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评论7月16日

2020-03-03 21:47:06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法律面前,无所谓强者弱者(人民时评)

赵 强

《 人民日报 》( 2014年07月16日05 版)

因为是“弱势群体”,就要求给予超越法律界定的救济,质问“法律为何如此冷漠”;因为是“强势群体”,就要求加以超越法律规定的惩处,动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二者同样都走到了法制的反面近日,“东平女生被性侵”案不断发酵。从一开始警方宣布“根据目前证据材料”,不能证明“构成强奸罪”,到日前“发现了新的线索,获取了新的证据”,以“涉嫌强奸罪”,对有关人员依法刑事拘留,再加上该女生母亲喝农药自杀未遂,一时间舆论为之哗然。

其中,“未成年”少女、开“宝马”的地痞、“警察称市里打过招呼难办”等字眼,刺激着人们的眼球,触动着公众的神经。当事双方的“强势”与“弱势”,和若干起同类事件一样,再次引发标签化思维和法治思维的碰撞。

毋庸讳言,当官的、有钱的人做了违法的事,利用手中权、囊中财,为自己“解套”一时,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发生。人们痛恨“强势群体”,同情“弱势群体”,根源也在于此。由此产生“为官不正”“为富不仁”的刻板偏见,强化了一些人的“仇官”“仇富”心理。但是,离开事实依据和法律界定,简单用“强势”与“弱势”的标签来论是非、定轻重,只会动摇法律刚性,损害法制权威。

因为是“弱势群体”,就要求给予超越法律界定的救济,质问“法律为何如此冷漠”;因为是“强势群体”,就要求加以超越法律规定的惩处,动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二者同样都走到了法制的反面。反之,如果同样都有违法行为,那么,无原则地同情“弱势群体”,呼吁“法外开恩”,同无底线地纵容“强势群体”,搞“刑不上大夫”那一套,都会对法制造成致命的伤害。

法制的归法制,其它的归其它。法律的天平上,只应有合法与非法的权衡;法制的框架内,只应有守法与违法的区分。所谓的“强势”与“弱势”,都不能成为干扰评判“罪与非罪”的因素。这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题中之义。“弱势群体”同“强势群体”相比,自我保护能力相对孱弱,法律的制定就是为其编织起权利维护的坚固屏障。但是这种保护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弱势群体”在生活上可能遭遇的困境,应该动用社会救助等其它救济手段,给予人道主义的关爱,但不能指望突破法律界限,予以额外补偿。任何超越法制的“庇护”,都只能是过犹不及。

“东平女生被性侵”案还在进一步调查中,我们希望不论是舆论还是警方,都能坚守法制的底线,不偏不倚,不枉不纵,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惩恶扬善,也是对法制起码的尊重和真正的维护。

好人主义培养不出好干部(评论员观察)

——如何让年轻干部走得又稳又远(上)

范正伟

《 人民日报 》( 2014年07月16日05 版)

坚持“严字当头”选拔优秀年轻干部,也是一种作风的陶冶、党性的锤炼,就是要明确“升官发财应

1两道”的为政之道,树立“干部就是要干事”的职业追求

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7月14日中央召开座谈会,研究新形势下优秀年轻干部选拔工作。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好人主义培养不出好干部”,寓意深刻、耐人寻味。

古人讲,“后生可畏,来者难诬”。从上个世纪80年代“知识导向”的不拘一格降人才,大胆任用青年才俊,到今天“实践导向”的“宰相必起于州部”,严格培养年轻干部,我们党历来对年轻人寄予厚望。如果说当年的干部年轻化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事业,今天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同样离不开年轻人的拼劲儿和闯劲儿,离不开一支来源广泛、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年轻干部队伍。

年轻干部成长,既要靠个人努力,更要靠组织培养。如何培养,大有学问。高尔基说过,“爱孩子是老母鸡都会做的事情,可是要善于教育他们,这是国家的一桩大事了”。正所谓“严是爱、宽是害”,培养年轻干部,不等于哄着、护着、捧着,坚持严字当头、从严管理,才能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构筑起一道屏障。实践表明,“镀金式”“温棚式”的培养,造就不出堪当大任的好干部;年轻干部不经过艰苦磨练,很难在关键时刻经受住考验。

