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纠纷
2020-03-02 06:03:23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医患纠纷
（4）医患纠纷中患者的非理性维权增多，以“医闹”现象为典型代表，并出现暴力化倾向，也有个别极端事件发生。医疗暴力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具有普遍化和激烈化特征。[6]医患纠纷中，患方在发生纠纷后，更趋于采取私力救济。私力救济可视为当事人依自身或私人力量实行的一种合意或者强制交易。[7]患者之所以选择私力救济，原因在于：一方面出于救济成本的考虑，采用私力救济只需要自己或借助他人的力量就可进行权力救济，患者最容易从“亲友团”获得支持，实践也证明这种方式更行之有效；另一方面，在患者个体对抗医方组织时，更易使得患者组织“家族”式的维权队伍与医方对抗，而患方“家族”式维权队伍易于做出非理性行为，使得患方在维权过程中出现暴力行为。据湖北省红安县对13例恶性医患纠纷事件的统计分析，患方的不良表现如下：围攻医院，谩骂医护人员，有13例；砸毁医院财物，有7例；殴打医护人员，有7例；停尸病房，有5例；在医院挂条幅，有5例；停尸医院办公室，有3例；封堵医院大门，有3例；把棺材停放在医院内，有1例；占住医院病房，有1例；袭击警察，有1例；反复上访，有1例。[8]上述各种方式，在同一案例中交叉出现。通过上述统计来看，患方在解决医患纠纷时的暴力倾向明显。2002年1月，四川华西医院耳喉鼻科医生王凯博士，遭患者连砍13刀，致左眼失明，四个指头被砍掉；2003年8月，武汉市冈济来福康医院，1名患者因对医院不满，手持剪刀当场刺死6名医患人员。[9]砍伤、杀死医护人员的极端恶性行为，将医患对立关系的严重程度诠释得淋漓尽致。
[1] 一家省级医院的年收入大都过亿元，笔者曾在安徽省中医院工作过，这是一家省级三级甲等中医院，2003年一年收入1亿人民币；而同处合肥市的另外两家西医三级甲等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03年收入分别是3.5亿、4亿人民币，门诊量每年至少百万以上。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了我国的医患纠纷会呈如此爆炸性的增长呢?原因虽然很多，但主要原因有四：一是我们的医德医风确有滑坡现象；二是群众的法律意识在提高；三是某些媒体有误导现象，不切实际地将大量非医疗事故或纯属医疗意外渲染成了医疗事故或严重医疗事故；四是近年来某些司法机关及法学工作者在理论和实践中，不适当地扩大了医患纠纷的受案范围与赔偿范围，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对医生的不信任感和索赔意识。
从建国初到现在，我国法律规定，对医患纠纷仅限于构成医疗事故的才予以立案，才可以得到适当赔偿。这一规定是由医学的双重效应、高风险及不可预测等特征所决定的。有些法学工作者认为只要存在医疗差错，就可以向医院索赔。这种解释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也是违背医学科学和医疗行为本身的规则的。同时医疗赔偿的项目和赔偿的数额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已远远超过一般民事(如公路、铁路、民航)事故的赔偿限额，也超过了刑事赔偿、行政赔偿及国家赔偿的限额。武汉的一位妇女因生了对脑瘫儿而获得了290余万元的赔偿（张赞宁著：《医疗法学研究及典型案例评析》，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l88页）。290万是个什么概念可想而知?这种不恰当的审判，不仅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损害了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更为可怕的是，它必然大大地刺激了一些人的胃口。
据统计资料表明，大部分医患纠纷并非是由医疗事故引起的，而是由于病人及其家属对医务工作的复杂性缺乏认识，并对医疗事业期望过高所造成的。须知医学科学是所有科学中最为复杂、最高尖和未知领域最多的一门学科。可以说人类对天体世界有多少未知数，那么，人类对人体本身也就有多少未知数。医生是人不是神，不可能包医百病(说能包医百病的是江湖骗子，不是医生)。然而，人们普遍对医学科学的高难与复杂性缺乏认识，对医学期望过高，因而常对医疗工作产生误解。尤其是当医院回天无术、治疗失败时，人们怎么也难以接受这一现实。所谓“人命关天”也就在于此。“有人经常说医生一只脚在法院内，一只脚在法院外”，这正是对医生职业风险的真实写照。人们常说：“理解万岁!”所谓理解万岁就是无论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罪，只要不被人们误解，也就感到莫大欣慰。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然而，有些医务人员在抱怨说，在现今中国的三百六十行中，惟一最不易被人们理解的就是医务工作。例如，据国内外统计麻醉意外的发生率为4%～26.3%，其中有62%～76%病例是误吸造成的，而误吸大量胃内容物的死亡率是70%（现代麻醉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518页）。我们应当承认这一事实。不承认这一事实，就是不尊重事实、不尊重科学。可是，每当发生麻醉意外时(这对病人及其家属当然是不幸的)，病人及其家属总是不依不饶，怎么解释也不能接受这一现实。这其中当然也存在教育和科学知识的普及问题，但医患之间也有相互理解问题，医生应当严谨科学的工作，强化责任，病人也要信任医生，万一出现了意外既要面对现实，又要用科学和法制观念对待，不能盲目扩大纠纷更不应提不合理的过分要求。作为媒体应当在实事的基础上，正确引导而不要不能搞脱离客观实际的炒作，这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二、对解决医患纠纷的不同认识
