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逊网现象互联网经济的检讨书

2020-03-04 01:32:11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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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网现象互联网经济的检讨书

互联网经济早已经不是20世纪末那个踯躅蹒跚的新兴产业，它不仅革命性地改变了社会生产和消费结构，并且自我创造了成熟的市场生态。不过，任何许诺新解决方案的技术也都暗藏新问题的风险，现在，是到了对互联网经济的另外一面做全面检讨的时候了。亚马逊网现象8月2日，哈珀特（Simon Houpt）在加拿大《环球邮报》上的一篇“亚马逊（amazon.com）的丑恶真相”让大众看到它所代表的电子商务对社会的结构性负面影响：它基本销毁了书店这个社会文化的有形载体；它让长期耕耘人文产品的编辑和出版人贫困化、边缘化；现在，凡是它涉及的新领域，社区零售企业纷纷倒闭，地方商业繁荣不再。像耐寒、耐旱的加拿大爬地草一样，这样的互联网企业所到之处，吸尽环境养分，只留下单一物种。人们开始发问：多彩多姿的生活与便宜方便的网购，如果只有一个选择，哪一个更值得体验，哪一个的疯狂发展必须被节制？随着实体经济消失的还有哪些不应该以任何价格让渡的人文价值？“像亚马逊、谷歌、脸书这样的互联网经济体，以人造垄断的方式积聚社会财富至少数人手中，并不断制造社会就业萎缩。这不仅对中产阶层不公平，对它们自身也是无法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拉尼尔（Jaron Lanier）以内部人的眼光所撰写的《谁拥有未来》再次唤起对互联网经济体的检讨之声。《经济学人》（7月）的报道显示，2016年欧美电子商务占零售比预计将超过11%，其中英国为14%，美国为13%。《商业周刊》（6月）的报告指出，美国2004~2012年的劳动生产力增长率回到了1972~1996年的水平，只有1.33%。佛曼（Chris Forman）在《美国经济评论》的研究文章清楚地表明，互联网技术投入没有带来令人信服的高回报，同时，它也没有带来明显的就业机会。互联网产业演绎的到底是怎样的经济学？明星体制和怪诞经济学“为何毒品贩子要靠啃老过活？为何好莱坞演员大多数是漂泊一族？„„” 莱维特和达博纳（Steven Levitt & Stephen J.Dubner）怀着对上述问题的思考，调查并撰写了《怪诞经济学》（Freakonomics）。他们发现，黑帮与好莱坞光鲜生活下面存在共同规律：这些产业都存在一个金字塔形的经济结构。我们看到的只是少数顶层成功案例。其下充满了无数的失败和艰辛。因为人人都梦想并以为可以成为塔尖上的人物，同时，市场鼓吹成功的平等机会，以至于参与经济游戏的大多数人愿意用“暂时”的观点看待过程中的艰辛，为想象中的未来承受不断累积的过程成本。这就是怪诞经济学所指的“明星体制”，一种赢者通吃，人人以为能赢的经济游戏。互联网经济也属于怪诞经济学中的明星体制。业内流传的“三一规律”不甚科学，但很直白：1%的创意获得风投的青睐；1%的创业赢得天使投资；1%的投资成长为有希望上市的产业新秀。其余的也许只能在“网络墓地”（techcruch/deadpool）博客中找得到。但每个新入者都认为自己是下一个youtube或者是能被“脸书”收购的instagram。成功企业囊括所有的利益，失败企业的过程成本却输出至社会，由社会消化承担。网络的负外在性与处在实体产业的柯达相比，instagram这样的企业大大减少了社会就业机会。