：激发基层组织活力，强化民主意识和参与技能
（一）引入优秀人才，优化权力结构，提高政治效能 民主意识的高低与村级权力组织的政治效能密切相关。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增强、政治参与能力的提高与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分不开，基层组织特别是基层民主自治的两个重要组织——基层党组织和基层自治组织是训练村民参与能力，提高村民参与热情，克服权力疏远感最直接、最重要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优化基层组织的权力结构，激发基层组织活力是提高村民参与热情，推动基层民主建设发展的关键环节。空心化的影响下，农村中大量较高素质人员、农村精英流失，农村权力组织丧失自我更新的力量，基层政权的权力基础脆弱，基层组织权力结构的质量下降，组织功能不断弱化，甚至瘫痪。基层组织在引领农村基层民主发展和农村建设发展上面临的压力和挑战越来越大。针对这一问题，除了继续优化组织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同时，还可以拓宽人才引入的渠道，引入高素质人才，更新基层组织的力量，激发基层权力结构的活力。例如推广选拔青年大学生或高素质的人才到农村基层组织任职的经验，把大批的优秀人才引入当前农村，提高基层政权组织的政治效能，改变村民对民主参与的冷漠态度。同时，还应该健全一套可持久的基层人才流动机制和成长体制，保证高素质人才愿进入基层农村，在基层组织中能成长和发展，实现基层组织人才不断更新和发展，从而提高基层政权组织的效能，激发基层政权组织的活力，提高村民民主参与效能和民主意识。
(二)创新民主机制，激发基层组织活力，培育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基层组织政治效能关乎村民民主意识的培育和参与能力的训练。当前背景下，创新基层组织的民主运转方式，特别是创新基层党组织的民主运转方式，是提高基层组织活力、激发政治效能的重要着力点。创新基层组织的民主运转机制，首先应当大力进行各种制度的创新，这些制度包括：参与制度民主监督制度、组织管理制度等。通过制度的建设，优化和完善基层党组织的运转方式和环境，使基层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发挥出最大的效能，让基层组织和个人在制度中培养制度理性和现代文明理念，从而培育村民积极的民主意识和公共精神，提高村民的参与能力。在创新制度建设的同时，还应创新基层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的民主运转方式，保障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可以尝试基层支部的党员发展让村民直推、支委选举，甚至支部书记的选举让村民直推直选。从逻辑上看，支部和基层自治组织是村级权力的中枢，是政治效能感产生的关键所在。党的基层组织是基层农村大政方针的设计者，是该村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也是村民向心力所在，基层组织的作用直接关系到所在村的发展命运和村民收益的增长。基层党员就是所在村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更是实现广大农村民众根本利益的先进代表。基层党组织的党员和领导干部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农村发展得好不好，农民是否得到实惠。基层组织党员和领导干部是否起到引领作用，所在村庄的村民最能直接感受到，在这个意义上，支部的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工作理应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检验。实现党员发展的直推，基层支部委员的直推直选，让民众挑选先进分子进入党组织，挑选优秀党员担任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干部，可以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效能，也可以扩大民众的参与面，发挥民众的监督作用，使基层党组织的权力基础更加坚实，基层党组织就具有更好地向心力和凝聚力，也能更好地实现基层党组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和基层自治组织一样，是提高村民民主意识、政治参与的关键平台，也是克服权力疏远感，培养和训练村民参与能力的关键载体。让基层民众参与支部的建设，也可以有效地提高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和参与意识。因此，通过基层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民主运转机制的创新，让村民直接参与最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和监督，可以有效地激发基层权力组织的效能，提高村民的参与热情，更好地保障基层权力组织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实现村民对村级各类事务的参与和管理，从而达到村民民主意识的培育和民主能力的训练，推动基层民主的发展。
五、结语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附带问题，“农村空心化”的产生源于城乡二元发展的不平衡，城市的“虹吸效应”将农村的广大劳动力吸引到了城市，而导致了农村发展的恶性循环式落后，严重影响了农村基层民主建设。针对这一问题，除了继续优化组织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同时，还可以拓宽人才引入的渠道，引入高素质人才，更新基层组织的力量，激发基层权力结构的活力；此外更需要创新民主机制，激发基层组织活力，培育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基层组织政治效能关乎村民民主意识的培育和参与能力的训练。
第13篇：非转农”难填农村“空心化”
“非转农”难填农村“空心化”
作者： 来源：重庆商报 2010-10-21 09:23:02
提要：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浙江义乌市近日出台规定，符合条件的大中专毕业生可申请将非农户口重新转回农业户口，这吸引了很多生于农村的大中专毕业生重跳“农门”。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浙江义乌市近日出台规定，符合条件的大中专毕业生可申请将非农户口重新转回农业户口，这吸引了很多生于农村的大中专毕业生重跳“农门”。
实际上，早在2005年，浙江台州市所属椒江、路桥、黄岩三个区，“非转农”政策就已“破冰”，先后有5000名大中专毕业生办结了“非转农”手续回到农村，其中不乏上海交大、浙大、复旦等名校毕业生；丽水市莲都区也推出了“非转农”政策。而河北、江西、安徽等省份，此前也出现了“农村户口”走俏的现象。
在城乡差异的背景下，千军万马考大学跳出“农门”，当城里人，曾是无数农村孩子的梦想。而现在，不少生于农家的大中专毕业生却争先恐后要重归农村，这是观念转变还是民生变化？
有人分析，大中专毕业生们之所以要重跳“农门”，原因有两点：
一是“趋利”。在义乌等地，经济较发达，城市化进程快，农村土地不断升值，社会保障等福利接近甚至好于城市，与农村户口挂钩的经济利益可观(仅义乌，一个靠近市区的农村户口就意味着近百万元的利益)，这对生在农村的大中专毕业生来说，诱惑很大，这也是年初义乌市195名公务员将户籍从城市迁往农村的原因；
二是“避重”。大中专毕业生在城市工作不好找，房价高，生活成本高，且许多人并未享受到城里的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当“新市民”还不如当“新知青”。
而笔者以为，“避重”才是深层原因，这是社会新二元结构下，一部分人不得已的自我分流和救赎。有学者曾提出，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中，旧有的二元结构尚未完全打破，新的二元结构又凸显——接近2亿的农民工、未就业大学生、农村失地者还未充分感受到城市化成果，并未融入成为真正的“城市人”，从而产生新的矛盾。
自然，与农民工进城，引发一些城市人对农民工“占用”公共资源不满一样，大中专毕业生“非转农”回乡瓜分“胜利果实”，也引发村民不满。不过，就像农民工进城，以血汗劳动和低廉工资推动了城市发展甚至中国经济迅猛增长一样，大学生还乡，则会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为乡村注入城市文明，甚至会一定程度缓解就业压力，破解新的二元结构——大中专毕业生“非转农”，有其积极因素。
但也要看到，“非转农”现象目前主要还是出现在东部经济发达、城乡差别逐步缩小的个别地区，并非全国现象。
在全国多数地区，发轫于农村的改革开放30年后，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仍难以打破，城乡二元壁垒阻碍了农民平等分享改革成果，城乡差距鸿沟不仅没有缩小，反倒日益扩大。于是，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挣钱，致使农村只剩下老弱病残，“空心化”现象严重。即便近年惠农政策相继出台，绝大多数“农民工二代”也不愿回乡，更何况大中专毕业生“非转农”了。
所以，“非转农”现象，只是个别地区经济发达、旧有二元结构基本破解后的产物，有其特殊意义。其对于大多数地区，并不具备普适性，难以效仿。即使效仿，“非转农”也难以填上农村的“空心化”，最终只能是东施效颦。
对多数地区来说，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破除旧有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这是实现“非转农”的前提，也是破解新的二元结构的前提。
第14篇：公务员考试申论：劳动力流失与农村空心化
有一组以“缺席者”为主题的照片，发人深省：田间水渠边，老人独坐，旁边是两张空椅子，留给在外打工的两个儿子；农家小院中，老两口带着孙子，全家十余口人出外打工或上学，留下一地空板凳„„照片反映的劳动力流失后农村空心化现象，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面对的课题。