“早熟果子长不大,拔苗助长易夭折”。年轻干部要走的路很长,面临的诱惑很多,严格要求是最好的爱护。缺乏严格的监管约束,“年轻得志”就容易成为“得意忘形”。2013年,浙江省检察机关查处的干部贪污贿赂案件中,35岁以下的年轻干部就达291人,其中25岁以下新进人员就有27人。试想,对他们身上的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如果有人及时咬咬耳朵、拉拉袖子,早提醒、早纠正,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摔跟头了。避免好人主义,不搞一团和气,该提醒的提醒,该批评的批评,该制止的制止,让年轻干部有所敬畏、有所戒惧,避免成长“黄金期”变成干部“危险期”,这才是真正对年轻干部负责、真正对党的事业负责。

我们选拔年轻干部,不是为了出大官,而是为了干大事。不经历非常之事,难以成非常之才,避免好人主义,就要从严培养。现在,一些地方对要培养的干部“苗子”百般呵护,为他们设好台阶、铺好路子,而恰恰忽略了基层岗位和艰苦环境磨练这个重要环节。有的年轻干部粗看起来经历很丰富,但仔细一看,每一个台阶的时间都很短,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而且都不是吃劲的岗位,没压上担子,自然也就收不到效果。

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大门,今天的年轻干部,尤其需要补上基层和实践这一课。正如中央领导强调的,既然是选拔好干部,就要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重用、考察、培养,不能放在最富裕、最舒适的地方露头露脸,好钢就要用在刀刃上。只有经历过基层一线的摔打磨砺,才能加深对国情、社情、民情的认识;只有到重要台阶和关键岗位上去挑重担,才能在干事中长本事,在历练中变“老练”;只有多“墩墩苗”,沉下去、融进去,年轻干部才能显示出其厚重,才能在未来发展中走得更稳更远。

好人主义培养不出好干部,要求不严造就不出好人才。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管理干部;从严管理干部,核心是从严选拔干部。大量事实表明,一个人官瘾太重、升迁欲太强,就难以保持谋事的平和心态和

干事的持久激情。对于年轻干部来说,如果热衷于搞自我设计,醉心于“晋升路线图”,干一点事就希望得到“回报”,刚刚提拔就琢磨“再上一个台阶”;如果只善于风险评估,分分钟都算计投入产出,干事风险绝对不沾边,责任问题绝对不沾身,不可能成为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从这个角度来看,坚持“严字当头”选拔优秀年轻干部,也是一种作风的陶冶、党性的锤炼,就是要明确“升官发财应两道”的为政之道,树立“干部就是要干事”的职业追求。

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执政骨干队伍,离不开优秀年轻干部的新鲜血液。补充新鲜血液的前提,是严格“验血”,合格后方能使用。以培养锻炼为基础,以选准用好为根本,以从严管理为保障,我们就能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优秀年轻干部队伍,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用阅读点亮乡土文明(中国道路中国梦)

王海方

《 人民日报 》( 2014年07月16日05 版)

农村的问题,不只是经济发展,从长远来看,文化匮乏是更大的制约。我的最大梦想,就是想把村民多引导到阅读上来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梦想的种子。读书时,曾梦想着做一个惩恶扬善、帮扶弱小的警察,为社会正义贡献一份力量。虽然最后走进了基层干部队伍,但那个贡献力量的梦想一直没有变。

刚到基层时,想着要好好干,干到一定职位,更好造福一方。然而,农村百姓是最讲实际的一个群体,在基层仅凭一腔热血、远大目标是不行的。现在的我,更想踏踏实实为群众干些实事。几乎每天,我都会带着一杯水、一本书和一支笔,走到村里,下到田间地头,了解群众生产生活的一些思想状态,记录基层变化,为农村发展鼓与呼。

我的基层工作梦想,或许不像当初那么高昂、那么宏伟,但却与民众离得更近、让群众更易感受到。譬如,我会把改善群众的精神状态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还会把自己下乡入村走访认识几户群众、帮助化解村里几起矛盾纠纷作为工作目标。我认为,农村的问题,不只是经济发展,从长远来看,文化匮乏是更大的制约。

