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的元史著述
2020-03-03 17:37:52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明清两代的元史著述 第一节明代的元史著述
据《明史·艺文志》和《千顷堂书目》，明人的元史著述有二三十种，但多半不传。洪武初年设局纂修的《元史》由于仓促成书，缺漏、谬误甚多，刊行后不久，曾参与史局的朱右就另撰《元史补遗》12 卷，惜其书佚。洪武二十三年，解缙因代人草疏为被处死的李善长讼冤而遭解职，朱元璋令他居家著述十年，后解缙致书董伦言及此事，谓“《元史》舛误，承命改修，及踵成《宋书》，删定《礼经》，凡例皆已留中。奉亲之暇，杜门纂述，渐有次第”①。据此知解缙曾奉旨改修《元史》并已进行了一部分，但似乎没有完成，其稿亦失传。永乐初，胡粹中（名由，以字行）撰成《元史续编》16卷，据称他“以《元史》详于世祖以前攻战之事，而略于成宗以下治平之迹，顺帝时事亦多缺漏，乃作此以综其要”②。其书用编年体，全仿《通鉴纲目》体裁，大书提要，小字分注，间附议论，起世祖至元十三年，迄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实际上是续明初陈桱的《通鉴续编》，不能称续《元史》。资料基本上取自《元史》，增益甚少，议论每多迂腐，价值不高。现存有永乐间刊本及诸抄本，四库全书本。成化间商辂等编《续资治通鉴纲目》，元代部分即以此书为本。其后，薛应旂、王宗沐各编有《宋元资治通鉴》，所采之书甚少，尤略于辽、金、元，仅备一体裁而已；其他如王洙《宋元史质》、周复浚《元史弼违》等书，皆无足取。唯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立题颇当，能综括有元一代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重大事件，不失为初学者有用的参考书；取材虽大体不出《元史》，但也略有补充，如《治河》篇全文收录了欧阳玄的《至正河防记》，《律令之定》篇摘录了郑介夫的奏议。此外，冯从吾著《元儒考略》4 卷，以《元史·儒学传》为主，兼采志乘资料附益之，略具一代学术专史梗概，有一定参考价值，清初全祖望续纂《宋元学案》时当利用了此书。王光鲁编《元史备忘录》，分谱系、氏族（转录自《辍耕录》）、诸臣、重名、俚名诸篇。其“诸臣”篇将《元史》所载蒙古、色目重要人物（杂入耶律楚材等数名汉人）按仕历时间先后编为名单，分列于诸帝之下（自“太祖诸臣”至“顺帝诸臣”），再分为创业、守成、推戴、文翰、奸臣、反臣等类，名下各略举主要事迹。这种分类方法后为清代史家采用。元代蒙古、色目人同名者颇多，此书“重名”篇1一辑出，注明其身份，为清代汪辉祖编《三史同名录》所取法。
总的说来，明代的元史著述成就不大，因为《元史》是本朝太祖诏修的官史，明人虽然不甚满意，也不敢多加非议或立意重修，受其拘限，故难有创新。入清以后，学者不再有此顾忌，对《元史》的阙失作了严厉批判。中国传统史学最重综纪一代的“正史”，纰漏百出的《元史》实在不餍人望，于是重修一部元代信史便成为史学家们努力的主要目标。
① 《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② 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第二节清中叶以前的元史著述