这不是20年前“谁来养活中国”问题的升级版，而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的过程中必然发生、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2011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而据统计，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也下降到38.1%。“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局面早已不复存在。
应该说，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是大部分国家都会经历的过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不例外，这对于社会结构的调整、产业的发展不无裨益。从另一方面看，农民“洗脚进城”也是用脚投票，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过程可能倒逼出农业的转型升级。以日本为例，1955年到1975年间，农业人口减少近一半，然而农业组织化程度、生产率等，也都在这一阶段取得长足进步。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农业又何尝不是如此？
然而，空心化农村的照片隐藏着很大的挑战。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全国农业从业人员中50岁以上的占32.5%。而据媒体报道，中西部一些地区80%的农民都是50—70岁的老人。更有院士指出，我国农业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竟高达95%。
农村劳动力的短缺，是一种结构性失衡。农业人口老龄化、农业劳动者素质下降，对农业发展来说，都可能是致命问题。而这，不仅关乎农民、农村、农业的发展，更关乎国家的经济稳定、长治久安。
在一些地方，农民与农业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虽然大学生村官越来越多，然而在调查中，20岁以下的农民工中高达61%的人愿意留在城市。而同时，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撂荒的耕地近3000万亩。没有人，农业发展不起来，进而造成劳动力和人才进一步流失，几成怪圈。
打破怪圈，同样需要双向着力。一方面，需要遏制农村劳动力结构失衡的趋势，提高农民收入、加强相关培训，同时更多引入社会化力量，以“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走出农村人才荒；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提高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水平，用政策杠杆、税收杠杆等，推动农村建设、农业发展。
“三农”问题，我们一向视之为根本。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九年锁定“三农”问题。“三农”领域既需面对积累下的老问题，也需解决时代化的新矛盾，任重道远。或许，农村劳动力问题正可成为一个支点，撬动“三农”问题解决，让田野更加充满生机。
第15篇：农村的空心化与发展成果的公平惠及（推荐）
摘 要 农村的空心化从一方面显示了城镇化的飞速发展以及改革成果的分享，另一方面也明示了农村的衰败、“候鸟式”迁徙的农民工的艰难，发展成果未实现普遍、公平的惠及，同时农村空心化也使发展成果惠及失去了一个良好的载体。本文旨在通过对农村空心化的现状与理论阐述，以表达改革成果公正惠及的可能性和必须性的诉求，进而提出地方政府在治理农村空心化和实现改革成果公正惠及的能力和责任，提出了一点建议：发展城市，完善户籍管理。
关键词 农村空心化 公正 地方政府
作者简介：房秀兰、何瑞文，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1级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从事地方政府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2-211-02
一、农村空心化现状与理论探讨
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6.9079亿，农村人口6.5656亿，人口城镇化率为51.27%。2001年至2011年，农村人口呈现1.9%的负增长，加上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建筑用地的逐年递增以及大量农村人口“候鸟式”迁移，我国存在普遍的农村空心化现象。
目前学术界对农村空心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刘彦随，刘玉认为农村空心化的驱动力是“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的资源与环境条件、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以及外部的体制与制度、管理与政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童潇针对目前单一的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提出“复合型反哺”方式：宏观上进行财政补贴、中观上实施以城带乡、微观上再造乡村工业和农村；林孟清提出“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要遵循立足农村、立足农业，‘离乡不离土’的基本思路，以开展农村建设运动为主要途径，走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之路”。
农村的空心化，“既包括农村土地空心化、人口空心化，也包括农村产业空心化和基础设施空心化，本质上是农村地域经济社会功能的整体退化”。这种空心化会造成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土地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带来人地关系的不和谐、农村经济的不发展带来农村产业的滞后与退化、农民的基本权益得不到合法的保障等，那么势必会影响社会安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现实基础与价值理念
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达到2.3亿人，占全国的17%，预计未来10年全国城镇人口平均增加1300万-1600万，其中，农村转移人口1000万-1300万。城镇化发展和流动人口管理已成为政府治理的重点、难点和改革发展的关键点。
（一）发展成果公平惠及的现实基础
城市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推力，是集聚政治、经济、文化繁荣的中心地带。大量农村迁移到城市，佐证了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分享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市场经济在带来经济鹏飞时，又存在其必然的失灵，加上我国的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促成了城乡在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差距。2011年农村的基尼系数是0.404，城镇的基尼系数是0.363，两者依旧存在显著差异。
2010年我国NU值为1.27，始终高于1.2，这一数据说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略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尽管北京、上海这类大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做比较也是值得称赞的。城市化滞后工业化会带来经济结构失调、资源环境恶化、二元结构凸显、消费拉动不足、社会问题突出等一系列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城市发展的原始资本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首先是以农养工，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又提出了农工自养的国家政策。这种不平衡的发展观，在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人为的造成了现在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
（二）发展成果公平惠及的价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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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公正而言，罗尔斯提出“：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党的十八大更是精准的提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简言之，就是提供基本的公平和差别对待部分成果的分享，“吃大锅饭”的绝对公平只能带来普遍的落后，因而要在发展中谋求公平，又要在公平中促发展。可见，农村空心化问题不仅关乎如何科学发展，更关乎发展成果的公正惠及。
三、发展成果的公平惠及离不开地方政府
在一个国家中，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都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有效治理。尤其是在中国，政府主导所有的社会经济发展。