农村百姓其实很喜欢文化活动,也盼着拥有更有品位、更有内涵的生活方式。这些年,当地党委政府以广场舞为切入点,把一些群众文化活动推广普及至农村,受到了热情欢迎和真心喜爱。在很多地方都令人发愁的秸秆处置问题上,通过给大伙儿讲道理、提供出路,群众也很配合,不再乱堆乱烧。我常感慨,基层治理和村民素质的关系,未必只能是互相制约,也可以互相促进。在农村可以培育更有素质的公民,塑造更有品位的生活。

如今,我在基层工作的最大梦想,就是想把村民多引导到阅读上来。今年以来,我结合农家书屋普及计划,试图打开农村的阅读生活。

曾经有干部对我说:“在农村,让群众去读书,还不如让他们锄几亩地”。看到书柜内一页未曾翻过的崭新书籍,我就深感痛惜,书在农村竟然只能沉睡,被遗忘。每当这时,就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梦想,一

定要带领民众参与阅读。

在我的倡导下,乡党委要求每个行政村周五下午对群众开放农家书屋。前期几乎没人进去,一度被群众当作一个新奇现象甚至笑话来谈论。后来,我们动员村组干部带头去学,现在,已有不少民众自发走入阅览室。这,就是进步。

我梦想着有一天,农村群众劳作歇息之余,都能拿起书,让文明进入乡村的角落;每个人都能身心安静平和,衣衫清爽整洁;人与人之间和睦温暖、落落大方、彬彬有礼„„农村不再是落后、没有文化的代名词,而是更好地呵护着乡村文明。这需要很长时间,但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农村会有质的变化。(作者为河南省舞阳县保和乡党委干部)

遏制文化“镀金”先管公款(纵横)

小 文

《 人民日报 》( 2014年07月16日05 版)

日前,文化部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国内艺术团组赴国外“镀金”的通知》,要求各级文化行政部门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坚决阻止各类演出团体出国“镀金”活动。据介绍,类似的通知以前也曾发过,但“基本无效”。为什么?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管住“政府的手”。到目前为止,多数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的中国团体靠赠票拉观众,演出成本“打水漂”,但演出场次越来越多。一些在国内都卖不出门票的剧团以及学生合唱团、老年合唱团,频频走进维也纳金色大厅、悉尼歌剧院或其他欧美知名演出场所,能支付这项庞大开支的,公款的比例到底有多大?

显然,到国外“拉风”,是一些官员眼中非常重要的文化形象工程。也正是在这种思维指导下,才有那么多专业、非专业的“旅游团”自掏场租、赠票拉客,到国外音乐殿堂“求演出”“求激动”“求名声”。问题是,这些形象工程,给中国文化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呢?一些驻外工作人员表示,赠票、拉观众已成为他们的负担,在一些老外眼里,中国人的演出几乎就是笑话。

“形象工程思维”在教育、文化、艺术领域中的渗透弥漫已非一朝一夕,因此形成的诸如高校高负债、文化园区泛滥、劣质文化产品积压、学术成果低水平重复甚至学术不端行为频现等现象,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浪费,也冲击着公众的道德神经,让整个社会的操守底线不断后移。可以肯定地说,文化领域的形象工程,其危害甚于经济领域,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文化形象工程毁三观、泯是非、灭良知,是民族精神的豆腐渣工程。

遏制文化形象工程,关键在于管住公款。凭个人意志,拿纳税人的钱,捞取宣传资本,树个人文化政

绩,是文化领域典型的“四风”表现。文化部本次下发的通知明确指出,各直属单位不得参与组织或支持国内艺术团组和个人赴国外著名演展场所或国际组织总部办公场所举办“镀金”活动。这些举措,指向性明确,可操作性强,可谓切中要害。

