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的思想

2020-03-01 17:12:17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鲁迅杂文的思想

摘要：鲁迅倾注毕生心血，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思想修养浇铸在杂文里，运用在革命实践中，从而使这种文学样式不断繁荣、成熟。鲁迅杂文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无比广阔、无比丰富的艺术天地。鲁迅杂文对旧社会旧文明和复古派的批判，猛烈抨击封建性反动政权及其反动政策，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揭露、斗争，对文化、文学战线上错误倾向的批评，针砭社会病态心理和国民性的弱点，是鲁迅杂文的几个重点内容，形成和现实密切结合的批判性战斗性的思想特色。此外，有一部分杂文歌颂了新生力量，歌颂了革命斗争。

关键词：鲁迅；杂文；思想

鲁迅杂文，思想内容博大精深，真可谓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在这些杂文中，作者以极其丰富的题材和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深刻洞察，全面深刻地反映了“五四”前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的社会生活与社会思想。我们学习鲁迅杂文，就如同通过莎士比亚作品可以了解英国，通过托尔斯泰的作品可以了解俄国一样。

鲁迅前期杂文侧重对封建性旧文明旧道德的批判，充分体现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彻底反对封建文化的“五四”精神。《热风》都是短评，多数发表于“五四”前后的《新青年》“随感录”专栏，其中“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内容广泛，有感而发，批判礼教、国粹、迷信、复古派，宣传科学、进化，赞颂“新世纪的、飞曙光”，是“四面受敌”的《新青年》作战的时代记录。《坟》收有《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的重要论文，主要是1918至1925年间写的较长的杂文，对封建主义进行了广泛的批判。《我之节烈观》批判封建节烈观和夫权主义，遣责这种残害妇女的畸形道德。《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批判封建孝道和父权主义，提出“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地教育，完全的解放”的思想。《灯下漫笔》揭露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暂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循环，号召青年们起来创造“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又揭露封建等级制度为核心的旧文明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号召青年们起来“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看镜有感》批判封建闭关主义，赞扬大胆吸收异族文化的恢宏气度，《论睁了眼看》剖析了瞒和骗的旧文艺，呼唤着文学上的“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闯将”。《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中也有许多反封建之作。 “号召”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又嘲讽反改革的保古家，发出了“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全部踏倒地”的彻底反封建传统的呼叫。

鲁迅后期杂文，对旧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文学进行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批判。《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关于中国的王道》、《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等文，坚持反封建斗争，对封建思想、帝国主义、国民党掀起的复古思潮予以尖锐的揭露。同时，在《吃白相饭》、《推》、《爬和撞》等文中，对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对半殖民地都市社会种种病态心理，病态现象，予以深刻的剖析。在文学战线上，在批判封建复古倾向的同时，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学流派和超阶级超政治的文学倾向，对无是生非的文学观进行了批评。这些杂文，表现了鲁迅从人道主义到共产主义，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思想发展的轨迹，

不少篇章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

鲁迅杂文的思想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揭露和批判封建礼教乃至整个封建文化和制度的罪恶

鲁迅以杂文为主要武器，对历代统治者宣扬的“以孝治天下”，“以忠诏天下”，“以贞节励天下”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在《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灯下漫笔》、《我之节烈观》和《娜拉走后怎样》等文中，深刻揭露了“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妇女守节”，“死事小失节事大”，“有了节烈，国便得救”等说教的虚伪，反动的实质，号召人们“除去世上害已害人的昏迷和强暴”，“除去于人身毫无意义的苦痛”，特别是要把封建制度下受迫害最深的妇女和儿童真正解放出来，“放他们到最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根本方法“只在改良社会”。“在《随感录三十三》、《随感录三十六》里指出，只有科学能够“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因为科学能教人明白道理，能教人思路清楚。”在现今生存竞争日益剧烈的世界上，要使中国人“挣一地位”，不是靠什么“国粹”，而是靠“进步的知识、道德、品格、思想”。

