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气”新探

2020-03-03 07:20:30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摘要 “文气”是中国古代写作学的一个重要美学命题。本文试图在“文气”说历史回溯的基础上,再从现代语言模式、文学形态的演变的新时代范畴里进行探讨,与西方相关的文艺理论进行对接,挖掘它的现代价值。

关键词:“文气”说古代批评现代转换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气”是中国传统写作的一个核心范畴。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将作家的气质、禀性视为文学风格面貌的决定性因素,开创了“文气”说之先河,此后不断完善,成为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命题。

“文气”说强调文以气为主,作文重在生气养气,积极倡导文学中旺盛的生命力,强调艺术与生命的紧密联系。然而古代文论局限于它的产生境遇及运用机制,在今天与西方文艺理论相比已处于弱势,即便经过历代发展占据重要地位的“文气”说也不例外,只能以片言只语的面貌出现在当今的文论中,一些与气相关的词语,如气质、生活气息、气韵生动等词语只是被评论家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而不再作为文本批评的法则,更说不上完备的体系。

在全球化日趋强盛的当下,中国要重建人文文化自信,就必须承传自身的传统资源,以传统文化促进人的精神的现代化。对 “文气”说进行现代转型,挖掘它的现代价值,使之成为当下文艺理论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十分有意义。

一文气的概念渊源

“文气”这一概念来自古代哲学概念“气”。在先秦哲学观念里,“气”指某种构成生命、产生活力、体现为精神的抽象物,无形而无所不在。“文气”说从魏晋南北朝正式提出,后经众人加以阐释,已是一个源远流长、充满神秘色彩的古代批评命题了。

中国古代的“气”最早是一个物质概念,它的原型是大气和其他一些气态物质。许慎《说文》云:“气,云气也。”段玉裁注:“气本云气,引申为凡气之称。”可见,“气”字在早期是指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后到孔子那里,产生了与心性相关的“血气”观念,“气”由原来的物质转为指人的机体生理功能。孟子所提出的“知言养气”说是后世以气论艺的源头。《孟子?公孙丑上》云: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孟子在这里强调养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这是一种巨大的主观精神力量,已越出了伦理学的范畴,明显地具有审美的性质。

真正明确地把“气”和文艺创作活动联系起来,是曹丕。他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批评《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观点,认为: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度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曹丕在这里第一次将属于人格修养的“气”的概念引入文学领域,开创了“文气”论之先河。所谓“文气”,在他看来是指作家个性在其作品中的表现。由于作家的个性的表现形式不同,“气之清浊”也就各有其“体”,因而各人的作品风格也会出现差异,这对于探讨作家气质与作家风格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刘勰在上述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文气”观。《养气》篇是专章论述“文气”的,且在《文心雕龙》的《神思》、《体性》、《情采》、《事类》、《物色》等篇也有所论述。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把曹丕“气之清浊有体”中的“清浊”直接表述为更具形象性和可感性的“刚柔”之说,“才有庸隽,气有刚柔”。在《风骨篇》、《神思篇》中,把文气与风骨联系起来,在人则为气,形之于文则为风骨,把气作为风骨之本。在刘勰看来,“气”是通过文章语言、句式表达出来的文章的气势、气概,它贯穿于文章的思想脉络,像人的体气一样进行“吐纳”、“清和”、“调畅”。

“文气”论发展到唐代,韩愈提出了“气盛言宜”说。韩愈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他对气与言的关系进行了隐喻型言说,把气与言比作水与浮物,文章气势,好像水,文章语言好像水面上的漂浮物。“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因此如果气势充沛,那么文章语言的长短和声调的高低都是适宜的。这里的“气”是驾驭语言的,在文章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韩愈的文气论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文论,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

北宋的苏辙对“文气”说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论述,提出了“文者气之所形”的论断。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

“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

这里的“气”,即作者的思想品德、志气、才气以及文章的气势、语言、音律,它们都是作者精神的表现。

综上所述,可看出“文气”说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曹丕、刘勰、韩愈、苏辙等古代文论家的一系列论述,逐渐完善为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它在文学的创作过程、文本构成、作家的人格修养、艺术功力和风格等方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 “文气”说的现代转换

民国时代,冯友兰先生在他的《新理学》中解释为何题名为“新理学”时,提出了学术上“照着讲”与“接着讲”的问题:“照着讲”是对历史面貌的本真所作的还原,“接着讲”则是寻求对原典客观诠释的突破以及理论形态的创造自新。这个提法虽是对于哲学提出的,却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可以说把任何一门学术都在做、都需要做的两件事情简练明白地提了出来。为此下面笔者认为“照着讲”是立足本土,是谈承传,“接着讲”是立足本土的同时借鉴和吸收外来的优秀东西来进行创新,现将尝试运用传承和创新这两种概念来探讨“文气”的现代转换,挖掘它的当代价值。

在传承中国优秀传统的同时运用现代的新逻辑学作形上学的批评,赋之以新义,从而达到与现代接轨的目的。创新给后人开辟了一条学术研究创新的途径,但创新的同时还涉及到具体参照观点与方法的选择运用问题。“文气”说的创新正是在保持古人理论深层活力因素的基础上挖掘其可实现现代转换的因素,讲其中的优秀传统,并要在原有的概念、范畴里注入时代精神,与现代、西方对接,为“文气”说注入新活力。

