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专业案例库

2020-03-02 22:36:38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第一把火

一位在一个小县任职的县委书记，由于工作出色被调往一个大县任县委书记。这个县摊子大，问题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尤其是该县领导班子内部不团结，存在严重的派性问题，长期以来都没得到解决。这对于县新来的书记，不能不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为了打开工作局面，新任县委书记在一番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之后，决定从修路抓起，他认为，工作才是锻炼干部、检验干部的手段和标准，人事问题应在工作中逐步解决，而不能就人事论人事。

这个县地处丘陵山区，资源丰富但交通不便，制约了全县经济的发展，修通全县道路，建立畅通的交通网络，成为发展全县经济的先决条件，因此，县委书记提出修路这一利国利民的举措，很快得到全县干部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第一把火是关键，关系到自身的形象和威信，关系到今后各项工作的开展，而干部群众的支持是做好工作的基础。这把火应烧准，烧旺，烧得越大越好，否则，烧不准，烧不旺，甚至根本点不着，威信扫地，以后的工作也不好开展。

修路规划，资金等各项工作在全县干部群众的支持下顺利到位。根据全县的自然地理条件，在成立了修路总指挥部以后，又成立县东和县西两个分指挥部，由老少两名副县长分别负责，以加强对修路工作的组织和领导，一场改造、建立县公路网络的战役打响了。但矛盾很快就表现出来了。县东总指挥部的那位副县长比较年轻，调来时间也不长，没有明显的派性倾向，工作认真负责，他到县东后，积极发动群众，落实修路计划，使县东的修路工作即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县西指挥部的那位副县长，已在该县工作了二三十年，资历深，资格老，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望，但他思想僵化，固执保守，加之多年来对人事安排不满意，具有明显的排外情绪，他和历任县委书记都有矛盾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次，他仍没把那位新任县委书记放在眼里，并由此对修路工作不冷不热。当县委派他到县西主管修路工作后，一直采取拖延搁置态度，使县西的修路冷冷清清，与县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时县委书记应怎么办？是批评教育还是组织处理？

他没有被县西那位副县长的“怠慢”所激怒，因为他对此已有所预料。因此，他没有采取通常的让下级汇报工作的办法，而是决定立即召开一次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并允许新闻单位采访报道。在县委常委扩大会上，县委书记首先对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在这次全县大会战中所做的工作表示赞扬和感谢，重点表扬了那位资深的副县长，继而宣布县委、县政府将在五天后深入县东县西慰问在那里工作的广大干部和群众。

对于县西的那位副县长来说，这个安排太出乎他的意料了。他原是准备利用工作汇报的机会，就修路问题让新来的县委书记下不了台。可现在形势急转直下，书记“慰问”这一招可真出奇，一下使他陷入被动境地，书记非但没有批评自己，反而要来慰问。他不能想象县里的慰问团看到他主管的修路工作那种冷冷清清的局面，他还不愿意丢掉自己的老面子，他坐不住了。会议一结束，他就连忙赶回县西，紧急发动干部与群众。工程进展很快，质量也不错，当慰问团前去慰问时，这位副县长心中已十分坦然了。县委书记及时地表彰了这位老领导。自此以后，县东县西你追我赶，劳动竞赛搞得热火朝天，确保全县修路工程如期完工。

案例思考：

1、县委书记在促使副县长转变过程中，巧妙地运用了激励机制，那么这种巧妙表现在哪里？

人员增加了，为什么工作效率没有提高？

A局办公室共有工作人员6人，其中正副主任各一人，干事4人。多年来，办公室主任老王一直主持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副主任老张平时与办公室其他4名干事一样从事一些具体工作。当办公室碰到一些重要的事情时，一般总是由老王、老张两人商量后再布置下去。总的来说，办公室的工作在这几年里开展得比较顺利。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业务活动的展开，局办公室的工作日益增多。繁忙的工作常常使得4名干事筋疲力尽。老王感到，长期这样干下去不是办法，大家的身体可能搞垮，工作质量也会受影响，按照编制，办公室还可以增加4名工作人员，于是，老王向局干部处增加办公人员的要求。

干部处早就感到要加强办公室的力量，知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干部处经过讨论研究后，决定先在局机关范围内物色一名年纪较轻，政治素质好、有文化的同志，充实到局办公室的领导班子，以后有机会再物色3名人员，充实办公室其他方面的力量。不久，他们在局技术处物色到了工程师老赵。老赵40多岁，党员，长期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勤恳踏实，任劳任怨，曾两次被评为市劳动模范。当局干部处有关同志对老赵的意见时，大家都觉得老赵政治素质好，技术上过硬，除了口头表达能力较差以及交际能力较弱外，没有其他明显的不足之处。干部处同志在多方面听取群众的意见后，感到老赵符合干部“四化”条件，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于是上报局党委，经党委讨论同意，正式任命老赵为局办公室副主任。

