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国际经验韩国经验
2020-03-03 05:36:59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国际经验
国外在农村立法、管理、政府扶持、培养开放意识、加强道德建设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借鉴。
韩国的“新村运动”
韩国的国情、农情、人文、习俗与我国相通，许多经验适合为我所用。韩国是亚洲除日本、我国台湾省以外，农村现代化事业卓有成效的一个国家。韩国的农村在20世纪60年代，农民收入低，生活艰苦，居住简陋。城乡收入差距巨大。在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政府把农村开发列为国家发展战略，开展了“新农村运动”。“新农村运动”的重点在于“精神启发”，始终将“勤勉、自助、合作”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加以启迪。（单刀：《中国财经报》2005年12月15日）
解决“三农”问题要多关注上一世纪70年代韩国新村运动的政策与需求依据、精神实质、社会特征、运行机制、综合效益与评价，而不是去死扣几个数字、字眼，如“运动”一词在韩国意味着福祉活动、社会行为和体育运动等，没有消极、负面印象，而在我国因长期政治运动的负面影响，有时一听“运动”二字让人胆战心惊，也的确需要防范，所以韩国的“新村运动”应理解为新农村、新社区建设活动。（李水山：《光明观察》2006年3月24日）
韩国新村运动的发展历程
吴敬学在《农业经济导刊》2006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指出，韩国政府在组织实施新村运动的过程中，制定了阶段性目标，至今已开展30年，取得了超出预期目标的效果，实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模式。基础建设阶
段（1971-1973年）：目标是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自1970年冬季开始，政府无偿提供水泥、钢筋等物资，激发农民自主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勤勉、自助、协同精神。由中央内务部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建立了全国性组织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同时建立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新村运动经过基础建设阶段，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生活居住条件；扩展阶段（1974-1976年）：新村运动迅速向城镇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原来划分的自立村，根据村民的收入情况改划为福利村。新村建设的重点，从基础阶段的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发展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修建了村民会馆和自来水设施，以及生产公用设施，新建住房，发展多种经营。政府对新村指导员、国家各级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进行了新村教育；对卓有成就的农村提供贷款，并在各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在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业连年实现了丰收；充实和提高阶段（1977-1980年）：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社区经济的开发日趋红火，政府推进新村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上，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同时，为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为广大农村提供各种建材，支援农村的文化住宅和农工开发区建设。新村运动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更加注重活动内涵、发展规律和社会实效的群众活动。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1-1988年）：此阶段政府大幅度调整了有关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建立和完善了全国性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来承担。政府只是通过制定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一些财政、物质、技术支持和服务等手段，着重调整农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进一步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继续提高农民收入等。当
时，农村居民普遍认为，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了城市居民生活水准。自我发展阶段（1988年以后）：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繁荣气象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四周农村地区扩散，新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的特征。政府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并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同时，积极推动城乡流通业的健康发展。新村运动转变为国民自我发展阶段以后，为在运动初期启动农村经济、文化活动而建立的政府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逐步弱化，而具有客观生存与发展规律，有助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如农业科技、推广、培训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农协、流通、农村综合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应运而生，并在不断优化其结构中生机盎然地传承着新村运动的精神和理念，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2006年第2期《农业经济导刊》刊登了赴韩国“新村运动”联合考察团的报告，报告总结了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四点启示，分别为：
