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农故事
2020-03-02 11:36:13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下乡故事（1）
--沈阳工程学院新农之声整理
一、零散下乡。（2002年以前）
1、现代大学生支农运动，最早的是从2000年开始的，当时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支队伍，而且甚至还不是合法的大学社团。最早的几家社团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农民之子”农村发展促进会、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会、天津科技大学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和北大乡土中国学社。连续不断的支农行动是天津科技大学的新希望发展促进会，这个时候的支农都是同学们自掏腰包，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支持。
2、当时的大学生下乡所作的事情也很简单。主要是农村一般调查、生活体验、短期支教、法律宣传等。当时的队伍中形成了一些习惯，比如因为缺少资金来回都要坐绿皮的硬座车，有的时候甚至是买半价学生票，偶尔还逃票。没有固定的下乡点，比较多的是各地奔跑，在山东沂蒙的一次下乡竟然没有明确目的，到了车站以后就问，哪里最穷？到了乡里以后也问，哪里最穷？下乡就是看最穷的地方；这样也不必安排食宿，而是就地而安。也没有什么支教经验，往往是随便讲点什么，在山东沂蒙张楼村大学生们给小孩子讲供给需求、五四运动，最后孩子们纷纷跳窗逃跑；由于没有什么经验安全事件时有发生，有女孩子竟然掉在猪粪池中；每次下乡都要唱歌，唱红色歌曲；每天晚上九点以后都要交流心得，汇报当天的情况，安排明天的工作，因此一般都要十二点以后才能休息；左臂系红领巾作为标志，主要为了识别；吃住必须给钱，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有些原则慢慢的演化为全国各地整个支农队的下乡规范，这就是《支农纪律十六条》，后来又编成了《支农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劳动歌手孙恒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改编成了《支农队队歌》，这个歌曲很快在全国支农队里广为传唱。
3、这个阶段由于队伍不多，达到的地方也有限。山西太行山左权县的麻田村、峧沟村；沂蒙山蒙阴县张家楼村；河北正定县北孙村等等。其中对后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是北孙村的下乡，这次支农下乡奠定了后来很多支农下乡的原则。比如，支农下乡要将学习讨论和调研结合起来，把为农民做事情和自身成长结合起来。
二、调研维权。（2002年6月~2003年7月）
1、2002年6月，举办了京津两地的大学生支农骨干培训，首先推动了京津两地的二十多所高校进入了支农行列。2002年7月，在这这些学校中招募了大约五百人开始了暑假大学生回乡支农调研活动。同时又有一部分同学组成支农调研队，分别奔赴湖北房县、天津西青、甘肃会宁、内蒙古固阳、安徽砀山、山东沂蒙、山东聊城等地进行了组队调研，下乡支农队有２３支。 2002年10月，京津两地的高校利用“十一”长假期，组织支农调研队继续到农村近距离调查维权。这些队伍到了安徽砀山、河北定县、河北涞水、山东平原、内蒙古赤峰、天津蓟县和湖北房县等地进行组队调研。
2、2002年7月的夏天，北京大学乡土中国十四人的支农调研队到内蒙古的安家胡同村去调查。同学们还没有进村，派出所的车就跟了进来，为首的警察指着带队的李小三的鼻子说：“赶快撤退，不然我收拾你。”但是在几百名村民的保护和
簇拥下，学生们没有撤退，一直坚持了5天，最后写了厚达百页的调查报告。而村民们的爱护则是真正的令人感动，他们为了保卫大学生们的安全，每天晚上轮流站岗，每个人两个小时；每次有同学出去调查，他们都会尾随保护，为了不妨碍调查，他们只是远远地跟着。像这样的队伍又何止一个？那年有十几支队伍到农村去。十几支队回来后的感觉几乎一致的都是惊心动魄。北航到安徽砀山的队伍甚至遭到下至村干部上到乡派出所，再到乡干部、县宣传部、再到副县长的轮次拜访，而干部们的要求很简单：不要留在村里，要到县里，住宾馆请吃饭。而包括三个女生在内的共七名大学生组成的支农队尽管看上去文弱，但还是坚持到最后一天。那些跪在他们面前的残疾无助的老人让他们无法想象自己跟随干部们离去。到河北塔山坡村的同学们则听到干部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不怕记者，就怕大学生。记者好摆平，你们怎么软硬不吃呢？当时那里的干部为了给大学生打电话请吃饭，最后竟然把大学生的手机打没电了。而恰恰老乡们也同样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大学生比记者强。
3、这个时期的大学生下乡主要是做调研活动、支教活动、信息站支持和法律政策宣传活动。
三、新乡村建设运动。（2003年7月至今）
1、大学生比较多的介入农村冲突，也引起了一些部门的疑惑和关注。从2002年下半年到2003年，武汉、上海、重庆、沈阳、哈尔滨几乎同时受到多方面的寻查，尽管最后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当地的支农活动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其中以武汉理工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的社团为甚，有些地方就从此停止了活动。几年来的支农实践表明，仅仅停留在调查上也不能帮助农民什么，更多的时候是调查的时候农民很积极配合，但最后由于问题解决不了，往往令农民很失望。而只靠大学生们的力量确实也难以解决什么问题。