早老赵到任后，办公室主任老王即召集了办公室全体人员会。老王在会上先介绍上了老赵的情况，然后谈了自己对搞好办公室工作的三点意见：

一、理顺办公室的工作关系，由他统筹整个办公室的工作，原由他分管的办公室的一部分工作现在移交给老赵分管。

二、干事小李、小陆的工作要向老赵汇报，另外两名干事的工作要向老张汇报。如果工作中遇到问题，老赵或老张解决不了时，要请示老王。

三、为了更好地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今后办公室的重大事情都由老王、老张、老赵三人共同商量决定，不搞一言堂。

老赵调到办公室后，工作积极性很高，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好评。老王呢，多了一个助手，许多会议不必亲自出马了，许多文件也不必亲自审批了，顿时感到轻松了许多。可是，局办公室的工作却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一、干事们比以前更忙得不可开交了。

二、办公室呢部上下左右之间的信息沟通不如以前畅通了。

三、一些急需处理解决的事，由于得等到老王、老张、老赵三人一起来商量决定，因而常常耽误了时间。老赵本人也很苦恼，虽然他到办公室后努力学习业务，但他对办公室的工作仍感千头万绪，不知从哪儿着手好，原有的专业知识在着儿一点也派不上用场。其中最使他害怕的是开会，每逢遇到由他来主持会议或即席发言时，他总感到无所适从，不知说些什么才好。另外，他与干事们商量具体工作时，干事闷常常各抒己见，争论激烈，老赵呢，总觉得个有道理，而拍不了板，结果，往往搞得大家不欢而散。这些情况使干部处的同志感到很纳闷，为什么把一个各方面素质都较好的同志充实到办公室领导班子中去后，办公室的办事效率和质量反而没有提高呢？人事处的同志就此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案例思考：

1．A局办公室增加了人员，为什么没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2、我们从局办公室增派人员的过程中应该吸取那些经验教训？

“八大处”、“五官科” 某局是一个有几十年历史的老单位，为社会主义建设干了不少实事，政绩不凡，在公众心目中有较好的形象。局长在这个单位呆了近三十年，从科员升科长，从科长升处长，从处长升局长。几年前他当了局第一把手之后，很重视搞好与同事的关系，很能体贴部属的甘苦。他想，我能当上局长全靠老同事的支持，只有给他们安排、提拔，才能对得起他们，才能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于是，他多方努力，增设了机构，多设了副职，使许多老同事、新同事得到了安排。这样一来，这个局原来只有 4 个处，现在扩展到了 10 个；原来每个处辖 3 个科，现在扩展为 5-6 个科；原来每个处（科）只设 2-3 个副处（科）长，现在扩展为 5-8 个副处（科）长。有一个处，正副处长共 8 人，群众戏称为“八大处”，有一个科有正副科长 5 人，群众戏称为“五官科”。这位局长原以为这是一种巧安排，既照顾了老同事、老部属，又加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人多好办事，工作一定能更好地开展。而实际上事与愿违，由于机构臃肿，人员素质不高，造成互相扯皮，办不成事，这位局长吃了苦头，这个局的工作也遭到了挫折。

案例思考：

1、这位局长对局行政组织建设有何失误？违背了哪些原则？

2、这个局的行政组织结构将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政务超市挑战官场“潜规则”

把各政府部门的办事机构集中在一起办公，民众形象地称之为“政务超市”。A省实行“政务超市”步入第六个年头，在经历了几个回合“拔河”后，“政务超市”终于站稳了脚跟。

过去人们去政府机关办事，“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实行“政务超市”后，各单位的办事窗口都集中在政务服务中心的大厅里，“脸难看”行不通了。一位窗口服务人员说，“我们现在和办事人的关系，就象‘售货员’和‘顾客’”。

政务服务中心主任禹海宁说，不仅服务态度变了，办事效率也提高了。程序简单的事宜，即到即办；程序、条件相对复杂的，现场不能办理的，做出办理时限的承诺，程序透明，办事人心里有底。企业登记过去一个多月才能办好，现在只需七个工作日。上海联合利华法定地址从上海迁到A省后，政务中心采用联合审批办理的办法，第二天就把有关事项办好。

