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学堂**
2020-03-02 11:16:17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假如我是“燕京学堂”的留学生
——北大某学生 除去“燕京学堂”中所了解的中国文化，在北大的校园中，我似乎体验到了更为真实的“中国学”。 若干年后，我成为了一家公司的Bo。我非常愿意雇佣很多中国员工，我可以尝试付给他们最低的薪水。来到北大我方才了解我的奖学金是普通硕士的10倍左右，而似乎很多人都觉得这很正常，也许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国际友人理应获得更高的收入。我会安排给中国员工最艰苦的工作环境和住宿环境，因为在北大，我参观过他们的博士生宿舍，在如此的条件下他们都能认真完成各项科研工作。我也不会考虑中国员工的诉求，因为他们的声音从不需要被倾听，他们可以在感受被忽略的情况下依旧默默耕耘，也许久了，他们就不会发声了吧？我会带着我的孩子来到中国，我会设想能否住进**宫中度假，让我的孩子更好的了解中国文化，因为北大为了欢迎我的到来，同样改造了某文物保护建筑。
我以一颗平常心来到北大，但是带着强烈的优越感离开。无论过多少年，我依然铭记北大学子路过静园六院幽怨而又羡慕的目光。
试问尚且不懂得尊重自己，如何被人尊重？
谁的“燕京学堂”
——北大英语系系主任高峰枫
北大燕京学堂的英文官网，标明目标是“培养未来领导者的精英团队”。原来燕京学堂要培养的是领导世界、扭转乾坤的未来各国政要和工商界精英，这与中文表述中所强调的“高端学术研究”明显不符。既然中文的说明和英文网站在左右互搏，那我们究竟应该相信哪一个版本呢？是“高端学术研究”版，还是“领袖训练营”版？
2014年5月5日，北京大学宣布正式启动“北京大学燕京学堂”计划（Yenching Academy，Peking University）。根据北大的官方介绍，这是一个独立建制的教学科研实体机构。燕京学堂为住宿式学院，将开设一年制的“中国学”硕士项目，包括“哲学与宗教”、“历史与考古”、“语言、文学与文化”、“经济与管理”、“法律与制度”和“公共政策”六个方面的课程体系，主要以英文讲授。2015年9月，第一届学生即将入校，其中包括六十五名海外学生、三十五名中国大陆学生，所有人都将获得全额奖学金。教师的配置，是从北大现有教师中联合聘任三十人，从国内外招聘“杰出学者”二十人，并邀请“国际顶尖访问教授”二十人。
虽然目前公布的资料和数据都不多，但根据有限的报道，可大体获知这一新机构的办学宗旨和特色。我对于“燕京学堂”在命名、选址以及学科定位等方面都存有不少疑惑，特借《上海书评》一角，发表一点浅见，希望能将所牵涉的复杂问题辨析清楚。 北大与燕京
在北大发布的官方文稿中，对于这一机构的定位和宗旨有这样的阐释：燕京学堂“根植京师大学堂的中华文明底蕴，绵延北京大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命脉，承接百年燕园孕育的博雅教育理念和国际化视野”。这一句大可斟酌。新文化运动恰恰以激烈反对传统文化而著称，这样的“精神命脉”是很难和传统文化的“底蕴”相协调的。而且，此机构的正式名称中有“燕京”字样，英文表述也启用传统的拼写（Yenching），再加上“百年燕园”的提法，凡稍知近代教育史的人，都自然会联想到著名的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本是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等新教教会，将原有几所教会大学合并之后、于1919年创办的私立大学，1926年从北京城内迁到海淀新建的校园，也就是现在的燕园。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资产由政府接管，各专业分别并入其他高校，而原来位于沙滩等地的北京大学，这时便迁至原燕京大学的校址。燕京大学被撤销后，虽然其文科、理科部分教师和学生被调入新成立的北大，但这绝不代表两校合并。北大虽迁入燕园校舍，但在教育理念、办学方针等精神层面并没有自觉地吸纳燕大的传统，也更谈不上传承其精神。