这只是它们所带来的负效应之一。破产之前，柯达有280亿美元市值，雇佣了14万名员工。被脸书10亿美元收购之时，instagram只有13名员工。理论上说，失业的人可以经过培训再就业，社会资源因此得到最优化的配置。实际情况是，网络技术的电子变化速度远远超过下岗“过期”的劳动力大脑的生物更新能力。网络技术更新带来社会劳动力结构、能力和需求的巨大变化。其过程中的消化成本（负外在性）完全由社会承担。长远看，它也是网络企业自身无法持续的经济模式：分流到低级工作岗位的人群消费能力下降；导致实体经济萎缩，减少广告需求；网络企业丧失长期收入来源。目前，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并不需要为巨量失败的企业所造成的“负外在性”（negative externality）负责。它们的个体成本远远低于连带的社会成本。只要负外在性没有办法合适地反映在个体企业的成本中，它就造成“市场的失败”，就需要“看得见的手”来干预。这是根据“科斯定

理”（Coase Theorem）的逻辑推断。决策学者西蒙（Herbert Simon）说，决策首先是伦理价值判断，然后才是事实比较评估。互联网经济带来的速度和效率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同样值得询问的伦理判断题是：谁的效率？谁的成本？谁拿走了效率的红利？谁承担了社会成本的包袱？柔性绑架只有一个人拥有手机？那没用。两个人有手机，网络的通讯价值便显现出来了。三个人有，网络的价值更是几何级数上升。这就是梅特卡夫的网络正效应原则（Metcalf’s law）。它也解释了亚马逊网这样的企业价值来源的一半。另一半是现代金融体制以“未来收益”的可能性估算网络企业的价值，并以公共融资的形式兑现。所以，19年来，亚马逊网没有真正盈利，但却有极高的市值。亚马逊网、谷歌、脸书这类企业的价值不是光靠企业家和员工就能创造的。它们实际来源于每个使用者的参与。网络的价值是共同创造的，特别包括你我这样的使用者。我们的每个点击，网企都拿去向广告客户换钱了。我们网上搜索的一举一动，都被悄悄地收录进“大数据库”中，成为网络拥有者营销分析的金矿。但对参加价值生产的我们，只落得一个“糖果”奖赏：免费使用网络服务。规模化后的网络产生“地租”，它不对等地只属于网络拥有者。新技术的魅力往往掩盖了价值生产与分配过程的不公平。这个不对等性在使用者打算离开的时候就更加明显：你的资料、历史和网上互动都无法带走。换言之，你过去的心力投入都被套牢了。一旦离去，便为沉底成本。如果你花大量心神开了家网店，那就更惨了。实体店你可以转卖，收获投资，虚拟店既不能打包带走，也无法自由买卖。这就是网络负效应。在《谁拥有未来》中，拉尼尔也称之为“柔性绑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称类似的行为造成“劳动的异化”，即自己的活动创造出自己的对立面。网络负效应反映出消费者/使用者参与网络价值生产过程的异化。社会在先，经济在后互联网带来的远不止技术问题。每个技术许诺背后都有一张人文面孔，或哭、或笑。令人担忧的是，在互联网企业许诺的技术乌托邦里，人文文化越来越“浅薄”（详见Nicholas Carr的“The Shallows”）；有了免费的网上教程却没有了未来做教育工作者的机会；有了低价的图像，摄影师却少了经济尊严；有了能读脑电图的技师，却没有人愿意钻研机器背后的医术；有了《赫芬顿邮报》这样的免费观点，却失去了《纽约时报》的深度分析。如何平衡社会冲击与经济效率？它呼唤新的社会意识和制度规范。即便是强大的谷歌，它也受限于背后的一套函数方程式。无论形式多么花俏，如果由伺服器中的函数来主导人类生活，从排行榜推荐看什么电影到听什么音乐，那么文明只会越走越窄，直至坍塌，因为选择越来越同质化，选择自由度越来越小，就像从韩国整容回来的脸，以为出自一张脸模。若如此，谁能为退化的人文社会埋单？《黑客帝国》既是娱乐电影，也告示技术统治一切的风险。