省长王金山说批示：“很好、很快、很爽，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机关作风”。 “政务超市”在中国已经不算新鲜事了，不过它建立的过程，却远非那么容易，因为它动了审批机关的“奶酪”。记者了解到，2003年A省决定建立政务中心，厅局一片反对声。有的厅局问可不可以不进？当时的常务副省长斩钉截铁：不是进不进的问题，而是怎么进的问题。上层态度坚决，厅局们不得不进，但有的止于应付。

2005，A省新任省长B上任伊始对，有的厅局出现反复，“政务超市”面临是否继续的抉择。不久，新省长旗帜鲜明地表态，集中办公要办下去，一锤定下方向。由于阳光办公，还有监察厅在现场接待群众投诉，审批中的“吃、拿、卡、要”大大减少。一位在大厅里办公的人员私下开玩笑说，现在抽烟的档次都降低了。

阅读以上案例后，请在以下思考题目中选择一个你感兴趣的话题，并到课程论坛中与其他同学分享你的观点和论述。

【案例思考】

1、“政务超市”对政府的组织结构产生了哪些影响？

2、“政务超市”如何使得行政组织更加有效率？

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三鹿奶粉事件的教训

三个问题：第一，“三鹿奶粉事件”的启示；第二，地方政府职能转变面临的挑战；第三，对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几点建议。

首先我们来看“三鹿事件”对我们的启示。“三鹿事件”可以说是对地方政府履行职能的一次大检阅。在大检阅中有一大批的受害者。根据卫生部的公报，截至目前全国累计报告29万名患儿。老百姓这样说：“外国人喝牛奶结实了，而中国人喝牛奶结石了。”这个事件当中没有赢家：最可怜的是孩子，几个月大的孩子就要动手术。整个乳制品产业链条受到了重创。一个资产上亿元的企业从爆发危机到倒闭仅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地方政府也不好受，包括石家庄市委书记在内一大批的官员纷纷落马。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呢？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全国几个省市集中爆发婴儿患有肾结石。在8月份的时候三鹿集团自己查明因为牛奶中掺有三聚氰胺，当时企业内部召开了一个经营班子扩大会，会上做了一个重大的也是致命的决定：不对外公开，封锁消息。为了保密还给三聚氰胺起了个代号叫A物质。9月11日，三鹿由于媒体的报道，被迫承认700吨奶粉受污染。9月12日，集团全面停产。12月23日，三鹿集团进入破产程序。一个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却把地方政府推向风口浪尖，这是为什么？因为政府没有能够有效履行监管职能。在访谈中，受访人员罗列出来地方至少有四个部门都负有监管责任。老百姓就要质问政府：“你为什么没有做？”现在，让我们看一下政府没做什么又做了什么。

我这里列了一个表。第一在今年的5月份，三鹿集团已经接到报告说奶粉里面有问题，那他们怎么办呢？把这些原奶送到政府的质检机构去检查，连续送了六家机构都没有检测出来三聚氰胺，都认为这个奶粉是合格的，没有找到原因。最后我们的企业自己去搞研发，研发了一个能够检测三聚氰胺的仪器才发现了问题。8月2号的时候当时三鹿集团已经向石家庄市政府报告了，说我们的原奶出现问题了，我们不打算不对外公布。下一步怎么办？石家庄市政府没有对外公布信息，也没有及时上报情况。三鹿的新西兰股东向新西兰政府上报了情况，新西兰政府专门召开了部长会议研究情况，并把会议的结果直接报告了中国中央政府。这样一个“出口转内销”的信息让中国政府在国际上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9月12号，在三鹿集团承认奶粉有问题的第二天，石家庄政府急忙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此案为少数不法分子所为。但随后的媒体调查证明这不是“少数不法分子所为”，而是波及整个乳制品产业、涉及23家乳品企业的大事件，政府的诚信降到了最低点。之后又发生什么事情呢？地方政府全面介入三鹿的事后处理，对三鹿集团的财务数据严格保密，有专家讲由于三鹿从出事到破产的三个月内信息高度不透明，未来有关三鹿及地方政府是否涉及转移资产的民事纠纷将会层出不穷。再有一件事情，石家庄市政府在12月给三鹿提供担保，帮助它从银行获得了9.02亿元的贷款用于支付受害者赔偿金。几天后，三鹿集团宣布破产。这笔银行贷款肯定是无法偿还了，银行怎么办？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在12月份的时候有400名经销商集体跑到三鹿集团的总部说三鹿破产了，我们的货款收不回来，我们要集体跳楼。石家庄政府赶紧出动特警把他们劝下来，再和他们谈判，答应给他们一部分货款。但这样的结果又引发三鹿职工的不满，说这样清偿顺序是违反《破产法》的，先偿付了经销商我们的拖欠工资怎么办？我们也要上去跳楼。