（一）农村现代化与工业化、城市化可以做到同步推进。韩国的经验证明，只有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农村的发展不仅不会延缓工业化过程，反而能为工业化提供更大的市场和人力物力支持，进而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韩国农民收入相当于城市居民的比例，1970年为75%，1980年为95.8%，1990年为97.4%，2000年为83.6%。同期，韩国的城市化率分别为55.3%、71.6%、84.4%、90.2%；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成员的比重分别为49.5%、32.4%、17.1%、10.2%，2003年已降为8.5%。200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仅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1%。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
到2010年将进一步下降。农民收入水平上不去，将成为实现全面小康的最大难点。
（二）我们更有条件、更有能力搞好农村的建设和发展。韩国在其国情和体制背景下能够动员全社会，对农民和国民进行“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教育，集中必要的物力和财力，办成一些大事，相比之下我们更应该做到并做得更好。一是我们现在已基本统一思想，提出了“统筹城乡”、“重中之重”、“两个趋向”、“多予少取”等一系列重大的方针和方略；二是我们的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比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韩国新村运动起步时的综合实力要强；三是我们的乡镇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比较发达，这对带动农业和农村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四是我们有传统的政治优势，只要不搞包办代替，我们统一思想、统一步调、调动资源、办成大事的能力更强。
（三）要形成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体制机制。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必须形成一套有效的机制，要把在政府的支持下，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农村发展，同提高农民的积极性结合起来。韩国政府实行的奖勤罚懒政策，对新村建设指导者和基层干部的激励政策，强化公务员对新村建设的责任制，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入手、先易后难的操作程序等，都值得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借鉴。
（四）统一规划、突出重点、以城带乡、提高实效。要像组织农村电网改造工程那样，近期重点抓好解决饮水困难和饮水安全、乡村道路、沼气、卫生间改造、垃圾和污水处理、标准节能住宅、信息网络等工程。通过国家给予一定的建材和技术支持，引导农民投工投劳。要整合各个渠道的财政支农资金，使之发挥更大乡村效益。同时通过发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国债、彩券，完善农村金融体
系等方式，加大对农村的支持力度。韩国农村的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地价升值，不少农民从出售土地中获得高额收入，带资进城落户。我国土地批租的收入绝大部分为各级地方政府所有，改革以来，在土地出让中约有2万亿元以上的资金为城市建设作出贡献。所以，我们更应当发挥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带动作用，较大幅度地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各项政策向农村倾斜，下大力气遏制城乡差距拉大的趋势。
李水山在2005年10月28日的《三农中国》中谈了学习韩国经验的六点体会：
1.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始终是农民，新村运动的实质和精髓是农民自发的“致富运动”，农民由衷发出：干！就能行，这是新村运动的真实写照。
2.中央和各级政府在初期需要倡导、扶持、示范、带动，但要在几年内逐步淡出，科技教育和民间部门推进。在这一过程中始终突出和激发农民的自发、自助、协同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千万不能本末倒置，否则又成为“农业热闹、农村萧条、农民消沉”的形式主义花架子。
3.政府在人财物方面积极支持，但不能抑制和抵消农民自发、自助、协同的创造性，如支援物质是为了调动农民的组织、策划、设计、实施、改进、维护能力，而不是大包大揽，更不能成为行业部门垄断的自留地。在策划时，专家、学者必须参与制定、监督和评价。
4.新农村建设要遵循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特点、规律，以及自身发展需求和过程，并与世界农业发展衔接，如发展农村民主、农民组织、妇女参与、农村教育、农村卫生、技术推广、农业贸易、文化建设、城乡交流、农村旅游、有机农业等。否则我们还会重蹈覆辙，计划经济时代的弊端又恢复得淋漓尽致。韩国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搞政治运动，却引用了政府主导而计划色彩浓厚的农
村建设运动，实际上是优势互补，扬长避短；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更要防止弊端叠加效应，不然将变成劣势互补。
5.新农村运动实际上克服了韩国在引进美国文明时的盲目西化倾向，很好地保留了传统文化，树起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建立了国家伦理和道德。
6.加强研究。韩国新村运动到了1980年以后，开始总结经验教训时的第一条就是：研究滞后于社会实践，因此付出了代价。我们不妨在开启新农村建设的同时，邀请专家、学者开展专题研究，我们的科研因制度原因，受各种制约，总在照葫芦画瓢，缺乏创意。可以说，新农村建设能否成功就在于科学的理论研究和诚实的实践，而不是开大会号召、做报告，颁发很多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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