首先，地方政府的能力。台湾学者薄庆玖认为：“地方政府是在一国的特定区域内，依宪法或中央法令规定，自行处理局部性事务，而无主权的地方统治机关。”根据这一定义，地方政府对农村空心化和改革成果共享有其权力和责任。从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关系看来，地方政府要绝对服从于中央，并对其负责。党的十八大提出“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地方政府作为中央的行政机关，有相应的权力和职责将这一指导思想落实到行动中。从政府与社会的纵向关系角度考虑，地方政府是国家与社会的交接点，一方面将中央的战略思想传送到社会，另一方面也将社会的动态和需求反馈到中央。这种与微观社会组织的直接联系，使其行政效果能够立竿见影。从府际之间的横向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捆绑式发展，发达地区之间的合作治理等丰富了地方政府的政治和行政资源，为地方政府的有效治理提供了长足的发展空间。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的权力利益关系网络，地方政府具备治理农村空心化和实现改革成果共享的能力。
其次，地方政府的责任。张贤明，邵新运认为政府对改革发展成果共享负有责任，提出：“改革发展成果共享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及推动力量、人民尊严的基本保障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应该是有尊严、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兼顾、普遍受益与合理差别相统
一、发展型共享与补偿型共享相统一的共享。政府在实现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过程中需要履行促进社会公众全面参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和保障民生、不与民争利等责任。”
社会再分配也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有力举措，调整初次分配后的利益格局，达到再次分配的公平，使更多人从改革的发展成果中受益，有效的实现共同富裕，防止因不公而造成的“社会风险”。
四、发展城市，完善户籍管理
城市有其光鲜亮丽的一面，也有其不堪入目的另一面。当今，全球有很多国家的城市都陷入人口膨胀、就业不足、住房短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因此，地方政府在必须要不断加强发展城市的能力，努力做到优化产业结构、合理布局城市空间、提倡文明生活方式等，从而在解决城市自身发展问题的同时，有能力为城乡一体化提供载体和动力。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阐述的是传统部门与现代化部门的经济发展二元化，而我国的二元不仅是经济方面，还包括城市与农村的差异化的行政管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农村空心化的实质是“资本与生产在全球范围内对各类生产资料进行的重新整合”。中国农村可耕种的土地有限，农民数量又多，对于传统的耕种手段，现代农作工具的改进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于是农村就存储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再加上农民自身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收益等各方面的权衡，农村大量劳动力自然会流转到城市。人口的自由流动，为城市提供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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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鼓励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的附加值高，有力于我国的生态化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人口大国的就业问题。2011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与GDP增量之比为43.7%，就业产业结构之比为35.7%，占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的43.4%。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还不够，急需做好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转型。在经济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地方政府要着重给予政策扶持。
（二）强化人口管理
首先，我国人口众多、管理社会比较复杂、政府的信息采集能力也不足，必须要加强地方政府行政的技术水平；其次，要做好协整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工作，创造整体的优势；最后，必须依法行政，依法自治，切不可与民夺利，同时也要依法治他，并且要发挥好“社区”服务管理的载体功能。
（三）扶持私营企业
2011年私营企业吸纳了38.3%的就业流动人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大量私营企业遭受到了欧美债务危机的牵连，经济效益不好，出现了大面积的“民工荒”。地方政府要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适度降低对私营企业的税收，努力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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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沈荣华，金海龙.地方政府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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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篇：农村空心化的影响、原因与对策(前沿观察)
农村空心化的影响、原因与对策(前沿观察)
李 周 任常青
《 人民日报 》（ 2013年02月03日05 版）
消除农村空心化，应从优化土地利用规划入手，提高农村建设土地利用效率；从扩大经营规模和培养新型农民入手，改善农业发展环境；从开发农业新功能和发展农村旅游入手，传承和弘扬乡土文化。
农村空心化是对我国农村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的概括，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缺乏吸引力，农村生活缺乏活力，村庄格局缺乏协调性，乡土文化缺乏延续性，及由此导致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资金非农化和土地非农化。
影响
农村年轻人比例下降。当前，土地承包权流转市场上的土地承包权供给显著低于需求，通过土地流转形成适度规模经营的可能性很小，致使广大农户难以安心从事农业生产。由此引发大量农业劳动力外出，部分村庄里的中青年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少。
村庄建设用地浪费严重。农民外出引起的“人走房空”由个别现象逐渐扩展为普遍现象，导致村庄房屋大量闲置。很多农户改善居住条件时建新不拆旧，一户多宅，造成村庄布局混乱。在人口大量外出的背景下，村庄建设用地规模继续扩大，耕地资源减少和房屋闲置增多并存。
乡土文化被边缘化。在交通体系改善、人员互动增多和信息网络覆盖面扩大等因素影响下，外部文化渗透农村的速度加快，乡土文化趋于边缘化，家庭意识趋于淡化，恋土情节趋于弱化，延续几千年的乡土文化有逐渐消失的危险。
现代生产要素的过度使用不利于农业永续发展。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引发农业机械和现代生产要素对劳动力的替代，单位耕地上的劳动投入量和劳动强度都显著下降。然而，化肥对有机肥的替代、除草剂对除草作业的替代等加剧了农村土地污染，影响农业永续发展。原因
农业吸引就业的竞争力弱。养殖业在饲料结构变化的推动下出现由分散养殖向规模化养殖的快速转型，而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生产）没有出现对规模化经营有迫切要求的生产技术体系，致使种植业（粮食生产）仍停留在超小规模经营的水平上。农户平均经营规模过小，劳动力无法充分就业，致使农业吸引就业的竞争力不强。
农户参与整治土地的权益少。村庄布局混乱的表层原因是村庄规划不足、土地管理缺位和宅基地退出机制缺失，深层原因则是村庄土地整治没有妥善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农户利益之间的关系。只有改变政府是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最大受益者的制度安排，让农户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农村土地整治的主要受益者，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才会成为农户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自觉行为。
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缺乏有效载体。一方面，在电视、互联网等现代传媒作用下，外部文化对农村的影响越来越大，乡土文化被人们下意识地视为可以遗弃的对象；同时，乡村文化精英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纷纷出走，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体越来越弱、群体越来越小。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缺少相应的规划和措施，导致传承与保护乡土文化缺乏有效载体。对策