大家看我这里简单罗列的六件事情，其实在这个事件里面地方政府的行为还远远不只这些。我们也把这份政府行为清单拿给我们前面调研的这些官员看、拿给企业家看。我们请问他们两个问题：第一，如果你是石家庄的领导，你会不会这么干；第二，你认为要避免“三鹿事件”重演，需要推进哪些改革措施。访谈的结果让我们很有收获：看起来是错的行为其实背后有无可奈何之处，有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根源，不改革体制机制问题，“三鹿事件”就不会成为偶发事件，未来还会再发生；看起来是正确的行为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更为严重的后果，地方政府官员需要在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中寻求新的平衡。从访谈中我们看到了地方政府职能定位和履行过程的三个突出问题，算是“三鹿事件”留下的三个启示。

第一条启示：政企利益的纠缠导致地方政府无法有效监管企业。

“三鹿事件”首先反映出目前地方政府同市场的关系存在问题。地方政府原本应该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维护者、监管者。但现实中，由于政府同企业的利益纠缠在一起，政府这个原本的裁判员没有办法做到公正执法，所以也不能够有效监管企业，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我们都知道，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来讲，目前存在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加速向中央集中，而事权很大一部分压在地方。地方政府对财力的需求很旺盛。每一任地方官员都希望在任内有所作为，必须要有财力的支持。地方财力从哪里来？在现行的财政体制下，地方财政收入很大一块来自于当地企业的税收。万一当地支柱企业出了问题该怎么办呢？在“三鹿事件”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地企业对地方政府监管出现了倒逼现象，也就是企业让政府不敢下决心去处理问题。刚才陈教授分析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金融危机，美国人说投资银行出了问题，但这些投行太大了以至于我们不敢让他倒闭。事实上，“三鹿事件”也是如此，三鹿对石家庄市、对河北省太重要了，以至于也不敢让它曝光、出事。我们在访谈中有一些官员这样跟我们说，三鹿并不是第一次出事了，早在阜阳大头娃娃事件里被查出来奶粉蛋白质含量不足。原本准备在媒体上曝光，但最后地方政府把它保下来了。还有官员讲企业对地方政府的倒逼现象也不是个别现象，很多企业出现质量问题、安全问题，地方政府的第一个考虑不是监管而是如何保护。地方政府同当地企业的利益纽带不打破，地方政府很难起到真正的监管作用。

第二个启示：地方政府不可能成为全能政府、全责政府。

在这次“三鹿事件”爆发以后大家可以经销商担心货款收不回来，几百人一起到石家庄讨债。但他们不去找三鹿讨债，而是去找市政府讨债。为什么？因为老百姓已经形成了期望，有问题找政府。同时我们官员也有固定思维，有问题政府兜底。政府不兜底谁兜底。老百的期望和政府自身的认识两种力量共同推动就形成一个结果：地方政府的定位是一个全能政府，全责责任，要兜底的政府。但是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地方政府到底有没有能力去做一个全能政府、全责政府，能不能兜底呢？“三鹿事件”告诉我们，地方政府的没有能力去做全能政府。期望和现实存在很大的差距。有一个受访官员这么讲，说我目前最困惑的问题是如何管理老百姓的期望，现在成绩归于政府，问题也归罪于政府。怎么办？恐怕出路在于政府要妥善处理同社会组织间的关系，将原本应该由社会组织承担的职能还给社会组织，同社会组织合作，让自己变成一个有限政府。

第三个启示：政府如果违法行政就会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制造了更多的问题。

“三鹿事件”中开始有一部分经销商不满货款，特别是从市场中回收产品的货款得不到补偿，他们集合在一起找政府要说法。政府在谈判的过程中就答应给河北省境内的经销商清偿一部分货款。这样的清偿实际已经打破了《破产法》的清偿顺序。结果河北省的经销商满意了，但山东省的经销商不在补偿范围内，他们说我们不在政府的清偿名单里怎么办呢？我们要集体跳楼。政府一看不行，赶紧再同他们协商，答应了他们的部分要求。但后来三鹿集团的职工又不满了，说明明按法律规定应该先补偿我们的工资，怎么先给经销商呢？不行，我们也要同政府谈判。可以想象，石家庄市政府如果继续违反法律规定，特事特办、个别处理的话，相关的上访、跳楼等群体事件还不会结束。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政府的行为不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自己的行为没有约束、没有规范，导致老百姓形成预期：要解决问题不找法院找政府。有一个法官这样跟我们讲：“现在判案要求我们做到三统一：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说当了法官十几年以后我不知道该如何判案了。”