我们不妨看看燕京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这是当年的校长司徒雷登与其他教授一起商定的。前六字典出《约翰福音》8:32。耶稣对信奉他的人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真理者，基督教真理也；自由者，基督教救赎也。校训后三字出自《马太福音》20:28。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这些取自新约的关键词句，在校训中可以表达两重含义。从世俗意义理解，学生可通过求知，洞悉真理，获得心灵自由，最终服务于社会。若严格按照宗教意义理解，则其含义为：通过领悟宗教教义，得身心的解脱与拯救，以虔诚侍奉神和教会。燕京大学最初本是以培养神职人员为目的的教会大学，校训中浸润着基督教精神，毫不奇怪。
北大并无正式的校训。西南联大的校训为“刚毅坚卓”，但那是三校共同提出，非北大所独有。根据蔡元培的文章而总结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八个字，虽不是校训，但能很好地概括北大的学术传统。而北大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最重要的贡献，恐怕依然是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蔡元培的提法，以及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呼唤，应可以概括北大的治学精神和社会关怀。
重复这些历史常识，只想说明：北大自北大，燕京自燕京。本为独立的两校，只不过因不可抗拒的历史原因，燕京和其他教会大学已从中国大陆消失。北大之于燕京，只是居其地，而未尝摄其魂。北大接管的是燕园校舍，但北大的五四精神和燕京的基督教情怀是不可能并行不悖的。一位校史专家说过：“北大有义务维护燕京大学的建筑，却没有义务延续燕京大学的精神。”真可谓一语中的。
如今新创办的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名字已嵌入“燕京”二字，宗旨之一又是承接“百年燕园”的教育理念（其实燕园的历史不足百年），这显然在借助“燕京大学”这个文化符号以及这个符号中所包含的象征意义与精神能量。但问题是，北大的正规教学和学术机构，使用“燕京”（包括英文Yenching）这个有独立传统和特殊内涵的字眼，是否妥当？当择定机构名称时，是否也应考虑燕京大学的历史以及燕京校友的感受？反过来，站在北大的立场上，贸然启用“燕京”的字样，不知置北大自身传统于何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确定机构名称时，校方本应充分考虑北大与昔日燕京大学之间的微妙关系，才能对两校的历史予以真正的尊重。 校中之校
燕京学堂的选址是北大的静园六院。静园位于北大图书馆西侧，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是一片果园，后改为草坪。静园周围是六个中式院落，其中一院、二院、四院和五院是从前燕京大学的女生宿舍，三院和六院是五十年代北大补建的。近二三十年来，静园六院一直是北大历史系、哲学系、中文系以及其他文科研究机构的大本营。从2013年底开始，这些文科院系先后搬至校园东北部新落成的“人文学苑”。于是，腾空的静园六院，便静候燕京学堂破土动工。根据学校规划，静园六院内部将做装修改造，用于学生住宿和教师办公室。而静园草坪的地下区域，则用来建设燕京学堂的教室。
讲明静园的地理位置以及此前设在六院的学术机构，为的是说明，静园属于北大的核心区域，是燕园中的黄金地段。按照北大官方的新闻稿，到2015年9月，“住宿制”、国际化的燕京学堂就将迎来六十五名来自“国际及港澳台一流高校”以及三十五名来自“中国大陆顶尖高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这些一年制的硕士生，不会住普通硕士生的宿舍楼，而会下榻在修葺一新的静园学舍。他们手握的全额奖学金，具体数额尚未公布，但作为有三分之二海外学生参与的“高端”研究项目，数额估计会大幅超过普通硕士生的奖学金（目前在校硕士生最高一级的奖学金，每月平均为一千两百元人民币）。这一百名燕京学堂的学生，不需要跑到拥挤的教学楼去占座位、上自习，因为静园已为他们预备好了宽敞、明亮、舒适的宿舍和教室。根据目前的安排，这一百位幸运的学子，无论是日常起居还是上课，都自然而然地与北大其他学子隔绝开来。他们不像是“一般”的北大学生，更像是燕京学堂特招的“精英”。他们不像是北大人，倒像是生活于独立王国的“静园人”。