《元史类编》康熙间，邵远平著成《元史类编》42 卷（1699 年进呈）。邵远平，康熙三年进士，官至翰林侍讲学士、詹事府少詹事，曾参与纂修《一统志》。其高祖邵经邦于明嘉靖间著有《宏简录》一书，本意欲续郑樵《通志》，而仅编成唐、宋、辽、金诸朝纪、传，远平继高祖之业续编了元代纪、传，故又称《续宏简录》。其书以《元史》为基础改编，自谓曾兼采《元文类》、《经世大典》、《元典章》及元人文集以补其缺遗。卷一至十为本纪，卷十一至四二为列传，无表、志，凡天文、地理、律历制度和诏令按年编入诸帝本纪，故本纪特详；列传仿王光鲁《元史备忘录》之例分类，并增补了十余人，其中有赵天麟、郑介夫传，分别收录了二人所上《太平策》的主要内容；正文之下酌加注语考订异同。不过，邵氏并没有全面搜罗史料，当时能见到的资料而他没有见到的还有很多，其著书目的也仅在于续“祖录”，而不是重修一部元史。此外，清初学者孙承泽编有一部《元朝典故编年考》（10 卷）， 1 将元代重要史事分年编次，除《元史》外，还采取文集、说部资料作了补充，其第九卷收录了12 卷本《秘史》的末两卷（续集）总译，指出这是蒙古人所编记，可“补正史之所不载”。
钱大昕对元史学的贡献真正立意改造《元史》、重构新史的第一人是乾嘉学派代表人物、史学大师钱大昕。本书第十卷别有传。他学识渊博，在许多方面都有重大建树，对史学的贡献尤大，而以元史研究的成就最为突出。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史料的发掘，多种重要元史史料的价值都是经他慧眼发现、表章而显于世。如《元朝秘史》明初即有刻本，但一直没有受到史家的足够重视，乾隆十三年（1748）万光泰曾据总译改编成《元秘史略》2 卷，却谓其“文不雅驯，好述委琐之事”，将大量重要记载视为“荒诞”而删略。钱大昕得到了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15 卷本《秘史》抄本（洪业推测可能就是他本人抄出，见所撰《蒙古秘史源流考》），即据以补正《元史》，屡屡引述，在《跋元秘史》一文中指出：元初史事唯《秘史》所载得其实，“论次太祖、太宗两朝事迹，其必于此书折其衷欤。”对其重大史料价值作了高度评价。后他又得见明刻12 卷本，著录于《元史·艺文志》，并提出《秘史》可能就是元代内廷秘笈《脱必赤颜》之说。《长春真人西游记》收在《道藏》中，知之者鲜。钱大昕在苏州担任紫阳书院院长（1788—1804）期间，乾隆五十九年（1794）到玄妙观阅读《道藏》，发现了这部重要史料，立即借来抄出，并写了一篇跋，指出其“于西域道里风俗多可资考证者”，从此这部长久湮没无闻的子部附庸之书才一跃成为史部的要籍，先后有著名学者徐松、程同文、沈垚、洪钧、王国维等作了考释。《元典章》作为元政府的文书汇集，史料价值之高无与伦比，而四库馆臣竟谓其“多案牍之文，兼杂方言俗语，浮词妨要者十之七八，又体例瞀乱，漫无端绪..不足以资考证”，乃仅存目而不予收录，可见时人对其重要性并无充分认识。钱大昕早已留意此书，从友人处得到一抄本后，即作跋绍介，特引其中一“俗语”（硬译体）公文以证明其价值。据日人岛田翰《访余录》记载，1905—1906 年他到江浙一带访书，曾见到有钱大昕疏注的《元典章》抄本，这些疏注写在书的“行间栏上”，“多未发之秘”，可见钱氏对《元典章》曾做过仔细研究，惜此本今已失传①。此外，经他表彰而得到史家重视的还有《圣武亲征录》等史籍。广泛搜罗金石文字资料是钱大昕在发掘元史史料方面特别值得称道的功绩。他搜集的元代金石资料达四百多件②，为其中125 件撰写了跋文，用金石文字与《元史》及其他文献记载相参证，发现了很多可以补充或订正《元史》的资料（见《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二是《元史》的考订。《二十二史考异》100 卷是钱大昕的主要史学著作，也是乾嘉学派代表性的考史名著，其中考订《元史》（卷八六——一○○）占15 卷。后复得三十余条，收入《诸史拾遗》卷五。他以多方面（音韵、金石、舆地、典制、历算）丰富的学识对原书逐卷审核，或勘同、录异，或纠谬、补缺，所发明者不胜枚举。此外，他的《金石文跋尾》和另一名著《十驾斋养新录》中，补正《元史》者也甚多。三是《元史稿》的编撰。重修一部元代信史是钱大昕的最终目标。他在《元史艺文志自记》中说，任职翰林院时，以《元史》“冗杂漏落，潦草尤甚”，拟仿范晔（著《后汉书》）、欧阳修（著《新唐书》、《新五代史》）之例“别为编次，更定目录，或删或补，次第属草，未及就绪。归田以后，此事遂废，唯世系表、艺文志二稿尚留箧中”。