二、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中国的野心，指斥国民党反动政府投降卖国的罪行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国民党反动派不但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而制造“攘外必先安内”的言论，与英、美帝国主义相勾结，残酷地镇压一切抗日的军队和爱国的人民。鲁迅用他那投枪般的笔，尖锐地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和血腥屠杀的政策。由于对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凶，对国民党依附帝国主义共同来镇压中国人民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反对国民党和揭露帝国主义的思想，在鲁迅的许多杂文里，经常是结合在一起的。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鲁迅在《答文艺新闻社问》中，就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是帝国主义的奴仆，又是把人民当奴隶来压迫的封建军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敌人。文章表明鲁迅在政治斗争中高瞻远瞩的特点。同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开枪射击要求抗日的请愿学生，却反诬学生破坏社会秩序，并无耻叫嚷：“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据此，鲁迅写下了《友邦惊诧论》，揭露所谓“友邦人士”是国民党血腥罪行的支持者，是要中国人民永受日本屠戮的恶鬼。“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还揭露所谓党国，除了出卖祖国土地，奉行帝国主义意旨以外，就是压制人民，要人民身受宰割而寂然无声。在《战略关系》里，鲁迅揭露英、美帝国主义的所谓“调停”，并不是真要日本放弃侵略，也不是真要国民党放弃“诱敌深入”的政策；调停的目的，是觉得自己在这块地方已经深入，要日本换一块地方去深入。所谓“诱敌深入”，则不过是国民党出卖国土的一个代名词，是无论“黄面孔，白面孔，新大陆，旧大陆的敌人，无论这些敌人要深入到什么地方去，都请深入吧”。在《沙》里，鲁迅还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有奶便是娘”的本质，这个帝国主义投靠不成，可以投靠另外一个帝国主义；国亡了，也可以坐飞机腾空而走，那管人民的死活。他说：“‘君子为猿鹤，小人为虫沙’。那些君子们，不是像白鹤的腾空，就如猢狲的上树，‘树倒猢狲散’，另外还有树，他们决不会吃苦。剩在地下的，便是小民的蝼蚁和泥沙，„„”《学生和玉佛》、《逃的辩护》和《崇实》等文，痛斥国民党的暴政和掠夺，对受害的青年和群众则表示坚决的支持。

三、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

国民党反动派在对革命进行疯狂的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进行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他们查禁进步书刊，取缔进步社团，捣毁进步书店，颁布反动的出版法，设立图书审查机构，甚至大量逮捕和屠杀革命文化人士。面对这些，鲁迅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中国共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中指出：“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

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文艺‟以至„颓废‟的作品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戳；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鲁迅把反动派形容为“是在灭亡之中的黑暗的动物”。同时，他对在白色恐怖中被屠杀的烈士表示深切的悲痛和哀悼，号召人们“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四、批判封建保守思想，批判复古逆流。

针对1934年蒋介石及其御用文人提倡尊孔复古，宣扬“四维八德”等孔老二的教条，鲁迅发表《礼》、《儒术》、《算帐》等文，揭露他们提倡尊孔，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是在替侵略者清道的本质。他讽刺地说：“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做‘反过来征服中华民族的心’。”这伙民族的败类，是什么都可以出卖的，他们所维护的，只不过是自己“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的地位。同年和第二年应约在日本《改造》月刊发表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和《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以巧妙的迂回战术，既揭露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也表示对于日寇侵略中国和高唱王道的严重抗议。他指出一切反动派的政策“火、王道、监狱”，是软硬兼施的两手，最终必然招致可耻的失败。“在中国的王道，看去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都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鲁迅还指出：孔老二之成为“圣人”，完全“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把他当“敲门砖”使用，为了敲开“幸福之门”。他“和民众并无关系”，权势者要吹捧他，民众就一定要打倒他。“圣人”不圣，“愚民”不愚，这就是鲁迅所深刻总结的真理，他彻底翻了两千多年来相承不变的老案，有着十分强烈的政治教育意义。

五、深刻剖析国民的劣根性，批判旧事物、揭发坏现象，是为了促进新事物、新风尚的产生

鲁迅杂文在批判封建主义的同时，还探索和研究国民性的问题，暴露和批判了卑怯、惰性、保守、巧滑等国民性的弱点。他对卑怯的国民劣根性作了深刻剖析，遇见强者，不敢反抗，倘有权者，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多是凶残横态，宛然一个暴君。他说：“可惜中国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要使中国得救青年们应反过来，“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卑怯、惰性、保守等国民性弱点是窒息、麻痹人民的毒剂，他也使得人们怕做前驱和闯将，所以凡事不容易有改革，不但“不为最先”，也不敢“不耻最后”，对“锲而不舍”的人则嘲笑为傻子，“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作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容；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卑怯也使人不敢正视现实，“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同时还批判各种病态的社会现象。《男人的进化》揭露阶级社会男人对女人的残酷压迫，指出：“男人化几个臭钱，就可以得到他在女人身上所要得到的东西”，“蹂躏了她，还要她说一声‘谢谢你，大少。’这是禽兽干得来的么？”《“吃白相饭”》鞭挞旧上海“‘白相’可以吃饭，劳动的自然就要饿肚”的现象。《爬和撞》勾画旧社会向上爬和投机冒险这两种现象及其关系：“爬得上的机会越少，愿意撞的人就越多，那些早已爬在上面的人们，就天天替你们制造撞的机会„„。”鲁迅还批判“揩油”、吃教、“靠天吃饭”、打听印象、利用科学为迷信落后辩护（《偶感》）等恶习，揭发传统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病症，用讽刺的烈火去烧毁它。针对中庸之道和“唯无是非论”，鲁迅坚决主张要“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此外前期杂文也批判了奴性等病态心理。鲁迅的杂文批判旧事物、揭发坏现象，是为了促进新事物、