现在人们注意到古代“文气”的产生和发展到现代的语言、文学形态已发生了巨变的事实。从语言载体上看,“文气”赖以产生、发展的土壤是中国古代的文言作品,因此它的有关言论无不是文言的产物。而到了“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开创了中国的现代白话文学,掀起了大规模的现代白话文运动,使得语言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后经过八十余年的发展,中国现代民族语文得以真正确立。语言载体的不同,给文学创作的运思方式和表述方式上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文学创作的实践来说,原来古代重要的抒情文学如诗歌、散文如今已处于边缘状态,而小说等叙事文体占据了文坛主流。如置这些变化于不顾,一味强求接着讲古之“文气”是不合情理的。由此,“文”已有变,“文气”亦有变,应给“文气”注以新的活力。

“文气”要变的是它的基本内涵。“文气”论看重艺术的生命精神,崇尚生命活力,其美学思想里弥漫着生命气息,有着浓重的生命色彩。这是它富有活力与艺术价值的地方。曹丕指出“气”在文章内容和形式诸要素中居于主宰地位,就如生命是人体之主一样。刘勰也认为作家充沛的人体之气是文章生气贯注的保证,“气”使文章内容和形式结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文章中的表现恰如生命节奏一样是一种动力形式。现代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文艺心理学》中说,“文气”就是“一种筋骨的技巧”,就是文章中充盈的生机和生命运动的直切感,这种生命力通过语言形式表达出来。这样一种生命力不仅包括了创作者的个人之气,还有时代之气。时代的变迁不仅影响文章的内容,不同时代的风气也会制约文章的气势,正如人们常说一代有一代之文章。这种蕴含着生机的“文气”气既有天生的,又有后天培育出来的。

古代文气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强调道德修养对气的决定作用,但到儒家思想占独尊地位后,它就变成单纯的儒家道德了。养的是以儒家传统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气”,养气的途径也源于此,在韩愈看来,养气途径有两个:一是“行之乎仁义之途”,二是“游之乎诗书之源”。“诗书”就是儒家经典:“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声不敢存。”读圣人书,存圣人志,抵达气的最高境界。这种“养气”的内涵及模式已远远落后时代,不能满足当代的需求。古人在养气时,注重提高作者的整体修养,来扩展“养气”途径,由重视文学创作者的道德修养进而扩展为多种修养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在文中能表现出充盈的生机。

在中国古代优秀文论传统的基础上,不能盲目排斥西方的文艺理论,应取其之长,补己之短,把它当做一个很好的参照对象。在全球文化高度渗透的当下,很多学者都把一些外来优秀的西方思想资源揉合到中国新的方法论和新的东西里面,立足本土优秀资源,借鉴和吸收外来的优秀思想,促进“文气”的发展和现代转换。事实上,一个世纪以来外国文艺理论对中国的文艺理论确实起到了促进与发展的作用。基于这一事实,“文气”说要实现现代转型,与西方文艺理论的对接是必要的。同时,“文气”说作为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有许多方面与西方文艺理论有相通之处,对接也是可能的,由此可进一步深化“文气”说。

曹丕以气论文及人,“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将“文气”大致分为“清”与“浊”两大类,“清”为阳刚之气,“浊”为阴柔之气,他的这种二分法实际上开了后世以阳刚之美、阴柔之美论文学风格的先河。这种对作者的主体性的重视与布封认为作品风格与创作主体的关系建立在“风格即人”上不无相似之处。

在中西比较视域中展开相互印认式的阐发,可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在“风格即人”的总命题下,布封认为风格有赖于作家从内心的欢愉生发无限激情,它赋予每个词语以蓬勃生气,一切才会有声有色,焕出理性的光彩。他还看到了作品风格与作家思想、感情、才智之间的密切关联,指出“风格是应该刻画思想的”,情感与理性一旦结合,文章的风格便会隽永而明快。在中西文论的对接中可看到古代文论的特色,“文气”说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基础上的,它体现了传统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贯穿着人生美学思想,以中和为原则,但也反映了古代文论不重视证明命题的特点,“文以气为主”之类批评命题大都没有进行论证,多只是个人主观结论。而布封反复论证了作品风格与作家的思想、感情、才智的密切关系,反映了西方重归纳法、演绎法科学方法的特色。

在“文气”现代转换的过程中,不抛弃“文气”说诗性之思的特质,准确把握它独特的言说方式,保存它本身的空灵美感,是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难点。后人在阐释时,曾出现为清除古代文气理论的神秘性,增强操作性,走向了使原先生动、鲜活的“文气”说变得呆板的极端。笔者认为应从整体上把握、解读,注重直观式的独特的感受,以此来传达审美主体的体验,同时力求审美对象的气全力足。

三结语

“文气”强调创作主体心理结构的先天性、稳定性和个性差异,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作家论”的美学涵义,开启了以“气”论作家作品的理论传统。只有把传承与创新两者结合起来,既有传承又有创新,做出新的理论建树,才能推进中国文论的向前发展,一改停滞不前的状态。

参考文献:

[1]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2] 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3] 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4] 韩愈:《韩愈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5] 黄念然:《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6]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7] 蒋述卓:《文化视野中的文艺存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8] 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作者简介:刘志明,男,1974―,河北青龙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文艺书法,工作单位: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