据其自编《年谱》，乾隆五十六年“撰元氏族表四卷，补元艺文志四卷”条下其曾孙庆曾的补记：“其余纪、传、表、志多已脱稿，惜未编定。是年精力少差，先以氏族、艺文二稿缮成清本。”可见他重修元史的工作已完成了大部分，只是没有最后定稿，这就是道光年间其侄孙钱师璟《钱氏艺文志》所著录的“《元史稿》百卷，在金陵汪氏处”，1905 至1906 年间岛田翰在江浙访书，还见到过其“残本二十八巨册”（缺卷首至卷二五），系“钱竹汀手稿本”。此后下落不明，“或云..藏山东某氏家”①。传世者只有他生前定稿的《元史艺文志》（1801 年刊）和《元史氏族表》（1806 年刊）两篇。元代蒙古、色目氏族“考稽尤难”，《辍耕录》之《氏族》篇所列蒙古72 种、色目31 种，“见于史者仅十之三四，而译字无正音，记载互异”，钱大昕博采正史、杂史、碑刻、文集、题名录等资料，审其异同，其蒙古诸氏族主要根据《秘史》记载厘定， 2 由于他精音韵之学，又懂蒙语，族名、人名的勘同多数准确。在《史集·部族志》传入中国之前，能有这样的成绩诚为难得。此外，他还著有《元诗纪事》，也已失传。
① 参见方诗铭等著《钱大昕》，页12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② 见《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
① 见方诗铭等著《钱大昕》页127 引范希曾《南献遗征笺》。
其他史家的著作
同时代著名史家赵翼（1727—1814）的主要著作《二十二史札记》36 卷中，第二
九、三○两卷为元史札记。此书与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同为乾嘉史学的代表性名著，但赵氏治史方法与钱、王不同。他自谓“家少藏书，不能繁征博采以资考订”，又认为不可据稗乘以驳正史之讹，是以“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这种以本书证本书的方法用之于漏误特甚的《元史》，虽然也能发现一些问题（如相互歧异，记载不实等），但就考订而言则显然很不足。不过他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这就是善于抓住一代重要的政事、制度及其特点，运用归纳法将有关史料综合条贯，列举多证加以阐明，并作出评论，所论述的都是元代“有关于治乱兴衰”的大事。故钱大昕誉之为“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
同时代史家考订《元史》者还有汪辉祖（1730—1807），所著《辽金元三史同名录》40 卷，卷十六至三五为元史（又“总录”、“附录”4 卷收异史同名者，亦多元人），以蒙古、色目及契丹、女真人名为主，凡纪传表志所见同名（含异译者）悉予收录，按韵部编次，注明出处，并加考证。他的更重要著作是《元史本证》50 卷（1801 年成书），因系尽据《元史》本书之文相互参证，故名，包括“证误”23 卷，“证遗”13 卷，“证名”14 卷。《元史》出于众手，又草草交差，未加互校审订，自相歧异处甚多。作者对全书作了仔细校勘，凡记载歧异者辨其正误，本篇漏略者取散见他篇资料补之，同名异译者一一辑出（如《同名录》例），共得三千数百条，就校勘而言比钱大昕《考异》更加完备。但因《元史》本身疏漏太甚，用“本证”方法受到很大的局限，难免有许多失误、漏校之处。