燕京学堂的学生即将享受的各种待遇，让我产生诸多疑惑：北大为什么要将这一百名学生与北大其他学生隔离开来？同为在校生，在生活设施和学习条件上，为何有如此巨大的差异？这样做，是否会人为打造出学生中的特权阶层？为什么一定要在校园的核心区域营建一所北大之中的小北大、燕园之中的小燕京？为这一百名学生配备豪华的教师队伍、让他们享受贵族式待遇，到底有哪些站得住脚的理由？燕京学堂为何一定要选在静园这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核心地区？就算这个学堂经过艰苦的论证，确有开办的必要，为何不能像“斯坦福中心”那样高贵冷艳地伫立于校园核心区的外围？
高校的国际化乃是大势所趋，招收国外学生、聘任外籍教师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国际化项目在学校全部资源的统筹和使用方面，应当占有多大份额，国际化项目的学生与本校常规院系学生在教学资源、生活待遇等方面应如何保持平衡，这些都关涉到办学理念和教育公平等原则问题。主事者应当就这些问题进行更详细的论证和解释，方有可能说服对此事非常关注的北大师生，让他们相信燕京学堂确有资格享受如此优渥的待遇。 什么是“中国学”？
燕京学堂的亮点之一，便是首创了“中国学”这样一门学科。据说这是“北大近年来推出的首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开放、高端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计划”。这种学科建设的创新之举，留下的疑问仍然不少。首先，“中国学”算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吗？它和西方传统意义上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的“汉学”（Sinology）如何区分？这门新晋的跨学科研究是否提出了新的学术问题、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确立了新的研究方法？看一看“中国学”下设的六个研究方向，其中既有人文学科（历史、哲学、文学），也有社会科学（经济、法律），还有应用型研究（管理、公共政策），“中国学”的范围到底如何界定，让人摸不着头脑。假如研究殷商考古的学生，与管理和公共政策专业的学生，学习一年之后，同获一种叫作“中国学”的硕士学位，那我们就不得不追问这门最新出炉、涵盖广阔的学科，究竟应归入哪一门学问。凡与中国沾边的题目，是否都可以一股脑纳入“中国学”的范畴？一个宣称包揽了人文、社科和实务三界的学科，如何能在学理上予以充分、严谨的论证，这是主事者所未明言、而我们亟需了解的问题。
其次，既然这是一个所谓“高端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计划”，那么其“高端”体现在哪些方面？一年制的硕士项目在何种意义上能称得上“高端”研究？北大的学术型硕士，学制一般都是三年。即使三年的时间，我相信绝大多数院系都不敢说能培养出出色的研究人才，为什么一年制的国际项目反而可以信心十足地自我宣布为“高端”？难道用英文讲授有关中国的任何知识，再加上聘用海外师资，就足以使一年制的硕士项目脱胎换骨，跻身于“高端学术”之林吗？每年录取的一百位硕士生，经过短短一年的训练，对于中国学术和文化能有多少深入、实质性的了解？像这样“短、平、快”的项目，研究方向杂多，有什么措施可以使它避免成为高端的游学活动和快餐式教育？
打开燕京学堂的官网（英文），映入眼帘的是八个英文大字：The Elite China Experience for Future Global Leaders。我把这句极其醒目的英文理解为：为未来的世界领导者提供精英式的中国体验。再往下的小字里面还有培养目标，那就是“to prepare an elite cla of future leaders”，直译成中文便是“培养未来领导者的精英团队”。凡中文文稿中看不懂、讲不通的地方，这两句英文倒是讲得直截了当、明明白白。原来燕京学堂要培养的是领导世界、扭转乾坤的未来各国政要和工商界精英，这与中文表述中所强调的“高端学术研究”明显不符。既然中文的说明和英文网站在左右互搏，那我们究竟应该相信哪一个版本呢？是“高端学术研究”版，还是“领袖训练营”版？
燕京学堂从定名、选址，到学科定位、培养目标，都有很多亟待辨析的地方。我希望有人能证明我纯粹是庸人自扰、杞人忧天，但我不希望看到一件未经深思熟虑的事、一个很可能对北大产生长远影响的项目，就这样静悄悄地发生了。
“燕京学堂”植根何处
——北大英语系副教授苏薇星