从优化土地利用规划入手，提高农村建设土地利用效率。应根据政府和农户都认可的规划，做好村庄空间布局、产业配置和组织发育工作，促进村庄内聚式发展；创新土地配置制度和管理制度，依法有序推进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实现土地的资产化，使其能产生效益；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杜绝乱批乱占宅基地现象，进行废弃宅基地治理补贴试点，将一户一宅的制度落到实处；探索农村土地整治技术体系与政策体系，特别是可复制性强的整治模式。从扩大经营规模和培养新型农民入手，改善农业发展环境。部分村庄的消失，居住在农村的年轻人减少，是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并不是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真正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使务农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使留在农村的新型农民平均素质越来越高，使农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强。为此，应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保障新型农民充分就业；实施绿色证书制度，把素质高的农村劳动力留下来，进而确保耕地经营权流向技术水平高、经营能力强的新型农民手里；开展全面培训，使新型农民的平均素质显著高于转移人员的平均素质。
从开发农业新功能和发展农村旅游入手，传承和弘扬乡土文化。积极探寻乡土文化传承的新方式，加强对反映农耕文化特点的物品、民居、民俗、民间艺术、祠堂等的保护，保持和营造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化氛围。把文化项目与民生项目结合起来，使乡土文化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开发农村旅游市场，让城市居民感受乡土文化的魅力，参与乡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第17篇：防止汽车核心技术空心化
防止汽车核心技术“空心化”应重视零部件
“技术落后成为制约本土零部件企业发展的关键。”这是最近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沪召开“中美汽车零部件产业经贸合作论坛”上，与会者关注的共同话题。他们认为，尽管中国整车企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已成为汽车制造和市场的大国，但从总的发展态势来看，还是有不少瓶颈和隐忧，无论是现状还是趋势都不容乐观。
从中国车市现状来看，零部件产业业已成为制约自主品牌整车发展的瓶颈。这就证实了“整车是否上得去，关键看零部件”这句老话。专家们指出，汽车零部件是整车业的基础，要想做强自主品牌（整车）首先要做强本土零部件。这个问题不解决，做强汽车业只是一句空话。而零部件厂家认为，问题的严峻就在于，当下不少本土零部件企业不仅难以跻身主流汽车的配套体系，连有些一线品牌的维修市场也较难进入。这种尴尬已经影响到自主品牌整车的品牌形象。面对严酷的市场竞争，业界认为，关键还是没有坚挺的本土零部件作支撑，在行业内话语权有限。
可以说，中国汽车业的真正痛点就在于此。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教训告诉我们，有些自主品牌整车之所以“技不如人”，关键是零部件拖了后腿，基础太弱。内行人都知道，整车业的落后并不仅仅是整车本身，主要还是零部件产业不给力。如果深入了解就不难找到中国本土汽车的硬伤出在哪里。有人尖锐地比喻道，中国本土零部件企业实际上成了汽车大国“孔雀的屁股”。
中汽协副秘书长董建平介绍说，现在不少企业在认识上还存在误区，只注重制造设备的引进或更新升级，仅仅满足于仿制，还远没有进入技术创新的层面。这样就很难达到与主流汽车（整车）配套的要求。多数零部件企业只能为低端自主品牌（整车）配套。同质水平的企业多，靠拼价格，在一个很小的盘子里抢豆子，形成同行的恶性竞争。而从不少零部件企业的业务构成来看，主要还是由外商提供零部件实物或图纸，实际上是属于代工性质。啃的是骨头，用汗珠子换市场。结果是，这样的产品还很难进入国内外一线整车配套体系，即便是出口，也只能进维修市场。事实上不少本土零部件企业连生存问题都没有解决，又谈何技术创新？不过，也应看到，近年来我国汽车市场的高速增长极大地拉动了零部件产业的发展，不少零部件企业也都有了一定的积累。专家建议，在国家政策大力鼓励“走出去”的背景下，给零部件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自由”的空间。有实力的零部件企业，要抓住世界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的机会，以各种适合的方式（购买技术许可证、参股、控股、兼并），寻求企业合作，获得成熟技术，加速提高自己的水平，进入高端市场。从长远考虑，充分利用国外科技资源，全面地和外国独立研发机构、大学合作，通过长期战略合作，培养自己的人才队伍，逐步掌握核心技术，跟上世界先进技术的发展步伐。
毋容臵疑，未来零部件行业是继整车行业又一个“掘金”的行业。这是基于汽车真正的“含金量”在零部件的事实，是整车对于零部件依存度在加剧所致。为防止汽车核心技术“空心化”，从现在起，国家就要重视零部件产业。夯实基础，整车才有底气，走向汽车强国才不至于是一句空话。
第18篇：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
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
2014年01月30日 07:35 来源：《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 作者：吴重庆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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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重庆：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
【内容提要】具流动型兼业传统的沿海偏乡孙村，依托乡土社会网络，以“同乡同业”形式，兴起遍及全国的金银首饰加工业，并形成该行业各生产要素的在地集结，体现了“城市中心—乡村边缘”格局的翻转、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以及经济与社会互嵌的“社会经济”特征。“界外”是非主流、另类、多元以及可能颠覆“中心”的“边缘”。
【关键词】孙村；界外；打金；同乡同业；反向运动
孙村所在的福建莆田沿海地区史称“界外”。“界外”之名来自清初莆田的“迁界”政策。郑成功于1647年（清顺治四年）海上起兵抗清，至1661年，郑成功部控制了莆田沿海的南日、湄洲诸岛。清政府为剿灭郑部，于1662年下“截界”令，沿海核定新界线并筑界墙，每隔五里即筑一石寨，将沿海居民迁至“界”内，在“界外”实行坚壁清野政策。直至1680年，莆田沿海诸岛方为清军收复。康熙二十年（1683年），台湾纳入大清版图，莆田沿海复界。①
虽然“界墙”之存不过21年，但“界外”（有时也被称为“界外底”）之名却一直沿用至今，并演变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地方性歧视。在莆田城里及平原地区的居民看来，“界外”意味着边缘、落后、贫穷、愚昧、粗鲁。不过近二十年来，“界外”也渐渐在去“污名化”。“你们‘界外’人能闯，有钱”，这是莆田城区居民对“界外”作出的史无前例的正面评价。从城里人口里说出的对“界外”的这一貌似不经意的逆转性评价的背后，是“界外”人手胼足胝的“突围”与“翻身”。
一、边缘地带的社会网络
城里人对“界外”的评价，其实部分符合事实。孙村所在的“界外”，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缘，也是经济、文化及社会意义上的边缘。“界外”实属传统所谓的“化外之区”。
姚中秋先生有“钱塘江以南中国”之说，西晋灭亡，“居住于洛阳及其近旁的上层士族南迁，其组织严密，人数众多，不可或不愿与吴中豪强争锋，乃选择渡过钱塘江，分布于会稽一带”，“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后来的南迁者无法渗入，只能继续向南移动。钱塘江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条重要分界线”，每一次战乱都会推动相当一部分“儒家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向南迁移”，以致“钱塘江以南中国”（宁波以南之沿海地区、皖南、江西等）后来居上，在儒家文化保存并且发挥治理作用的程度上，反超江南及中原地区。②他以历史上因战乱而豪族南迁解释今天钱塘江以南中国农村何以宗族文化及民间社会网络较为发达的现象，这是从“豪族”看“社会”的构成，算是精英主义的视角。
其实在中国东南沿海的许多偏僻村落里，自然资源的禀赋稀薄，不足以支持大家族的扎根、开枝和繁衍，但其民间社会网络也照样发达。这就引出如何从底层视角看社会构成的问题，具体说就是社会如何在底层人民日常的经济活动中得以构成。③这也是施坚雅的视角，他说“基本市场”（standard marketing area）乃是中国农村最为重要的交往空间，其自成一个具“地方性”色彩的社会文化体系。④
今天的研究者多少带有将帝制时期中国农村视为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单位的倾向，想当然地认为一个自然村的地理边界大体就是它的社会边界。其实，在东南沿海地区农村，其乡土社会网络的开放度超乎常人之想象。而其形成开放性社会网络的关节点，是源远流长的发达的流动型兼业传统。
农民兼业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常见的在地型兼业，即自给自足的“男耕女织”，如黄宗智先生指出“中国历史上的‘男耕女织’是个非常牢固的经济体”，这种类型在中国传统农业小农经济体系中占有相当的比重。⑤另一种就是流动型兼业。在地型兼业是由家庭辅助劳动力承担副业，而流动型兼业则是由家庭主劳力承担副业，即男主外当流动货郎或游走四方的工匠，聊称之为“男商（匠）女耕”。此种兼业多出现于人多地少、十年九旱的沿海地区，其农业产出不足以糊口，逼迫男人常年或者在农闲季节纷纷外出谋生。