嘉、道之际，先后有祁韵士（1751—1815）著《皇朝藩部要略》（蒙古诸部）、《西陲总统事略》（述新疆诸部），徐松（1781—1848）著《西域水道记》、《新疆事略》等书，都涉及元代史事地理。徐松还撰有《长春真人西游记跋》，考订所载金山以西地理；并拟重修元史，但未成。与徐氏同时稍晚的大学者龚自珍（1792—1841）和沈壵（1795—1840）也致力于西北史地研究。龚自珍通满、蒙、回、藏语，曾撰《西域置行省议》，并着手编撰《蒙古图志》，已完成一半，惜其手稿及所搜集资料并毁于火，仅存拟进呈表和序文数篇。沈壵著有《新疆私议》、《西北地名杂考》、《西游记金山以东释》（补徐松之未备）等文（均收入《落帆楼文集》）。他们开始摆脱乾嘉学派烦琐考据的局限，首重于经世致用，尤为重要的是开启了晚清学界研究西北史地的风气，对此后元史研究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第三节鸦片战争后的西北史地与元史研究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边患日益严重，遂有更多学者致力于边陲史地的研究，期收经世致用之效。而要明确新疆、蒙古及其相邻境外诸地的沿革，自以研究蒙元时代最重要，如梁启超所说：“大抵道咸以降，西北地理与元史学相并发展，如骖之有靳，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之间竞言训诂音韵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另一方面，出于认识世界的迫切需要，外国史地著作被译成汉文者逐渐增多，中国学者从中了解到前人未详的元代西北宗藩国的历史，并且知道域外还有许多元史史料可补中国史料之缺，于是开始注意搜集和利用，逐渐突破前人所受的局限，把元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魏源与《元史新编》最早利用境外资料研究元史的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进步思想家魏源 3 （1794—1857）。他与龚自珍同以讲求经世之学闻名，并且也很注意研究西北史地，在其名著《圣武记》中对新疆、蒙古给予了特别的重视。1841 年，林则徐将自己主持译编的《四洲志》嘱托他扩充改编为《海国图志》。在编撰此书时，他读了许多外国史地著作，始“知元代西域远徼皆西北接鄂罗斯、西南连五印度，与今西洋夷接壤”（《拟进呈表》），疆域甚广，遂撰《元代征西域考》、《元代西北疆域考》等文。鉴于旧《元史》的疏漏，他在编成《海国图志》后，就着手重修元史，“采四库书中元代各家著述百余种，并旁搜《元秘史》、《元典章》、《元文类》各书参订旧史”，西域事则补充以外国书中资料，著成《元史新编》95 卷，但未及完全定稿就去世了。后其族孙魏光焘觅得原稿，托邹代过、欧阳俌校定，到1905 年才完成、刊行。其书本纪14 卷，世祖以下袭用邵远平《元史类编》；志32 卷，表7卷，其中《艺文志》、《氏族表》全取钱大昕书；列传40 卷，按开国、世祖、中叶、元末四个时期人物主要事迹分类编次（如功臣、相臣、武臣、文臣等），并增立了《太祖平服各国》、《太宗宪宗平服各国》、《中统以来屡朝平服诸藩》诸传，多叙漠北、西域史事，以明元代疆域所至之广。其所补充外国资料主要在这些传中，自谓“西北疆域，颇如指掌”，邹代过也盛赞其“俾穷荒绝域，数百年如堕云雾者豁然得睹”（《元史新编跋》）。其实魏源所见外国之书都是一般的史地著作（如马礼逊《外国史略》、玛吉士《地理备考》），没有什么史料价值，不过他第一个突破中国史料的局限，并首创西北诸传，其“开榛莽而启津途”之功仍不可没。
其他西北史地与元史学者的成就
同时以精于西北史地之学著名的学者还有张穆（1805—1849）和何秋涛（1824—1862）。张穆应祁巂藻之请复核其父祁韵士所著《皇朝藩部要略》，觉得应有地志与之“相辅而行”，遂著《蒙古游牧记》16 卷，按蒙古各盟旗分述其山川、史迹，其中涉及元代蒙古历史地理者甚多，每有精辟的参证。书未及完稿而病卒，由何秋涛整理、补充而成，1859 年刊行。张穆还从《永乐大典》中录出《元秘史》总译部分，与他本校勘后刊入《连筠簃丛书》，使之得以广泛流通。何秋涛亦究心时务，以为俄罗斯地与我国北境相近，和边防关系甚大，而未有专书论述，乃采官私载籍著《北徼汇编》，初仅6 卷，后复广泛搜罗有关俄罗斯和新疆、蒙古、东北三边区历史地理以及中俄交涉的史料和中外著述，扩编为80 卷，1858 年进呈，咸丰帝赐名《朔方备乘》。其中与元史有关者有历代北徼诸国、诸王、将帅传的元代部分和《元代北方疆域考》等多篇。何氏还在张穆协助下出了《圣武亲征录校正》。