我在北京大学执教七年，此间从未听说北大成立“燕京学堂”的计划。据了解，同事们和同学们也与我一样，直至5月初北大新闻网发布“燕京学堂”举行启动仪式的消息，方才得知此事。一件关系到教育和学术理念、且会给校园的格局和象征意义带来显著改变的大事，校方为何在不让师生知情、不同多年任教于北大的老师们交流协商的情况下规划和决定？校方致力于扩大国际化教学，本可以理解。北大各院系有着为数众多的既关心教育改革、又有海外求学或工作经验的老师，校方不向她们征求意见，体现了对本校老师的多少信任和尊重？其中不少老师多年倾心研究的，正是会给中国教育前景带来深层启发的东西方人文传统。师生是任何一所学校的主体，在未与师生充分交流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具备多少合理性和可行性呢？
前些日子读了高峰枫老师的《谁的“燕京学堂”？》一文，颇有感触， 我想在此补充几点随感，涉及办学理念、教育公平和校园的象征意义，我还想就目前较少受到关注的燕京学堂师资配备这一议题提出一点疑问。下文所用有关“燕京学堂”计划的资料来自北大新闻网、燕京学堂官方网站以及媒体报道。
（一）让学生“深度领悟中国文化”的“学园”？
据官方介绍，“燕京学堂”为一年制住宿式学院，培养“中国学”硕士，课程涵盖文史哲经管法诸领域，授课语言主要为英语（学堂英文网站上无“主要”字样） 。如此看来，海外学生不需具备中文基础，也不需在燕京学堂修中文课程。即便学习中文，一年内能达到何种程度？而另一方面，学堂有志于让学生“广泛接触中国社会，深度领悟中国文化”。不识中文，起居上课均在“校中之校”，一年后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感悟会深至何处？
《瞭望东方周刊》近期题为《北京大学里的新“学堂”》的报道引用燕京学堂副院长王博的话：“住宿式学院在国内还是新概念。大学作为一个„知识德行生命‟的共同体，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人。老师和学生在燕京学堂一起生活，能在各个方面都有所交流，这也是我们把燕京学堂英文名定为 Yenching Academy 的原因，因为 Academy 源自古希腊柏拉图创立的 „学园‟。” 王博老师将学堂的命名追溯到堪称西方历史上第一所“大学”的柏拉图学园，其心愿值得认同。可是，名为 Academy 的学校比比皆是，美国的私立中学一般都以某某 Academy 为名，国内某些私立中学的英文名称也仿效之。师生在学堂“一起生活”，并不自然而然地意味着柏拉图学园再世。雅典城外的那所学园当然远非一年制，它不设年限，也不授学位。柏拉图在其书简《第七书》中的一段话可以说点明了学园的教育理念和方式：“［我所关心之事，即哲学，或曰爱智人生］和其他类型的学问不同，是不能付诸文字的。惟有经过长期交流，齐心奉献于这件事本身，真理才会顿时在心间诞生”。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段名言的希腊文涵义强调“长期”交流和共处。亚里士多德据称在学园生活学习将近二十年。为一个概念模糊、未受检验的一年制学位而在古老校区大兴土木而建成的“住宿式学院”，实为学理和情理所不容。
（二）教育公平：倒退多少年？
近年来，北大热衷于学习美国名校的办学经验，而“燕京学堂”计划看来与这些学府的宗旨和实践背道而驰。尤其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以来的半个世纪里，美国的公立和私立高校，从文理学院、州立大学到“常青藤”学府，都秉持教育公平的理念，为之不懈努力。仅举一例，在美国尽人皆知的 affirmative action 这个六十年代起实行的行政法令旨在完全消除基于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年龄等因素的歧视，要求高校和聘用单位在申请者符合要求、资历同等的情况下，把入学或就业的机会给予历史上或当前遭受歧视的群体（例如少数民族和女性）。 Affirmative action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面对了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复杂情形，实行了若干调整，但仍为主流，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教育公平的理想为美国社会普遍崇尚，尽管教育的现状离真正的公平尚有距离。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的诸多高校都在以提供资助、与当地中学合办教育项目等各种方式促使民众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刻意设立“燕京学堂”这样养尊处优的“校中之校”在美国是不可想像的，这样的学院据我所知也并不存在。北大若不去学习西方学府为教育公平付出的努力，反其道而行之，不是既违反国际教育界潮流，又有悖于北大引以为荣的五四传统？