选择“男商女耕”作为流动型兼业内容的家庭，因为无日常盈余及资本积累可言，所以只能加入低门槛的流动货郎行列，而且必须想方设法最大限度地减少经营资本的投入。
孙村位于福建省最大的海水晒盐场莆田盐场附近，民国时期此盐场为地方军阀（俗称“北军”）把持专营，但还是有盐工偷运出来低价转卖，此谓“私盐”。孙村货郎往往在离家出行时购上一两百斤“私盐”，肩挑至二三十公里外的平原稻作区（俗称“洋面”），沿途贩卖。售卖告罄，殆日暮行至莆田县城（俗称“城里”），他们在“城里”简陋客栈歇脚一宿，次日一早上街购买一些洋日什用品及平原地区物产如火柴、发夹、纸烟、茶叶、橄榄、柚柑、菱角之类，之后出县城穿平原奔沿海，在“界外”的广大乡间兜售。在货郎往还城乡的过程中，事实上从事着跨区域的物产交易，他们且行且止，在每一趟的往返中，细心收集不同区域的消费者在不同时节的不同需求。货郎大体都有各自的行走线路、店家、熟客、歇脚点，流动货郎成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村落之间的信息传递者及社会关系网络的缔结者。
另一种流动型兼业模式就是“男匠女耕”。“界外”人往往认为男孩拜师学手工艺的年龄越小越好，说是年少手巧，其实是想着在其还没有成为农业足劳动力之前外出学艺，家里可以少一张嘴吃饭。在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实施之前，孙村的男孩往往在十二三岁就会被父母安排去“学一门手艺”。这些手艺都是服务于日用民生的，除了少数需要动用较笨重工具的手艺如裁缝（俗称“车衣裳”）、铁匠（俗称“打铁”）、染布（俗称“移乌移蓝”）等是设店营业的，其他如木工、泥瓦匠（俗称“土水”）、石匠（俗称“打石”）、绘工、雕工、漆工等是流动接活的，而竹匠（俗称“补篾嫁笠”）、炊具匠（俗称“卷炊”）、锅匠（俗称“补鼎”）、剃头匠、阉猪等则是沿途吆喝的。
货郎的经营内容及特点决定了其活动范围部分是单线的（“城里”到“界外”的距离），部分是小半径范围的（卖盐的平原地区及卖洋货的“界外”）。就活动半径而言，流动工匠的活动范围可能还大于货郎。所以，在跨村庄社会关系结成的广度上，工匠丝毫不亚于货郎，而在这种社会关系的稳固程度上，货郎无法与工匠的师徒关系、同门关系、雇主关系相比。所以，孙村人把拜师学艺靠手艺活外出谋生的匠人称为“出社会”，指其真正走进了孙村之外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人民公社化时期，货郎和工匠的活动都是可以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而加以割除的。由于孙村所在的“界外”人多地少，如果没有这种流动型的兼业模式，农民的确无法维持生计，加上有限的农业也无法吸纳过多的劳动力，所以，生产队干部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货郎和工匠继续从事当时被称为“副业”的这种流动型兼业，只是他们需要向生产队缴纳一笔“副业金”，以换取口粮。
二、从边缘到中心：“打金”业相关生产要素的在地集结
早在改革开放之前的70年代初期，手艺门类众多、能工巧匠辈出的“界外”出现了一门被称为“打金”的新手艺活，人们沿用传统的“打铁”、“打石”之说，将黄金首饰加工称为“打金”。其始作俑者是与孙村相距不过3公里的埕头村叶先峰。叶先峰自创“打金”手艺，他以游走经营的方式，专为女儿将嫁的家庭打制金耳环、金戒指（时未有金项链）。叶先峰虽然平日乐善好施，但拒绝收徒，以免“打金”手艺外传。无奈“打金”为新兴手艺，获利颇丰，惹得村人尾随偷师，该手艺终于流传开来。此时恰逢改革开放，农民可以自由流动，加上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复苏了对黄金首饰的消费需求，“打金”行情看涨。
初期的“打金”全赖匠人纯手工打制，并不需要假以模具铸造。但这样不仅加工速度慢，而且技术难度高。这次是孙村的几个年轻铁匠和石匠捕捉到了商机，他们以家庭作坊手工打造出加工黄金首饰的铁模具（俗称“铁模”）。“铁模”的款式设计者与模具加工者是合二为一的，“铁模”匠往往不需要任何平面设计稿，单凭巧运匠思，就可以在方铁上使用金刚钻直接雕刻成款。
由于“打金”不再需要手工打制，“打金”的技术门槛突然降低了，这让家长及年轻人觉得“打金”已是一门最易习得的手艺，加上有利可图，“打金”者陡增。又因为“铁模”发明于孙村，加上孙村恰好位于“界外”的埭头、北高、东峤三个乡镇的交界处，导致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孙村为中心的“打金”业在以上三个乡镇迅猛发展。
“铁模”的发明对“打金”业来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促进了“打金”这一新兴手艺的行业细分，催生了黄金首饰款式设计者、模具加工者、模具推销者、“打金”匠，同时也使“打金”从作为少数人在区域内流动兼业谋生的手工艺发展成为带动具有流动兼业传统的“界外人”在全国范围内发财致富的支柱产业。
孙村出品的“铁模”款式多样新颖，此鼓励了原在本地乡间游走“打金”的匠人跨出“界外”，背上一批孙村的“铁模”，远赴当时富甲一方的邻省广东，在潮汕及珠三角开设“打金店”。“打金”匠一旦在异地设店经营，则不便随时离店，因此，一支往返于福建广东之间的专业的“铁模”推销队伍应运而生，他们从莆田坐汽车到达广东后，靠双脚沿街兜售“铁模”，俗称“走街”。
2010年春节，我在孙村访问了第一批的“铁模”推销者国恩、国泰兄弟，国恩说：
当时铁模相当重，每次用军用帆布包，最多装三四十个，挎在肩上，那就有四五十斤重了，一趟不敢装太多。一般从莆田坐汽车到潮州，落车后就沿途找“打金店”推销。反正是“走街”，且走且坐且吃茶且讲新闻，什么款销路好什么款销路次，当地又有什么别途的新款，反正都是走走坐坐茶吃吃新闻讲讲得来的消息。
“铁模”推销者与“铁模”生产者之间都是非亲即故的乡里，生产者允许推销者先销售后付款，推销者返回孙村后也乐于将沿途所得的来自最前线的款式需求及最新颖的款式信息及时反馈给生产者。因为“铁模”本身就有笨重、成本高、款式更新慢的缺点，加上受到来自广大推销者的反馈信息的刺激，促使“铁模”加工者下决心改变模具的材料，转向石膏模具（俗称“石膏模”）的批量生产。他们为了解决资金缺口而联合起来，从福州引进了一条石膏模的生产线，依然在广大“铁模”推销者已经熟门熟路的孙村附近设厂，先后兴办了“亚太”、“金得利”、“金达美”三个黄金首饰石膏模厂。
石膏模生产具有量大、款式繁多、产品更新换代快、体积小、重量轻、价格低廉等优点。所以，新品甫出，即大受模具推销者及各地“打金”店的青睐，一时间来自埭头、北高、东峤三个乡镇的模具推销者蜂拥而至，石膏模瞬时行销各地。据孙村业内人士估计，三个乡镇从事石膏模具推销者最多时高达两三万之众，他们足迹遍布全国。在当时远未出现物流公司的情况下，与孙村相距两三公里的上塘村应运而生多家个体客运（实为客货混运），先后开辟每天通往广州、深圳、苏州、上海、昆明、重庆等地的班车，成千上万的石膏模推销者从孙村出发，直达各大中心城市，再辐射到二三线城市及县城。
“界外”人数众多的石膏模推销大军与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温州模式”中的推销员的职能类似，也是身兼数职，扮演了“信息采集者、产品推销员、市场构筑人、生产组织者、转型导向者”的角色⑥，他们给石膏模具厂家带回大量的产品信息反馈，设计者及时推陈出新，孙村一跃成为著名的石膏模具生产中心。同时，孙村人巧妙善用这个不需要任何组织成本而又在国内无远弗届的推销网络，竞相通过熟人关系网络委托这支推销大军在返乡时顺便带回全国各地与金银首饰有关的任何款式样品及生产工具样品，此导致孙村出现了一些专门生产“打金”成套工具如汽油炉、喷火枪、锤子、镊子、天秤、首饰盒等的小工厂；同时各地各式各样的银（首）饰品也被带回来，有人转而开发银饰品，银饰业最终也成行成市，出现一批银饰品展销店，孙村出外“打金”的人也习惯顺便带一些银饰品出去，摆在他们开在全国各地的“打金”店里零售。
石膏模的出现，其革命性效应丝毫不亚于当初的“铁模”。如果说“铁模”刺激了更多人加入“打金”的行列，催生了模具推销者，那么，石膏模的出现不仅进一步扩大了这两种从业人员的队伍，还推动了与“打金”行业相关的其他生产要素的在地集结，如全部是个体经营的客运与物流、“打金”工具生产、银饰品批发、与首饰业相关的各类信息的汇总以及黄金地下收购点。依托于由在地人员构成的庞大推销大军的不断往返以及新开辟的直接通往国内各大城市的大巴的日夜穿梭，孙村成为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也是最核心的与“打金”业相关的各种生产因素的集结地与流转地。
黄宗智先生说，“在英国和西欧的‘早期工业化’过程中，手工业与农业逐渐分离。前者逐渐成为独立的工场生产，亦即由个体化的工人集合在一起共同生产，主要在城镇进行”，“但在中国，手工业则一直非常顽强地与家庭农业结合在一起，密不可分，直到20世纪中叶仍然如此”。⑦孙村“打金”业的在地兴起，意味着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其分离过程的特殊之处在于，既不是像当年西欧那样移到城镇去开设工场，也不像80年代中国那样表现为乡镇企业模式。借用今天流行的“总部经济”概念，孙村类似“打金”业的总部，成千上万遍布于全国都会城镇的“打金”店、“打金”工具及模具批发店，不过是总部经济的延伸与辐射，孙村从“界外”突入中心，这是经济史上罕有的“中心—边缘”格局的翻转，乡村是中心，城市反成了边缘。而其奥妙在于，孙村人以其特殊的经济—社会网络，将“打金”业的所有产业链条、生产环节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以非正规经济的灵活与低成本优势，不给任何大资本、大企业在竞争中获胜的机会。
三、制胜端在“同乡同业”
上世纪80年代末，与“打金”业相关的各种生产要素在以孙村为中心的“界外”基本集结完毕。对当时“界外”的年轻人来说，“打金”成了非农就业中准入门槛最低的一个行业，不仅技术门槛低，信息易得，网络易入，而且资金门槛也低。踏入“打金”行业的年轻人一般是拜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姻亲兄弟及父辈结交的朋友为师。在此特殊人际关系背景下，师傅并不把徒弟视为雇工，师徒关系并非常见的雇佣关系。师傅不仅在最短的时间内教给徒弟关键的技术，而且还得帮徒弟寻找合适的店面，无偿借给生产工具及少量资金，助其快速另立门户。在各个微型的非亲即故的亲缘关系圈中，共同致富毋宁成为共识。如果有人只顾自己发财而不扶持徒弟，其日后也将得不到亲缘关系圈中其他人的帮助。此种情形不同于有学者在研究湖南新化人数码快印业店覆盖全国现象时得出的“亲缘和地缘关系从未也不可能代替雇佣关系”的结论。⑧