张、何以后，清末民国初，从事西北史地与元史研究（时称“道咸时学”）的学者更多，他们中在元史方面贡献大者有李文田、洪钧、丁谦、柯劭忞、屠寄等。李文田（1834—1895）的主要著作是《元朝秘史注》15 卷（据《连筠簃丛书》本），利用了很多宋金元明史籍以及清人西北史地著述以考释史事、部族、地理、人物。由于所据的仅是不完全的总译，李氏又不通蒙古、西域语言，而颇多错误，但在提供考证资料方面至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作为第一部《秘史》注释①，它在这部重要史籍的研究上占有一定地位。当时著名学者文廷式（1856—1904）也很注意研究《秘史》，他为李注书增补了许多有价值的眉注。李文田编撰的其他元史书有《西游录注》、《圣武亲征录校正》、《和林金石录》（据俄人拉德洛夫所编《蒙古古物图谱》录出）等。在他之后研究《秘史》的还有施世杰（著《元秘史山川地名考》）、高宝铨（著《元秘史李注补正》）、丁谦（下详）等人。
丁谦（1843—1919）是晚清著名的舆地学者，尤精于西北历史地理研究。自汉至唐各史之西域传和历代西域纪行之书他都做了考证，而特别着重于元代，著有《元秘史地理考证》（附《元史》特薛禅、曷思麦里、郭宝玉诸传地理考证）以及《长春真人西游记》、《西游录》、《西使记》、《张德辉纪行》、《经世大典图》等书的地理考证，并撰《元太祖成吉思汗编年大事记》、《元初漠北大势论》等文。他自谓其考证西域地理乃“合中西各史书，参互推究”，观其所撰元史诸篇，“西史”、“西图”资料主要就是用了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和《中俄 4 交界全图》。当时我国边疆图籍出了不少，丁氏搜罗殆遍，又得洪钧书译介之外国资料相参证，因而能比前人有所进步。不过他涉及的范围太广，又缺乏必要的语言学修养，错误颇多。
① 岛田翰《访余录》称他曾见过黄丕烈所撰《元朝秘史疏证》，其言似不可信。同时代对蒙元史有研究的著名学者还有沈曾植（1850—1922）和文廷式。他们都是光绪进士，长于史学，喜治元史和西北史地。沈曾植初任职刑部多年，后任总理衙门章京。时俄人雅德林切夫、拉德洛夫发现了元和林城及其附近唐元碑刻，拉氏编为《蒙古古物图谱》4 册（1892—1899 年出版），驻华俄公使送了一部给总理衙门，沈曾植为其中的阙特勤碑写了一篇跋文。他的蒙元史重要著作有《蒙古源流笺证》、《岛夷志略广证》（据新旧各图及中外学者著述考证南洋各地古今地名、航路）和《元秘史注》。文廷式任职翰林，由编修升侍读学士。时《永乐大典》大部分尚存，他从中抄辑出不少元代文献，如《大元官制杂记》、《大元仓库记》、《大元毡罽工物记》等，后被王国维刊入《广仓学宭丛书》中。沈、文都是维新人物，拥护变法，并曾赴日考察，学术眼界也宽。文氏在日本结识了内藤虎次郎，受其托抄录了一部《元朝秘史》寄给他，那珂通世遂据以将汉字音译蒙文转译为日文。当时研究元史诸家中还有曾廉（1857—？）。他长期在家乡湖南邵阳教书，思想极端保守，反对戊戌变法。1902 年客居贵州后从事于改编元史，著成《元书》102 卷，1911 年刊行，另有《元史考证》4 卷。他虽取同乡先贤魏源的《元史新编》为蓝本，而宗旨却与魏源以来诸家致力于广搜中外史料、考订史实以补正《元史》者全然不同，自称欲继孔子作《春秋》之志，申明纲常大义。其书主要依据《元史》，作了大量删节，仅少数重要儒臣列传及忠义、孝友、列女等传按其编纂宗旨增补了许多内容（如忠义由85 人增至160 余人，列女由107 人增至160 余人），所发议论亦多迂腐。此书无论在资料上和方法上都与时代进步背道而驰，在重修元史诸书中最无价值。