提升文化形象不能靠形象工程。本次巴西足球世界杯上,德国队一举夺冠,成为世界杯的四届得主。德国足球的成功之路,给人诸多启发。1959年,当时的西德第五次联邦会议提出“黄金计划”:修建31000个儿童游乐场,14700个中等规模的运动场所,10400个体育馆,5500个校体育馆,2420个露天游泳场,2625个教学游泳馆,450个游泳馆,总共67095个体育设施,预计造价63亿马克,实际耗资174亿马克。这些体育场供学龄前儿童玩耍,供学生体育锻炼,供协会组织使用,供成年人健身。他们认为,振兴民族就要从强健大众的身体做起,而这些体育场也让一代又一代优秀运动员产生。

可见,要得到真正的金子,就容不得半点“镀金”的想法。

(摘编自7月15日《光明日报》,原题为《提升文化形象不能靠“镀金”》)

“失地问题”万万忽视不得(一线视角)

王慧敏

《 人民日报 》( 2014年07月16日05 版)

如果条件不具备就强行赶农民“洗脚上楼”,无异于拔苗助长,恐怕事与愿违

不久前,一位年近六旬的农村妇女找我反映情况。刚坐下就抹眼泪:“这些年,一说到土地,就闹心。”她说,土地使用政策每过几年就调整一回,弄得大家心神不定。上世纪90年代,国家出台了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让人吃了定心丸。她带领全家用三个冬春把责任田改造了一番。好景不长,2004年村里成了土地流转的试点,要求大家把土地反租倒包给邻村的种粮大户,每亩地每年给120斤大米、20元钱。

前几年,种粮大户还能按时兑现合同。2007年刮台风发大水,地被淹了,基本绝收,“大户”自顾不暇,答应过的条件也就无法兑现。2008年又碰上金融危机,村上外出打工的人开始回流。大家总要吃饭呀,便纷纷上访。最后,县委书记亲自协调,承认以前的土地流转确实操之过急了。地,又重新分给了各家各户。

然而,刚稳定没几年,又开始小城镇建设,村子的土地全被集中征用。妇女叹了口气:“虽然给大家补了一些钱,可总有坐吃山空的时候。没有了地,又没有固定职业,今后日子该咋办?上个月,儿媳生了

孩子。我去问我孙子能不能也享受征地补偿?干部说不行,地早就征光了„„”

这位妇女反映的情况,令人深思。近些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地制度改革步伐的加快,土地承包责任制在一些地方有所松动。失地农民不断增加,成为客观事实。

对一个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紧缺的国家来说,如果让农民永远匍匐在田野里、固守那点可怜的土地,要想迈向富裕,确实很难。因此,适时促进土地流转,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势所必然。

但也务必清醒:在当前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健全完善的情况下,让农民离开土地的前提,是必须给他们提供宽广的就业门路和稳定的收入来源。如果条件不具备就强行赶农民“洗脚上楼”,无异于拔苗助长,恐怕事与愿违。

在中西部地区,不少地方的

二、三产业基础较薄弱,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大张旗鼓推进城镇化或搞土地流转,往往导致农民受到无业和失地双重挤压。我们单位有位职工,老家位于某市郊区。前几年市里建开发区将村里的土地征用,他那位已成为“准市民”的父亲,只好到邻省去租种别人的耕地。

即使是吸纳劳动力较强的沿海地区,在推动城镇化或是土地流转时,也不仅要虑及当前的利益,更要谋划长远的进退。多年前,我曾采写过某沿海县“土地流转”的经验。这个以生产蓄电池见长的工业县,劳动力转移问题解决得较好,可不久前再到该县采访,却发现,随着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一向引以为傲的支柱产业变成了落后产能,企业接二连三淘汰关门。就业问题一下子凸显出来,数万名被裁减而又失去土地的农民,顿时成为县里的沉重负担„„

“责任田”不仅仅意味着责任,也紧紧连着农民的生存与命运。许多地方支付补偿款搞征地,多是一锤子买卖,实质是让农民在交出土地权利的同时,也交出了永久的立身之所。对于缺乏就业技能的普通农民而言,没了栖身之所,后果可想而知。因此,稳定土地承包责任制,防止失地农民大量涌现,这根弦,万万松不得啊!

(作者为本报浙江分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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