当其时也，孙村的“打金”业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而呈几何级数扩张之势。“天时”即“界外”人在全国首创“打金”业，“地利”即与“打金”业相关的各种生产要素在孙村集结，“人和”即依托共同致富的亲缘网络。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不到十年时间里，以孙村为中心的“界外”人便把近万家“打金”店开到了全国各大小城市、县城、乡镇，在任何地方任何角落，只要看到挂着“打金”招牌的小店面，不用问，其店主基本都是来自孙村一带的“界外”人。
这些从地理边缘、社会边缘、经济边缘甚至文化边缘杀出来的“界外”人，既无雄厚资本，亦非依靠现代连锁经营理念，为什么可以在“打金”这一新兴的行业上攻城掠地？为什么其他区域的人难以与其开展同业竞争？在此，需要讨论孙村“打金”业特殊的经济—社会网络，即“同乡同业”问题。
有学者在研究马来西亚芙蓉坡莆田裔华人的“同乡同业”传统时对“同乡同业”作了界定：“所谓‘同乡同业’，主要是指在城市工商业经济中，来自同一地区的人群经营相同的行业，利用同乡或同族关系建立商业网络，实现对市场和资源的垄断与控制。”论者还从历史学的角度，追溯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同乡同业传统，如傅衣凌先生揭示的明清时期地域性商帮与族工、族商现象，以及傅衣凌的学生郑振满、陈支平等教授对明清以来的乡族经济的研究，分析了同乡同业传统与乡族组织的内在历史联系。⑨
“同乡同业”的概念准确地反映了经济活动与特定社会网络之间的相互嵌入关系，我试图借用这一概念来概括孙村的“打金”业。不过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同乡同业”的现象并不尽同。历史上的“同乡同业”可能的确存在对市场和资源的垄断与控制问题，所以，傅衣凌先生认为“乡族势力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能顺利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⑩但今天的孙村“打金”业，其实并非如此。首先，孙村“打金”业都是一些个体户、小业主，他们在城市里开展的经营活动，仅仅依托于各自的微型亲缘网络，各网络之间并没有形成进一步的联合或者结盟（如近代城市里的同乡会馆或同业公会）以垄断市场；其次，孙村“打金”业虽然是在城市里设店营业，但其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劳动力、技术、款式、信息等生产要素都来自孙村本土，不存在依靠同乡网络在城市里控制生产资源的问题。
如果不是以同乡网络在城市里控制和垄断市场资源，那么，孙村“打金”业为什么具有强劲的竞争及扩张能力？
谭同学研究了湖南新化人如何在全国范围经营数码快印业，他认为“对于市场中的部分主体而言，社会因素有利于帮助它们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在市场中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对比科斯（Ronard H.Coase）关于企业的经济性质在于降低交易成本的判断，可以说，包括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在内的社会因素，与市场有着深度契合的一面”。11其实，“同乡同业”形态的小本经营活动，并不严格依循现代企业制度，从其“企业总成本”的角度看，“交易成本”的比例应该远低于“生产要素成本”。换句话说，在研究“同乡同业”形态的小本经营活动时，除“交易成本”外，还应关注此种特殊业态为何可以有效降低“生产要素成本”。
首先，孙村的“打金”业依托于地方社会网络，其所有的生产材料都可以在孙村完成一站式采购，不仅价格低，而且如果一时资金周转不了，还可以赊账。“打金”者可以随时通过电话，请远在孙村的家人或者熟人将货品以每大包仅十元的“手续费”托给孙村直达各大城市的客运大巴，这也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
其次，一个加入“打金”行业的年轻人依托于亲缘关系网络，无需任何培训费就可以拜师学艺，而创业所需的资金，也可以快速地在亲戚朋友间筹集完成，筹资成本几近于零。已是行业前辈的亲戚朋友还会根据经验帮助刚刚入行的后辈盘下较有商机的店面。
最后，他们在都会城镇的“打金”活动，往往是同一个亲缘关系圈的人相对集中于同一个城市，方便于互帮互助。一个“打金”店的收入一般来自代客翻新首饰款式的加工费、加工过程必要耗损的金粉的提炼、零售金银首饰品赚取的差价。这些业务的开展需要他们不间断地交流信息，如黄金及生产材料价格的起落、何种款式好卖、该进什么货等。他们也开展互惠式的合作，如相互间的资金借贷、生产材料的互通有无、生产工具维修及首饰加工技术的相互帮忙相互指导、店面的相互照看等。12
在这样一种经济活动与在地社会网络紧密相嵌的情形下，孙村“打金”业的交易成本及生产要素成本都大为降低，其竞争扩张能力相应强大，这也是外来者无法步孙村人后尘涉足“打金”业的原因，但其间体现的并非通过资本扩张达到垄断市场资源的“大鱼吃小鱼”的资本主义经济逻辑。可以说，越是成现代企业建制的竞争对手，其企业的交易成本及生产要素成本就越高，就越是不可能击败“同乡同业”的孙村“打金”业。所以，对一个想加入“打金”业的孙村年轻人来说，只要他紧紧依托于熟人社会及亲缘关系圈，便很容易走上自主创业的道路。今天的孙村年轻人几乎无人到珠三角或者长三角的代工厂打工就是一个明证。
四、乡土社会资源与“同乡同业”经济的相互激活
有道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个依靠熟人社会及亲缘关系圈的帮助而自主创业的孙村“打金”人，也必须对这个熟人社会及亲缘关系圈的节庆参与及人情往来投入时间和金钱，这既是回报，也是其在孙村的乡土社会里作为一个成员的自我确证与他人认同，更是为了其自身的进一步创业而不断累积社会资本的必要投入。对缺乏社会资本的底层人民来说，已然形成的乡土社会网络几乎是他们唯一可动用的“社会资本”，理性驱使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唾手可得的关系网络。
如今，孙村的年轻男子十有八九是离家出外从事“打金”业的，但与一般进厂打工的人不同，“打金”的孙村人其实随时都与村里保持各种渠道的密切联系。
首先是“打金”的日常业务联系。都会城镇不过是孙村“打金”业的卖场和客源所在，此外，其他所有的生产要素几乎都从孙村流出，每天五六部大客车穿梭于孙村与全国各大城市现象的背后，是源源不断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
其次是亲缘关系圈情感沟通。每逢孙村重大节庆如春节、清明节、中秋节、自家或者亲缘关系圈家庭的婚丧嫁娶寿庆满月，他们总是不惜时间及花费，不远千百里返乡或设宴或赴宴或二者兼有。如有“谢恩”或“拜忏”仪式举行13，也必特地回家虔诚跪拜跟香。这种貌似非理性的人情消费，实为一种生产性的开支，因为孙村“打金”人的业务往来及社会交往一直是以本土的熟人社会及亲缘关系圈为主，作为“打金”业中心的孙村是累积他们的社会资本的不二场域。
再者是成功取向的在地化。孙村既是“打金”人的家乡，也是他们在外创业的重要基地。与一般的经商人士不同，孙村“打金”人最为看重的是回到村里展示创业成功，他们赚到钱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家盖新房，所谓“方便别人称呼”，意思是新房矗立在村表明他任何时候都是孙村的一分子。有个年轻人不是先回孙村盖新房，而是先到莆田城里买了一套商品房，结果颇受非议，舆论压力之下还是于次年回孙村另择宅基地。今天，三至六层的新楼房已遍布孙村，在他们竞相夸富的背后，其实是对乡土社会的内向认同，此大不同于“外向型村庄”的行为逻辑。14
最后是对熟人社会成员身份的积极认同。孙村是沿海偏乡，既无族谱亦无祠堂，只有一座小规模的社庙永进社。自上世纪80年代“打金”业兴起之后，永进社供奉的主神杨公太师每年正月十一元宵（孙村一带，各村元宵日期不一）出游及农历四月二十六和九月二十六的神诞就日益热闹，杨公太师的灵力及主持社庙事务的乡老的号召力也随之看涨。原因是“打金”人越来越积极参与孙村的重大节庆，他们既看重本土神明的护佑，也想借机尽到他作为孙村人的职责。杨公太师元宵出游时，每家每户都会给“压岁钱”，初期是一二十元不等，如今已自发提升至上千元。神明的“压岁钱”其实就是孙村的公益基金，乡老将这笔钱用于社庙修缮、香火、节庆社庙筵席、神诞会演莆仙戏等。乡老往往在元宵期间提出本年度的一些公益项目（如铺路、修桥、办学、成立老人协会等）并提议大家赞助，大多认捐热烈。而神诞会演，“打金”人也必回家大摆宴席大宴宾客，说是“给神明做热闹”，其实与参与孙村公益一样，都是为了寻求熟人社会的身份认同。
施坚雅根据“中地系统”（central place system）研究中国乡村的市场体系，认为由于存在“距离成本”（distance costs），市集往往位于等边六角形中心。15如果从“中地系统”及“距离成本”的角度看，似乎很难理解偏于东南沿海一隅的“界外”孙村为什么会成为“打金”业各种生产要素的集结地与流转地，而处于更为核心地理位置的城市反而成了孙村的次级市场。但我们不能像经济地理学家那样单从“距离成本”的角度考虑问题。事实上，施坚雅本人并非经济地理学家而首先是一个人类学家，虽然其“中地系统”揭示的中国市场体系与经济地理学家建构的普遍模式相比并无不同之处。作为人类学家的施坚雅，他强调的是市场体系所具有的社会意义的重要性不亚于经济意义，空间经济体系也是一个社会文化体系。16如果既看到孙村是一个“打金”业各种生产要素的集结地与流转地，又看到它是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体系；既看到经济活动的“距离成本”，又看到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和生产要素成本；既看到各种生产要素集结与流转的过程，又看到各种社会及文化的要素的集结与流转以及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嵌入，那么就可以理解孙村何以维持其在成千上万的“打金”者心中的中心地位。
费孝通先生曾经以“离土不离乡”来概括“苏南模式”，也曾以“离土又离乡”来概括“温州模式”。17在费先生那里，“离土不离乡”指的是苏南的乡镇企业，“离土又离乡”指的是温州数十万勇闯全国市场的小商品推销员。“土”指依赖土地的农业，“乡”指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家乡。孙村的“同乡同业”经济肯定是“离土”的，也肯定不是“离乡”的。但说它“不离乡”，又并非指其在地办乡镇企业。在此，似乎很难以费孝通先生意义上的“离土不离乡”或“离土又离乡”来概括孙村的“同乡同业”经济。如果一定需要借用费孝通先生“离土不离乡”的说法，则应该把“乡”的含义扩大，“乡”不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同时也是社会空间意义上的，那么，孙村“离土”在外的“打金”人其实从来就没有脱离过社会空间意义上的“乡”。