第四节清末民国初的三部元史著作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 洪钧（1839—1893），同治七年（1868）状元，官至内阁学士，光绪十三年（1887）任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十六年归国，迁兵部左侍郎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出使前，他已致力于元史和西北史地研究，驻欧期间，乃加意搜访外国资料。适其时欧洲蒙古史研究兴盛，多桑《蒙古史》（法文）、哈木耳《金帐汗史》和《伊利汗史》（德文）、哀德蛮《史集·部族志》德文节译本和《不动摇的铁木真》（德文）、华而甫《蒙古人史》（德文）、贝勒津《史集·部族志》和《史集·成吉思汗纪》俄文译本、霍渥士《蒙古史》（英文）等名著先后出版，获得如此丰富的珍贵资料使他欣喜异常，遂假使馆译员之助译成中文，“愈读西书而愈有兴味”，于是在驻欧的后两年中即肆力著述，撰为《元史译文证补》。归国后继续修订整理，不幸未及全部定稿而病卒。临终前他将已定稿的清本托付沈曾植和陆润庠，而将稿本交其子洪洛保管。不久，洪洛亦病故，稿本散失。陆润庠于光绪23 年（1897）将清本刊行，目录上分30 卷，其中10 卷有目无书，当在散失之稿本中。本书第一卷《太祖本纪译证》上、下为全书主要部分，约占四分之一，正文为《史集》之《成吉思汗先世纪》与《成吉思汗纪》的详细节译，并采同书《部族志》一些资料补入，复据汉文史料及其他外国资料考释其部族、人物、史事、地理，分注于正文之下。第二至二五卷（存15 卷）分别为《定宗宪宗本纪补异》、《后妃公主表补辑》以及术赤和拔都以下诸金帐汗、阿八哈以下四代伊利汗、阿里不哥、海都、哲别、西域（上、下，述花剌子模及蒙古对该国的征服和统治）、报达、木剌夷补传，主要取材于多桑书，兼采中西史料补充编成，仍夹注考证文字。第二六至三十卷（缺1 卷）为《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释地》、《西域古地考》、《元世各教名考》和《旧唐书大食传考证》。洪钧本熟谙元史和西北史地，又得见大量域外史料和俄人所绘较为精确的《亚洲俄罗斯及其邻地》图（他将此图译出改绘为《中俄交界全图》，光绪十六年刊行），有同如鱼得水，故多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但他所据贝勒津俄译《史集》有很多缺陷，其余诸 5 书皆后人著述，加以译者缺乏专业修养，故错误不少。尽管他的域外史料译述今天已经过时（有了更完整、更准确的译本），其考证文字则仍具有参考价值。
《元史译文证补》的面世使治元史的学者眼界大开，宛若在他们面前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于是洪钧开创的利用域外史料与汉文史料互补互证的方法成为我国蒙元史研究的新潮流，谈元史者几乎无人不称引“西史”，大抵皆据洪书，可见影响之大。
柯劭忞《新元史》 柯劭忞（1848—1933），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历任内外官职。尤喜治元史，任职翰林时，即从《永乐大典》中抄辑出很多元史资料，自此不断搜集，博访私家藏书及元碑拓片，所得甚富，多有稀见者，复得洪钧书及其他东西学者著述，遂决意重修元史。入民国后，更专心著述，1914 年起入清史馆任总纂、馆长，仍继续编撰元史，至1920 年成《新元史》257 卷，含本纪26 卷，表7 卷，志70 卷，列传154 卷。次年，大总统徐世昌（柯氏同年进士）颁令列为“正史”。《新元史》利用了明清以来诸家研究成果，包括新出之屠寄的《蒙兀儿史记》，被认为是集大成之作。此书以取材广泛、内容丰富著称，尤其是列传部分比旧史增加了很多，除根据《秘史》及“西书”资料增立者（如东西道诸王、初兴将帅、西域诸国等传）外，主要是采录文集之碑传墓志和金石文字；诸志则采《元典章》及《经世大典》遗文作了许多补充。然而，其于旧史所增删改动之处都不注明出处，读者不知其所据为何，以致惮于利用，虽然后来刊行的他的遗著《新元史考证》中说明了所补资料来源，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不足以弥补这一最大缺陷。所用外国资料除大部分采自洪书外，还增加了一些新译的内容，如洪书有目无文的《部族考》篇（当据俄译《史集·部族志》译编，稿本佚亡），柯氏称他“据未译本辑补”，收入《译史补》卷六，但他所据的并非《史集》，而是哀德蛮《不动摇的铁木真》一书之导论（根据《史集》及其他资料略述蒙古部族），其译名多有错误，柯氏据以补缀新史之《氏族表》，难免造成许多错误，所以他的新译资料也难以完全凭信。此外，译名混乱、考订不审之类问题甚至比旧史还多，是以其书不足为据。