《瞭望东方周刊》的上述报道数次引用了多年在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任教、目前在北大中文系讲学的北大校友张旭东老师的话语。如果报道属实，看来在张老师的愿景中，宏大的“中国学”和精致的“校中校”相辅相成。令我费解的是，张老师在美就读和从教的几所大学，难道设有享受特权的“校中校”？想必谙熟美国教育体制的张老师，为何不把美国校园的民主平等之传统和实践多多介绍给北大，帮助母校在中国的国情中进一步实现教育公平，反而赞成创立前所未有的特权学堂？此举难免令人困惑和失望。几年前我担任研究生班主任时，需要给申请奖学金的同学在申请表上签字，表格中的一项要求学生
填写家庭收入，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有些农家学子的家庭年收入不过三四千元人民币。辛酸的同时，我也略感一丝安慰，因为这几位同学没有因为家境贫困而失去在北大学习的机会。“燕京学堂”若按现行规划实现，无疑会成为北大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北大在追求教育公平之路上会倒退至何种地步，可以想见。
上文参照的报道《北京大学里的新“学堂”》引用张旭东老师的话说：“年轻人一起学习生活，并了解对方的文化心理、情感世界，以后兵戎相见的机会就会少得多”（5月11日《今晚报》的版本措词稍稍不同：“以后兵戎相见的几率就会小得多”）。这话固然符合常理，可也略欠思虑。我们不会忘记，过去几十年里海内外学生的国际交流绵延不断，有增无减，诸多北大师生校友皆受益于此，花费巨资另建学堂实无必要。假如按官方英文网站的介绍，“燕京学堂”有志于培养未来世界的领军人物，假使我们希望未来的领导者们秉持自由民主平等的人文价值观，那么与周边成千上万其他北大学子的生活环境迥异的“校中之校”如何能够培养百位“精英”学生的民主理念，除非将自己作为反面例证？顺便借题发挥一句，略有反讽色彩的是，彼此了解与“兵戎相见”从历史角度来看并不矛盾。历经一战二战的诸国，不乏文明底蕴，不缺相互了解，有的甚至共享宗教或道德传统，但未尝免于彼此杀戮，何况还存在内战。若想真正减少暴力冲突，关键还在于征服自我，在于培养征服自我所需的那份谦卑、清醒和勇气，如美国诗人 Marianne Moore 在作于二战期间的一首诗中所写： “There never was a war that was / not inward; I must / fight till I have conquered in myself what / causes war, but I would not believe it.” 即便人类无法征服人性中顽固的自私、自欺和自恋，至少可以努力克制，或至少可以努力认识自我，如古人所云。而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认识人性的，正是经过诸世纪耕耘而开花结果的人文学，不是一蹴而就、华而不实的“中国学”。
（三）师生比率7：10？
上文探讨的办学理念和教育公平问题已倍受关注，接着我想转向目前看来讨论尚少的燕京学堂师资这一话题。这方面公布的资料也十分有限，可是有限的信息已让我产生一丝疑问。据官方报道，该学堂将配备70位老师，其中包括现任北大教师30人，国内外“杰出学者”20人，“国际顶尖访问教授”20人。而我们知道第一年计划招收的学生为100名，从现有报道来看，计划中今后的招生规模也大致如此。这样一来，燕京学堂的师生比率是7：10。以我所在的北大英语系文学专业为例，硕士学位学制三年，指导老师约20人，现有硕士研究生约60人，师生比率为1：3。除了给硕士生开课、指导论文，老师们当然承担着本科教学任务（现有本科生约200名），不少老师还指导博士生。一年制燕京学堂7：10的师生比率是否得体？假使每位老师一年开一门课，每年不就有了70门课？或许校方已设想出某种特别“精英”的教学模式，让我的担心完全成为多余？谈及师资聘任，《瞭望东方周刊》登载的《北京大学里出现的新“学堂”》一文引用张旭东老师的话道：“这是北大有史以来最集中的一次高端人文社会科学教授的聘任，有一个集群效应，会给教学研究带来很多好处。” 为北大有史以来学制最短的学位（乃至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学制最短的学位）启动北大有史以来最集中的高端教授聘任，着实令人费解。