且不说孙村“打金”人出于业务、亲缘情感沟通、社区身份认同的需要，积极地往返于城市与家乡之间。就是他们在都会城镇从业的过程中，他们也是紧紧依托家族网络、乡土社会网络形成经济活动的纽带，创造出有别于今天流行的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这一经济形态就是社会网络与经济网络的相互嵌入。其经济活动不仅与乡土社会网络相互依托，更重要的是二者之间还相互激活，使传统、乡土、家族这些有可能被认为是过去式的遗存，在孙村所在的“界外”却呈现活态，其不仅渗透于人伦日用，还贯彻于经济民生。
五、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
中国乡村“空心化”指的是农村的劳动力、原材料、资金都被工业化城市化吸纳殆尽，农业凋敝，劳动力流失，农村的经济及社会皆已失去再生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18乡村空心化之所以已成不可逆之势，其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无可阻挡。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及全国范围内对各类生产要素的重新整合和价格的“逐底竞争”（race to bottom），即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全国化（nationalization）。19经济全球化或者经济全国化必然带来“经济”与“社会”的彻底分离，在资本逐利的本性驱使下，任何一种生产要素都可能被抽离出它原先的在地背景，而得以在任何一个可以实现成本最低化和利润最大化的场所重新组合，形成“无心无肺”的经济怪胎。
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提出市场与社会的反向的“双重运动”，他认为市场社会正是由这样两种相互对立的运动组成的，一个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不断扩展市场的运动，另一个则是由此而来的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使经济活动重新“嵌入”于总的社会关系之中。20我们已经习惯于对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判断，也习惯于将波兰尼在百年前的期待视为遥不可及的神话。可是，中国农村之辽阔、区域差异之巨大，远非“中国农村”四字可概括。在从温州、闽南到潮汕这一中国东南沿海的狭长区域里，存在着类似的乡土文化传承及“兼业”的谋生方式，这导致今天该地区的人群拥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经济活动形态，就是离乡离土的农民很少进入大工厂大企业打工，而且从内心里鄙视“打工”。他们毋宁是机动灵活的游击小分队，以核心家庭或者以亲缘关系圈作为经济活动单位，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生机勃勃地开展各类非正规经济的“同乡同业”经营。21孙村的“打金”业不过是这个盛行“同乡同业”经济的特殊区域里的一个典型。
“同乡同业”经济活动的生命力，体现了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在乡村空心化的大潮之中，乡村的所有生产要素都是向城市流动的。从城市的视角看，乡村不过是廉价的劳动力及原材料的供应地。孙村的年轻人奔向城市“打金”，并不是作为廉价的劳动力被动卷入城市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之中。对活跃的孙村“打金”业来说，全国范围内的都会城镇，倒是给“打金”业提供了另一种生产因素，即源源不断的顾客和市场空间。是孙村人依托本土的社会网络，慢慢在地集结“打金”业的各种生产要素，然后突入城市，对城市里的生产要素进行反组合。近三十年来，一拨又一拨的孙村年轻人出到城市“打金”，但孙村并没有因此空心化。相反，随着作为“同乡同业”经济的“打金”业的不断扩大，与“打金”业相关的生产要素得以更加活跃地在孙村所在的“界外”集结，其所发挥的“打金”业的枢纽中心的功能有增无减。由于孙村的“打金”业是深深嵌入于本土社会网络之中的，所以，在“打金”业发展的刺激下，社会资本也得以良性运转，民间社会更添活力。这也许就是卡尔·波兰尼期待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嵌入，这种“同乡同业”的经济形态也许可以称为有别于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的社会经济（social economy）。22
孙村位于“界外”，一个曾经的地理意义、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多重边缘地带；今天孙村的“打金”业，作为“同乡同业”经济和非正规经济的一种业态，在主流的、“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话语体系里，也一定是被视为不入流的、落后的、边缘化的经济形式。孙村似乎一直都难以从“界外”的角色中摆脱出来。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在目前铜墙铁壁似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大概只有从“界外”，从另类的经济实践中，方可获得突围的可能与机会。
【注释】
①莆田县县志编集委员会（编）：《莆田县志·清初莆田沿海截界始末》，1963年11月。
②姚中秋：《钱塘江以南中国：儒家式现代秩序——广东模式之文化解读》，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4期。
③还有强调方言影响社会构成的，如从事客家研究的人类学家孔迈隆（Myron Cohen）认为方言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另一个变数，是构成群体的一个主要力量，许多特殊的社会活动方式都直接与方言之差异有关，如果不加以考虑，任何有关这一地区的社会组织研究均不算完整。参阅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2年版，第302页。
④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⑤黄宗智：《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和现在——舒尔茨理论的对错》，载《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⑥袁恩桢（主编）：《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6
6、101～106页。
⑦黄宗智：《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基本经济单位：家庭还是个人？》，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1期；黄宗智：《中国的现代家庭：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视角》，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5期。
⑧谭同学：《亲缘、地缘与市场的互嵌——社会经济视角下的新化数码快印业研究》，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6期。
⑨郑莉：《东南亚华人的同乡同业传统——以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为例》，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
⑩傅衣凌：《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一个探索》，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1年第3期。
11同注⑧。
12类似情况也见于湖南新化人的数码快印业，谭同学发现，“较之于其他经营者和技工，成功的经营经验和新技术在新化人的亲缘与地缘网络中传播速度极快、成本极低。这一优势弥补了他们文化水平低的不足，让他们在打字机修理行业内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参阅谭同学：《亲缘、地缘与市场的互嵌——社会经济视角下的新化数码快印业研究》。
13“谢恩”是以家族为单位酬神还愿答谢天恩，“拜忏”也是以家族为单位祭祀所有同宗先人亡灵。此两仪式极为隆重，一般需要两三个日夜铺陈科仪。关于“谢恩”，请参阅郑莉：《私人宗教仪式与社区关系——莆田东华“谢恩”仪式的田野考察》，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吴重庆：《“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孙村：一个共时态社区》，载《新史学》第2卷（概念·文本·方法），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14贺雪峰一直有“外向型村庄”之说，参阅仝志辉、贺雪峰：《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兼论选举后村级权力的合法性》，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15同注④，第21页。
16同上，第49页。
17参阅费孝通：《小城镇 大问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费孝通：《小商品 大市场》，载《浙江学刊》1986年第3期。
18参阅吴重庆：《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载《读书》2011年第1期。
19“全国化”（nationalization）是我自创的一个概念，意思是指，在中国这样一个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本活跃、幅员辽阔的大国，完全可能出现经济内殖民的现象，与经济“全球化”的逻辑并无二致。