屠寄《蒙兀儿史记》 屠寄（1856—1921），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二十一年，奉命到黑龙江查办漠河金矿，事后被留任黑龙江舆图局总办，主持编绘《黑龙江舆地图》。早年他就曾用心研读过《元史》、《秘史》及其他蒙元史籍，这时为研究黑省（当时省境包括呼伦贝尔地区）沿革，更广泛地搜集有关史料和诸家著述，并亲率属员进行实地测量，“测绘所及”除黑省外还旁涉奉天、吉林、内外蒙古及俄境毗连之地，因而对以前研究者不甚了然的蒙古初兴史事及东道诸王分封之地理有了更真切的认识，益感《元史》之疏漏与前人研究之不足。在编绘黑龙江舆图的同时，研究兴趣开始转向蒙元史。二十五年，舆图告成，并著《黑龙江水道记》等书。在此期间，还撰有《元秘史地理今释》、《元秘史注》（稿本在南归途中遭劫失落），自谓略胜前贤。二十六年，因俄人入侵，绕道蒙古南归，沿途仍留意考察地理风俗。后相继担任京师大学堂正教习、奉天大学堂总教习、淳安知县等职，公务之暇，肆力编撰《蒙兀儿史记》。1913 年辞武进县知事职，“自是一意著述，朝夕寝馈于蒙兀儿史者，前后凡五年”①。从1911 年起，先后三次将先写成部分在常州自家刻印，并继续撰写、修订，全书未完成而病卒。其子孝宦将已刊及未刊稿本汇总整理，于1934 年刊行，共28 册，160 卷，含本纪18，列传129，表12，志1。内14 卷有目无文，包括初刻本已有的两篇列传；另据屠寄后人所藏稿本，尚有已写成的40 篇列传未刊入②。《蒙兀儿史记》的优点，一是广泛利用中外史料和前人研究著述，增述了大量旧史所缺内容，除对旧史纪传表志作了很多补充外，还增立列传四百余人及西域诸国传、蒙古色目氏族表。其外国资料除采洪钧书外，还用了多桑《蒙古吏》“原书”、美国学者乞米亚可丁（Jeremiah Curtin）的三部著作——《蒙古人史》、《俄国的蒙古人》和《南西伯利亚旅程》，俄人所著《蒙古泉谱》、《马可波罗行记》、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等等；二是对史料和前人著述进行了仔细考订，择善而从，订正了旧史及前人 6 著作中的许多错误；三是增订内容皆注明出处，对资料的取舍、考订皆说明根据，使读者得以审辨、复核；四是统一译名，这是治元史最难之事，屠寄所用的译名（主要用《秘史》）及其勘同虽不尽妥当，但颇能自成体系，其失误之处因注有出处，亦便于读者审订。屠寄本人不通外文，所用外国资料除洪钧书外都是靠朋友（如周秉清为他译述多桑书）和儿子（孝实译乞米亚可丁书，孝宦译英人新著《史家之历史》等）为之翻译，这些资料多非原始史料而是出于后人著述，本身就有不少讹误，而译者又非元史专家，难免错上加错，故多有不确切之处。屠寄缺乏科学的语言学修养，在非汉语名词对音勘同上错误颇多，如以“主因”为“朱邪”、“斡脱”即“犹太”之类。有不少考证不够严谨，牵强武断，如误从《蒙古源流》成吉思汗祖先来自吐蕃之说而断定《秘史》所载腾汲思海即青海湖之类。尽管有这些不足之处（如同洪钧一样主要是受时代的局限所致），《蒙兀儿史记》仍是重修元史诸书中最好的一部。
① 见其子屠孝实等撰：《先君敬山先生年谱》。
② 参见余大钧：《论屠寄的》，《元史论丛》第3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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