据上述报道的记者所言，“长期聘任的教师采取双聘制——除了给燕京学堂的学生上课，还会进入北大其他院系的教学系统”。若此消息属实，这一举措初看倒是能够减少燕京学堂7：10的师生比率可能造成的师资“浪费”现象。然而，北大诸学科各有其自身的学科要求、学术理想和实际需要，在聘任事宜上应当享有自主权，不应由一个外在机构为其配备师资。再者，燕京学堂力推“中国学”，提倡跨学科研究，可是术业毕竟有专攻，只有在不同学科存在并繁荣的前提下，跨学科研究才有其意义。“燕京学堂”聘请的中国研究者，其中究竟会有多少人能对北大不乏底蕴的诸学科做出实质性贡献？仅举一例，对于包括英、德、法、俄语言文学系、南亚系、阿拉伯语系等诸多系所的外国语学院，燕京“中国学”专家的意义恐怕就相当有限。
以上分析若有一定道理，那么受聘于燕京学堂的70位教师似乎未必都能在教学上拥有充分的用武之地。有没有可能在校方的规划中，聘入学堂的部分师资实际上并不从教，或仅从事少量教学，而是以研究为主，可被视作“Yenching Fellows”（对应于享有全额奖学金的学生，后者即学堂英文网所称的 Yenching Scholars）？谈及教师的薪酬，上述《瞭望东方周刊》的报道引用燕京学堂院长刘伟的话：“我们的预算是按照哈佛大学的标准做的。如果一位学者对中国问题有兴趣，我们又给出了足够的尊重和经济上体面的安排，还能参与体制创新，这样的教职怎么会没有吸引力呢？” 假若有相当数量的教师不从事教学，反而享有数倍于北大其他老师的薪酬，在“校中之校”拥有办公空间，这样的安排有无必要，是否得当？校方若想邀请各国优秀学者来北大治学，为之提供资助，这一愿望本身值得肯定，但在研究机构定位、学者遴选和资源分配上应当符合学理和国情。西方颇具规模的学府常设有专聘研究人员的人文研究院，例如斯坦福大学的 Humanities Center。聘期一般为一年，有着严格的遴选程序，注重的不是申请人的学术声誉，而是拟研究课题的学术价值。薪资也很一般，目的只是解除在聘研究人员的经济顾虑，让她们这一年内不用教课，集中精力治学。据该校官方网站公布的消息，2014－15学年应聘前往斯坦福人文研究院从事研究的26名学者中，10人是来自兄弟院校的老师，8人是斯坦福本校老师，另外8人为本校博士生。我认为上述例子具有一定代表性，从中不难看出，美国此类研究中心的目的并不在于短期内提高学校的声誉，而在于促进真正的学术交流，支持校内外学人，并扶持青年学者。北大校方改革的愿望可以理解，但是希望耐心学习海外优秀学府的经验。
（四）静园 － 北大的“四方院”
北大人文学科中的中文系、俄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宗教学系的家园，原先就坐落在被宣布为“燕京学堂”地址的静园。这些系科曾在的六处庭院，对称地分布在长方草坪两边，不久前上述系所陆续迁至校园北边新建的“人文学苑”。六处古朴的庭院中林木苍翠，每年春天，庭中杏花、连翘、桃花、丁香相继开放，仲春时节，门庭上缀着一簇簇紫藤花。中央的静园草坪是学校惟一开放的大草坪，大家再此晨读、休憩、聚会、“躺在草地上看星星”，如一位同学所说。草坪北端的松竹之下有前人的墓地，给静园的典雅注入了一分静穆和凝重。从北大实际布局来看，静园也不失为校园的中心，处于教学区、图书馆、行政区和生活区的交界处。经典的美国大学校园常以一座四方院(the Quadrangle, 简称 the Quad)为核心。譬如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就是这样，校园中心区西班牙罗曼式的建筑群以四方院(Main Quad)为核心，八处花坛分布其中，毕业典礼等隆重仪式常在此举行。庭院南边的正中央坐落着纪念教堂，除了教堂之外，环绕四方院的正是斯坦福大学人文学和自然科学各系的家园，有回廊将这些家园一一相连。我常觉得静园之于北大，好比四方院之于经典的美国校园，象征着大学所追寻的谐和的精神秩序。尽管先前在此安家的人文系所已经因为教师办公空间等考虑迁往别处，我们有责任维护静园这一核心的所在对于北大、对于大学教育的象征义涵。
根据官方文字，“燕京学堂”计划“植根于北大深厚的历史文化”，真是这样吗？“燕京学堂”是新鲜事物，但并非新生事物因为新生事物是有生命力的，她的生命力来自其古老的根脉，她的新生源自对先人精神遗产的尊重、爱护和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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