互聯網經濟早已經不是20世紀末那個躑躅蹣跚的新興產業，它不僅革命性地改變了社會生產和消費結構，並且自我創造了成熟的市場生態。不過，任何許諾新解決方案的技術也都暗藏新問題的風險，現在，是到了對互聯網經濟的另外一面做全面檢討的時候了。亞馬遜網現象8月2日，哈珀特（Simon Houpt）在加拿大《環球郵報》上的一篇“亞馬遜（amazon.com）的醜惡真相”讓大眾看到它所代表的電子商務對社會的結構性負面影響：它基本銷毀了書店這個社會文化的有形載體；它讓長期耕耘人文產品的編輯和出版人貧困化、邊緣化；現在，凡是它涉及的新領域，社區零售企業紛紛倒閉，地方商業繁榮不再。像耐寒、耐旱的加拿大爬地草一樣，這樣的互聯網企業所到之處，吸盡環境養分，只留下單一物種。人們開始發問：多彩多姿的生活與便宜方便的網購，如果只有一個選擇，哪一個更值得體驗，哪一個的瘋狂發展必須被節制？隨著實體經濟消失的還有哪些不應該以任何價格讓渡的人文價值？“像亞馬遜、穀歌、臉書這樣的互聯網經濟體，以人造壟斷的方式積聚社會財富至少數人手中，並不斷製造社會就業萎縮。這不僅對中產階層不公平，對它們自身也是無法持續發展的經濟模式。”拉尼爾（Jaron Lanier）以內部人的眼光所撰寫的《誰擁有未來》再次喚起對互聯網經濟體的檢討之聲。《經濟學人》（7月）的報導顯示，2016年歐美電子商務占

零售比預計將超過11%，其中英國為14%，美國為13%。《商業週刊》（6月）的報告指出，美國2004~2012年的勞動生產力增長率回到了1972~1996年的水準，只有1.33%。佛曼（Chris Forman）在《美國經濟評論》的研究文章清楚地表明，互聯網技術投入沒有帶來令人信服的高回報，同時，它也沒有帶來明顯的就業機會。互聯網產業演繹的到底是怎樣的經濟學？明星體制和怪誕經濟學“為何毒品販子要靠啃老過活？為何好萊塢演員大多數是漂泊一族？„„” 萊維特和達博納（Steven Levitt & Stephen J.Dubner）懷著對上述問題的思考，調查並撰寫了《怪誕經濟學》（Freakonomics）。他們發現，黑幫與好萊塢光鮮生活下麵存在共同規律：這些產業都存在一個金字塔形的經濟結構。我們看到的只是少數頂層成功案例。其下充滿了無數的失敗和艱辛。因為人人都夢想並以為可以成為塔尖上的人物，同時，市場鼓吹成功的平等機會，以至於參與經濟遊戲的大多數人願意用“暫時”的觀點看待過程中的艱辛，為想像中的未來承受不斷累積的過程成本。這就是怪誕經濟學所指的“明星體制”，一種贏者通吃，人人以為能贏的經濟遊戲。互聯網經濟也屬於怪誕經濟學中的明星體制。業內流傳的“三一規律”不甚科學，但很直白：1%的創意獲得風投的青睞；1%的創業贏得天使投資；1%的投資成長為有希望上市的產業新秀。其餘的也許只能在“網路墓地”（techcruch/deadpool）博客中找得到。但每個新入者都認為自己是下一個youtube或者是能被“臉書”收購的instagram。成功企業囊括所有的利益，失敗企業的過程成本卻輸出至社會，由社會消化承擔。網路的負外在性與處在實體產業的柯達相比，instagram這樣的企業大大減少了社會就業機會。這只是它們所帶來的負效應之一。破產之前，柯達有280億美元市值，雇傭了14萬名員工。被臉書10億美元收購之時，instagram只有13名員工。理論上說，失業的人可以經過培訓再就業，社會資源因此得到最優化的配置。實際情況是，網路技術的電子變化速度遠遠超過下崗“過期”的勞動力大腦的生物更新能力。網路技術更新帶來社會勞動力結構、能力和需求的巨大變化。其過程中的消化成本（負外在性）完全由社會承擔。