新风尚的产生。他从江北人制造的粗笨的机枪玩具中，看到了中国人民誓与外国人争的“坚强的自信和质朴的才能”。他批判“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论调，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的脊梁”，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一类的人们，现在还“在前仆后继的战斗”。唯物论和辩证法就是这样有效地帮助鲁迅深刻地、全面地认识社会现象，揭露阶级根源，昭示生活趋向，从而提高他的杂文的思想性和战斗性。

六、歌颂人民群众，歌颂中国共产党，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鲁迅后期的战斗，是自觉地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武装下进行的。他不再像前期那样，朦胧地追求革命的出路和理想的社会，而是明确地肯定“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必然胜利，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要实现。所以尽管黑暗势力异常猖獗，他也满怀信心地战斗。如果说他前期的战斗，比较着重于思想的启蒙，时而流露出过分夸大启蒙作用的弱点，当这种启蒙遇到阻碍时，也容易引起失望；那么到了后期就迥然不同了。他明确地认识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自觉地充当无产阶级革命大军的一个用笔的“小兵”。所以，他的革命实践，他的喜怒哀乐跟无产阶级完全一致了，不再产生“孤军作战”的感觉，而是自觉地执行了党在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革命任务，有力地配合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他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分钟，他留下的遗嘱《死》，教育他的亲属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并表示自己对于怨敌，“也一个都不宽恕”，充分体现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硬骨头精神。他的文章如熊熊的火炬，在暗夜中照彻大地，风吹不熄，雨淋不灭，划破夜幕，击退黑暗，给了国统区人民以希望和力量。这是一个永远斗争的共产主义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是千千万万革命者学习的榜样。鲁迅在《门外文谈》、《沙》、《“题未定”（六至九）》和《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里，高度赞美中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精神，批判了把中国视为不可救药的一盘散沙的谬论。他指出：中国人中，大有“脊梁”式的人存在。他们或“埋头苦干”，或“拼命硬干”，或“为民请命”，或“舍身求法”，这是谁也遮掩不住的；“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中觅遒，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至于有人感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实在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因为“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

1936年，托派企图离间鲁迅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破坏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他说：“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条战线。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明确宣告：“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在《答国际文学社问》、《二心集·序言》中指出：“从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中，人们可以“确切的想念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总之，鲁迅用杂文在政治思想文化战线上所做的斗争，愈到后来愈激烈，杂文也愈写愈多。如果说他前期的战斗，比较着重于思想的启蒙，时而流露出过分夸大启蒙作用的弱点，当这种启蒙遇到阻碍时，也容易引起失望；那么到了后期就迥然不同了。他明确地认识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自觉地充当无产阶级革命大军的一个用笔的“小兵”。所以，他的革命实践，他的喜怒哀乐跟无产阶级完全一致了，不再产生“孤军作战”的感觉，而是自觉地执行了党在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革命任务，有力地配合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他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分钟，他留下的遗嘱《死》，教育他的亲

属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并表示自己对于怨敌，“也一个都不宽恕”，充分体现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硬骨头精神。他的文章如熊熊的火炬，在暗夜中照彻大地，风吹不熄，雨淋不灭，划破夜幕，击退黑暗，给了国统区人民以希望和力量。这是一个永远斗争的共产主义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是千千万万革命者学习的榜样。毛泽东看到了鲁迅在刀和笔的“围剿”中愈战愈勇，文学的武器愈磨愈厉，成就愈来愈辉煌，所以说：“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是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参考文默：

[1] 鲁迅．鲁迅全集(第 5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 鲁迅．鲁迅全集(第 6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 鲁迅．鲁迅全集(第 2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 鲁迅．鲁迅全集(第 3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 鲁迅．鲁迅全集(第 8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