20参阅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刘阳、冯钢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1关于“非正规经济”，可参阅黄宗智：《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
22关于“社会经济”，可参阅《社会经济在中国》（上、下），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1期、第2期；以及《开放时代》2012年第6期的“社会经济”专题。
第19篇：中档进口红酒市场“空心化”
业内人士看好深圳市场前景
目前,国内红酒的消费量增长惊人。有数据显示,去年1~5月国内葡萄酒产量增速达到55%%，增速同比上升了40%%。业内人士介绍，红酒的进口量年增长率达到40%%~50%%，预计至2011年，中国葡萄酒年消费量增长速度将超过70%%，中国将成为全球第八大葡萄酒消费国。而深圳作为红酒消费实力最为强劲的城市之一，
被经销商们广泛看好。
国产红酒善做渠道
曾小姐是一位红酒爱好者，她告诉记者，由于觉得红酒有美容、促进睡眠等功效，多年来一直坚持每天喝半杯。而自己购酒都是去大超市的红酒柜台，一般都是购买国产酒。对于进口红酒，一是觉得价位略高，二是品牌繁多，不知道选哪种好。
曾小姐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深圳红酒市场的现状。事实上，在深圳的红酒市场上，国产红酒领跑的现象已持续多年，占据了50%%~60%%的市场份额。“经过多年的发展，国产红酒拥有地利和品牌优势，相对于洋葡萄酒,国产酒的性价比更易吸引消费者。”业内人士这样认为。
用深圳市深宝富商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宁小卫的话来说，国产红酒胜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销售渠道做得好。“国产红酒的销售价位相对比较低，几十块钱就能买到，但是便宜的酒在质感上就有一定的欠缺。于是这些红酒被放到了夜店销售，在那种消费场合，几乎是不用看酒的品质的，而且夜店会极力推荐在红酒中兑饮料改善酒的口味，这些都能让低档红酒以翻好几倍的利润出售”。
据宁小卫介绍，国产红酒的销售市场60%%都在夜场，此外，还有一些专门店、酒庄等。
市场“两头乱、中间空”
在红酒业内,按照进口价格高低,普通进口红酒基本分为3个档次。进价低于100元的为低档酒，100~200元的为中档酒，300元以上的算高档酒。 虽然目前深圳大部分消费者购买的是中低档红酒，但是某酒庄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很看好深圳的前景。“因为深圳比较富裕，购买力相对来说是很强的，最重要的是消费意识，深圳有很多真正懂酒、注重红酒品质的人，他们的需求不容忽视”。
在广阔的市场前景之下，众多的进口红酒经销商也希望能冲入市场。然而事实上，洋酒想打入深圳市场却并不容易。
宁小卫表示，“进口红酒受到国家政策、相关酒税的影响，在税费高的情况下，许多经销商通过不同渠道拿货，在质量和价格上进行不公平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因此深圳的红酒市场基本上处于“两头乱、中间空”的状态。
据介绍，目前进口红酒的各种税费达到了40%%以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很多公司的进口和终端销售价格税后差价达到了2~3倍。
“其实葡萄酒在国外是相当普及的饮品，可以说随处都是，价格也相当便宜”。宁小卫介绍说，很多进口酒庄往往选择国外最便宜的酒运到国内来卖，在深圳，进价30元卖到200元的酒比比皆是。而在低端市场，就会出现以次充好、假冒伪劣产品等问题。
进口红酒市场的混乱直接导致了消费市场的萎缩。在记者采访时，80%%的消费者表示，国外红酒又贵又不了解品质,干脆买国产酒放心。
中档红酒超市或有可为
随着葡萄酒市场容量逐步增长，行业监管更加规范，竞争程度逐渐激烈，品质品牌逐步国际化，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红酒产品结构向中高档转移等已成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深圳的进口红酒每年的增长率达到了40%%~50%%。在宁小卫看来，“售价在200~600元的中高端酒是进口红酒进入市场的最佳定位”。
宁小卫目前经营的是产于澳大利亚南部的“大运红”和“澳金红”两个品牌。对这两个品牌的推广，宁小卫采取了酒会的形式，并且在价位上采取比同等质量的酒价位略低的策略销售。“虽然最先只是在朋友圈里销售，但是年增长100%%的势头还是让我看到了商机，所以现在我也想按照这个定位作一个红酒超市。虽然报关不可避免，但是我直接跟国外酒厂建立渠道，减少流通环节，这样可以将价格降低30%%~40%%。而如果我们将这些物美价廉的进口红酒都放在一个大型超市里，让顾客自己进行体验式的挑选鉴别，应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记者了解到,“红酒超市”在深圳其实并非新鲜事物，早在2007年，深圳就诞生过国内首创酒类专项商品集中零售终端“金樽美酒Mall”。按照当时预想,“金樽美酒mall”前期投入1.5亿元资金,计划3年内在华南开设50家连锁机构,5年内全国达到100家的目标。然而“金樽美酒Mall”仅维持了半年就失败了。“在当时来说，他们的理念还是显得太超前了一点，投资规模也过大了”,宁小卫表示,“但是现在看来,在深圳市场上做一个进口红酒超市还是有可能的”。（中国红酒网）
第20篇：防经济空心化将作重点提案
防经济空心化将作重点提案 民建中央和农工党中央：
2012年02月25日 04:01 来源：新京报 作者：王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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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下午，民建中央、农工党中央分别举行两会新闻通气会，据其通报，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召开期间，民建中央、农工党中央、全国工商联将提交的多个提案中，“防范实体经济空心化”(《关于强本固基维护实体经济坚实基础》)提案，将作为重点提交。
拓展民间资本投资渠道
《关于强本固基维护实体经济坚实基础》提案，被农工党中央列为一号提案。其中指出，根据对实体经济的调研，造成当前实体经济困境主要原因在于，过度垄断使民间资本投资无门，实体经济和非实体经济之间投资回报反差巨大，做实业不如做投机和投资赚钱多、赚钱快等。
如何破解实体经济困境？提案建议：重视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的拓展，特别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宽实体企业的发展空间；减少投机暴利，限制投机暴富；政府和企业联手应对高成本，防止多种因素叠加，推高成本，致使大量企业“硬着陆”。
挤压“炒”经济的空间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同样表示，2011年全球关注中国的焦点是，经济会不会硬着陆，国务院通过值得肯定的措施已经实现了软着陆。而2012年经济是否会继续软着陆，其中最大的变数就是中国实体经济。
辜胜阻说，实体经济发展，则国家兴盛；实体经济衰退，则国家没落。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及目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充分揭示了过度金融创新、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所造成的“物极必反”问题。 对于防范产业“空心化”， 辜胜阻建议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同时，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挤压“炒”经济的空间，营造让勤劳做实业能富，创新做实业大富的市场环境；积极财政政策以减税为中心，增加实体企业的利润空间。
- 建言
民建中央建议“民间金融正规化”
针对去年温州爆发的民企债务危机，以及江苏、内蒙古、陕西、福建等地的“高利贷”**，民建中央将向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提交《关于进一步发展民营银行》提案，建议民间金融正规化，培育民营小银行。
上月18日，浙江省高院对吴英案做出维持死刑的二审判决。吴英案仅是近年来民间借贷**的一个缩影。据统计，由于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等原因，去年前9月，浙江发生了228起企业主逃逸事件，其中温州达84起。
提案提出，目前我国民营银行数目不超过10家，合计人民币存款余额已约达2000亿元，呈现总量小、业绩好的特点。发展民营银行，可打破国有资本对金融的垄断、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又能引导民间借贷发展、遏制借贷冲动。各地爆发的民间高利贷**，根源在于可满足地区金融需求的民营小银行严重不足，因此培育民营小银行，就为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提供了现实通道。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表示，如果缺乏足够的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市场可能发生“异化”，成为“高利贷”滋生的“土壤”。因此，应大力规范民间借贷市场，促进民间金融“阳光化”、“规范化”，使民间借贷从地下无序的“灰色地带”，走向地上“阳光”规范运作。
他建议，对民间金融不是打击取缔，而是规范“招安”， 引导民间资本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型金融机构，构建草根金融支持草根经济的“门当户对”的金融格局。逐步放宽民间资本组建地区性民营中小银行的限制，将满足条件的现有民间金融组织逐步改造成规范化运作的民营中小银行，在市场准入和利率方面给予更大的灵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