总结一下“三鹿事件” 反映出来的地方政府职能定位和履行过程中的问题。我们认为政府同市场、社会组织以及法律之间的关系定位出现错位。首先是地方政府同市场的关系中不是中立的、公正的仲裁者，而是为了自身财力的增长偏向于地方企业；其次，地方政府同社会组织的关系中不是平等的合作者，而是家长式的领导者；再次，地方政府同法律的关系中不是受法律约束的行为主体，而是凌驾于法律之上，可以以权代法的行为主体。

那么，我们要问：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还能不能持续下去？“三鹿事件”给出的答案是很难持续下去，因为事件中各方利益都受损。必须对地方政府的职能进行转变，因为如果不转变就不能适应新形势和新环境的要求。新形势、新环境对地方政府的挑战有四点：第一是公民权利意识的上升。改革开放30年，人民的生活富裕了，思想解放了，自由选择权加大了，自然就会产生更高的权利意识，对政府提出更高的要求。地方政府必须从管制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有一位县委书记对我们说：“现在不少农民直接拿着红头文件来上访，弄得他有话说，我没话说”。第二个挑战是媒体的发展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媒体的发展，特别网络媒体的发展使得信息公开、扁平，更重要的是信息传播速度加快，政府控制信息的能力降低。有一位受访的县委书记说：“今年(2008年)我们这些书记们应该学到什么教训？从三鹿事件、山西溃坝事件、周老虎事件我学到了一条，就是出了事不能遮，因为根本就遮不住。”第三个挑战是社会诚信普遍缺失，对政府的市场监管能力是个考验。连三鹿这样大企业、知名企业都会出问题。政府如果不能够推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仅仅靠政府部门人盯人的监督方式实际上根本不能保证食品安全。我这里给大家一个数据，我们全国的食品加工企业90%以上都是雇工十人以下的小企业，政府怎么监督？第四个挑战就是社会主义法制的进展对政府依法行政提出更高要求。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完善，人们的法制观念越来越强，老百姓对政府依法行政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你违法，老百姓真的会告你。看到以上四个挑战我们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地方政府被动应战是没有出路的，主动应对方是上策。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必须主动实现职能转型，从管制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从信息封闭型政府走向信息开放型政府。从操作性政府走向监管型政府，从人治型政府走向法制型政府。

最后我们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条建议：地方政府求发展不谋利，改革财税体制。为什么要改财政体制？因为如果不改财政体制，就没有办法打破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之间密切的利益关系，地方政府就不可能作为一个公正的裁判员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制定规则，维护规则。要改变目前地方政府事权过重财权过轻不合理配比，适当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比重，调整地方政府财政结构，增加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和消费税等税的比重，这样可以把当地企业对地方政府倒逼行为降低。

第二点建议：地方政府掌舵不划桨，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政府要从目前全能政府、全责政府的定位中退出来，市场秩序、市场规则要同社会组织一起来维护。中国现在的行业组织、行业协会太弱小了，基本上是半官方机构、政府事业单位、政府官员的养老单位。社会组织和政府一直脱不了钩关键是人员脱不了钩。我们建议公务员法里规定一条，公务员退休后不得到相关的社会组织中任职，让社会组织真正能够独立运作，承担起它应负的职责，独立行使其职能。

第三条建议：地方政府到位不逾矩，坚持依法行政。如果政府不依法行政，会引出一系列的问题。地方政府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能。政府的行为原则同企业不一样，我们对企业说法律非禁即入，法律不禁止的你都可以进去。但是对政府就恰恰相反，政府只能做法律许可的事。法律不许可政府就不能做，政府所有的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对政府违法行政的行为要对其后果进行综合评估，必要的时候要追踪责任。

最后我想说，必须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推进地方政府转变职能，使类似“三鹿事件”的悲剧不再发生。

阅读以上案例后，请在以下思考题目中选择一个你感兴趣的话题，并到课程论坛中与其他同学分享你的观点和论述。

[思考题] 1.三鹿奶粉事件揭示了我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职能存在哪些问题？ 2.我国政府应如何处理与企业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进一步讲，我国政府在社会和市场中应如何定位自身角色？

3.从三鹿事件中我们总结一下，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未来方向和重点是什么？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