長遠看，它也是網路企業自身無法持續的經濟模式：分流到低級工作崗位的人群消費能力下降；導致實體經濟萎縮，減少廣告需求；網路企業喪失長期收入來源。目前，成功的互聯網企業並不需要為巨量失敗的企業所造成的“負外在性”（negative externality）負責。它們的個體成本遠遠低於連帶的社會成本。只要負外在性沒有辦法合適地反映在個體企業的成本中，它就造成“市場的失敗”，就需要“看得見的手”來干預。這是根據“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的邏輯推斷。決策學者西蒙（Herbert Simon）說，決策首先是倫理價值判斷，然後才是事實比較評估。互聯網經濟帶來的速度和效率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同樣值得詢問的倫理判斷題是：誰的效率？誰的成本？誰拿走了效率的紅利？誰承擔了社會成本的包袱？柔性綁架只有一個人擁有手機？那沒用。兩個人有手機，網路的通訊價值便顯現出來了。三個人有，網路的價值更是幾何級數上升。這就是梅特卡夫的網路正效應原則（Metcalf’s law）。它也解釋了亞馬遜網這樣的企業價值來源的一半。另一半是現代金融體制以“未來收益”的可能性估算網路企業的價值，並以公共融資的形式兌現。所以，19年來，亞馬遜網沒有真正盈利，但卻有極高的市值。亞馬遜網、穀歌、臉書這類企業的價值不是光靠企業家和員工就能創造的。它們實際來源於每個使用者的參與。網路的價值是共同創造的，特別包括你我這樣的使用者。我們的每個點擊，網企都拿去向廣告客戶換錢了。我們網上搜索的一舉一動，都被悄悄地收錄進“大數據庫”中，成為網路擁有者行銷分析的金礦。但對參加價值生產的我們，只落得一個“糖果”獎賞：免費使用網路服務。規模化後的網路產生“地租”，它不對等地只屬於網路擁有者。新技術的魅力往往掩蓋了價值生產與分配過程的不公平。這個不對等性在使用者打算離開的時候就更加明顯：你的資料、歷史和網上互動都無法帶走。換言之，你過去的心力投入都被套牢了。一旦離去，便為沉底成本。如果你花大量心神開了家網店，那就更慘了。實體店你可以轉賣，收穫投資，虛擬店既不能打包帶走，也無法自由買賣。這就是網路負效應。在《誰擁有未來》中，拉尼爾也稱之為“柔性綁架”。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稱類似的行為造成“勞動的異化”，即自己的活動創造出自己的對立面。網路負效應反映出消費者/使用者參與網路價值生產過程的異化。社會在先，經濟在後互聯網帶來的遠不止技術問題。每個技術許諾背後都有一張人文面孔，或哭、或笑。令人擔憂的是，在互聯網企業許諾的技術烏托邦裏，人文文化越來越“淺薄”（詳見Nicholas Carr的“The Shallows”）；有了免費的網上教程卻沒有了未來做教育工作者的機會；有了低價的圖像，攝影師卻少了經濟尊嚴；有了能讀腦電圖的技師，卻沒有人願意鑽研機器背後的醫術；有了《赫芬頓郵報》這樣的免費觀點，卻失去了《紐約時報》的深度分析。如何平衡社會衝擊與經濟效率？它呼喚新的社會意識和制度規範。即便是強大的穀歌，它也受限於背後的一套函數方程式。無論形式多麼花俏，如果由伺服器中的函數來主導人類生活，從排行榜推薦看什麼電影到聽什麼音樂，那麼文明只會越走越窄，直至坍塌，因為選擇越來越同質化，選擇自由度越來越小，就像從韓國整容回來的臉，以為出自一張臉模。若如此，誰能為退化的人文社會埋單？《駭客帝國》既是娛樂電影，也告示技術統治一切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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