2、80年代初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进行改革，虽然这个改革成功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也由于农民的单干和分散而导致农村失去了合作基础，农村如同一盘散沙，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农民变得孤立无援。这种分散状态不仅限制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也导致了农村的原本依靠自我提供公共管理服务的能力降低，最后导致了农村公共设施、医疗卫生、技术服务、文化生活、自我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丧失，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也导致了农民的凝聚力丧失。因此在宏观形势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要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团结一心战胜困难、自己解决问题。用一句老话就是“扶人先扶志”，而“扶志”必须在团体的状态下才有可能，因此组织化就成了核心目标。现实的环境开始要求大学生支农应该有所转变。
3、2003年7月，第一批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全国十多所高校的18名队员组成的联队进驻了南唐村。之后陆续有人到来，最后达到30人之多。大学生帮助进行村民自治能力的建设，从文化建设和村民基本素质培训开始进行村社治理的全方位变革。大学生们自己编排了各种节目，促进村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大学生们还帮助村民组建了“村社文艺演出队”，鼓励那些文艺骨干站出来，自编自演各种文艺节目，每个节目都是以促进村民的合作精神，改善村治状况为目的，到后来这个文艺演出队吸收了方圆几十里的文艺精英人才。他们到各个村子巡回演出，获得了村民的欢迎。在演出队基础上，还组织成立了老年人维权协会和妇联，让老年人和妇女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理想境界。老年人协会还提出评选“十佳儿媳”。这个活动热热闹闹地在南塘的各个村庄开展起来。村民的积极性被空前地调动起来了，一个以冲突为
主的协会逐渐自发地向一个经济和文艺建设方向上的推动力量转变。转变的结果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农民组织的力量，看到了农民自发解决问题自发建设自己的家园的力量和热情。大学生的到来只是为这一切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主体工作是由农民自己做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农民的热情与力量确实是无穷无尽的。这预示了支农的一个新时代来临，新乡村建设从此开始了。在此以后的支农队伍的主要工作方向就转向农民的精神自立、农民合作组织建设和文艺文化活动方向了。
四、新文化运动。（2007年3月至今）也是大学生支农的深层次的意义！
1、新文化运动是在新乡村建设的基础上大学生支农运动的又一次深化，其更注重于引导当代大学生实现自救。有人会说，我们大学生自救什么，我们现在正在好好的活着，有这个必要吗？要谈我们大学生，就先从大学说起，中国有句古话：大学之道，在于明德。大学代表了人类现阶段几乎最先进的知识进展状态和学术研究成果，所以大学也应该成为人类精神的发源地。但是，遗憾的是，大学也是一个精神同样贫困的地方，中国大学的这种精神的贫困主要表现在大学生们已经不能肩负起一个时代的使命，甚至无法让自己负起对自己的责任来。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和时代给予的责任，这些被称为时代先导的大学生们给与的回答是逃避、玩世和自私自利。这种精神贫困主要原因在于落后的、缺乏责任感的、机械式的教育体制的影响。所以，我们终于发现：大学——已经不再是人才产生的地方，虽然它可能在促进知识的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它其实更是在创造着精神的贫困。如果一个民族连学校，甚至大学都不能增进民族或者个人精神的生长，那么这个民族怎么还能看到希望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期望民族精神的生长呢？
2、其实，大学生支农最好的方式是抓住大学生自己的精神贫困和自己现有的奉献优势，以及农村的精神贫困和农村对自己潜在的教育优势，进行互补式的精神扶持，达到大学和农村精神的双向成长。我们应该意识到：大学生精神贫困的地方正好可以用拯救农村的精神贫困来达到自我拯救；拯救农村的精神贫困的行动正好也同时拯救了大学生自身的精神贫困。双方正好互相补足，互相增长。大学生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根据农村的需要，把相关精神增长信息传播到农村，激励农村精神的生长。
3、在农村，大学生们受到了农民热烈的欢迎，农民给予大学生们的一切足以让大学生们享用终生，很多人就因为到农村去了一次自身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同时很多乡村就因为有了大学生的到来发生了振动，甚至从此走上了自立自强谋求发展的道路。农民感谢大学生的支援，大学生们感激农民的给予，双方的精神同时生长。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新乡村建设为主导的大学生支农活动才得到了大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并很快蔓延开来。而农民也已经感受到了这种朝气和希望，纷纷邀请大学生到自己的村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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