近年来包括国内某些媒体和社会上的某些人，认为对医疗事故的鉴定是：鉴定人员都是医务人员，鉴定起来胳膊总是向里拐的，所谓“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然而，据笔者近年来的一项调查表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定的错案中，往往是把不属事故的案错定为事故的居多，这种错案率至少在50%以上；而把本应属事故的案件错定不属事故的只是极少数，这种错案概率不足0.1‟。虽然这只是笔者有限的调查，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其理由是由于鉴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由医学界的技术权威和专家组成，他们有高尚的医德医风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但缺乏足够的法学知识。因此，在鉴定中很容易以学术观点，来看待所发生的医疗事件，往往把鉴定会开成了一个学术研讨会。学术研讨追求的是完美，而医学是永远也达不到完美的。这样，便很容易对任何医疗失败“挑”出“毛病”，并得出有“医疗缺陷”或者“医疗不当”的结论。又由于他们不懂得用法学的因果关系去认定事故，因此法律工作者便会认为只要有医疗缺陷，就是医疗事故。
其实医学上指的医疗缺陷与法学上指的医疗过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医疗缺陷是一个很不规范的概念，它是一种医学学术用语，而且由于各人的经验及看问题的水平与角度的不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对同一个感冒者，同时让l0位医师为他看病下药，可能l0个医生就会开出10种不同的处方(尤其是中医辩证论治)。如果说这10种处方中，只有一种是最佳方案，那么其他9种处方就都存在用药不当的医疗缺陷。而医疗过错责任的认定，必须同时具备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要件才能成立。在客观方面，则须同时符合有侵权损害事实的存在、加害行为的违法性、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三个要件时才能成立。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件，均不能认定为医疗过失。由于医疗行为是一种职务行为，通常职务行为的法律责任必须是法定的。也就是说，只要医务人员做到了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最低要求，即不能认为是违法。法律责任与道德要求的区别在于，法律责任是不能用医疗规章的最高标准来衡量或要求的。我们在学术讨论或总结经验时，可以用医疗规范的最高标准甚至超出最高标准来要求医生；但是在认定其法律责任时，则只能以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医疗规则的最低标准来衡量和要求医生。所以，对医疗过失责任的认定，除了必须要符合客观要件外，还必须具备主观构成要件才能成立。这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人实施了违法行为，并造成了危害结果，而且这种结果与违法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也确定无疑，但是行为人若无主观上的过错，便不能构成民事侵权。
在这里，需特别注意的是，对医疗过失责任的认定，是新的过失理论判断医疗行为并认定医务人员的法律责任的。这是由医学科学及医疗行为的职务属性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医学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治病救人的效果，同时又有致人伤残的后果。因为任何药物都有一定的毒副作用，任何外科手术都必然造成病人的痛苦和损伤，甚至可能会伤及周围组织器官造成残废或大出血休克死亡，还有刀口可能感染、药物麻醉可能发生麻醉意外等等。任何可能发生的后遗症、并发症，全都明白无误地写在医学教科书上。由于医疗行为是职务行为，医务人员不能因为“已经预见到了这种医疗行为可能会产生危害的后果”而放弃对病人的治疗，因此“过于自信的过失”也同样不完全适用于医疗行为。对于一般民事行为，行为人既然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行为可能会产生某种危害社会的后果，他是可以不去干的，而且也不应当再去干。否则，出了问题，就应当认定他犯有“过于自信”的主观过错而受到法律追究。然而，医务人员却不能因为已经预见到了可能会发生医疗失败而放弃治疗责任。这样，反而要承担“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如果将一般法学理论的“主观过错”中的过失理论用到卫生领域，那么只能使医务人员感到无所适从。
有人这样对医生说：“你们医生治病，就像修鞋匠修鞋一样，你修(治)得好就修(治)，修(治)不好就不要修(治)嘛!”这种将医生看作是医匠的观点，既说明了他对医学的无知，也是对法律的亵渎。试想修鞋和制鞋是可以通过流水线操作程序来完成的，然而医生却不可能通过流水作业来完成对病人的治疗。这是由每个个体均有不同的个体特征所决定的，哪怕患者是同一种疾病(如同是流感和乙型肝炎时)，医生也不可能用同一种方案和相同的药物、剂量为病人治疗。再说，医学是科学，而科学是允许失败的。人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部分组成的，科学对于人体不是万能的，更何况医学尚有许多未知的领域。人们常说医疗行为就是同疾病的斗争，既然是斗争，就必然有胜有负，会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来影响治疗效果，甚至造成治疗失败。因此，修鞋匠必须承诺能把鞋修好才能从事修鞋这一业务，否则他就是个骗子；但医务人员却不能承诺“包医包好”或“包医百病”，医务人员若作出这样的承诺，反倒是有违职业道德的，只有江湖骗子才会向病人作出这种承诺。然而医务人员又不能怕担风险而放弃自己“治病救人”的天职。因此，用“虽然已经预见„„但是轻信能够避免„„”这种“过于自信”的主观过错理论来追究医务人员的法律责任是不合适的。为了保障医务人员履行职务的便利，对医务人员在医疗中的失误，在处理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到医学的特殊性和某些不可预测性。这正是由医务工作的特征所决定的。
为此，应当特别提请鉴定人员在对医疗事件作鉴定时，特别注意和国家法律所规定的6种不属医疗事故和不应当追究医疗责任的情形。这6种不属医疗事故的情形是：(1)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而采取紧急医学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2)在医疗活动中由于患者病情异常或者患者体质特殊而发生医疗意外的；(3)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发生无法预料或体质特殊而发生医疗意外的；(4)无过错输血感染造成不良后果的；(5)因患方的原因延误治疗导致不良后果的；(6)因不可抗力造成不良后果的。
根据以上规定，依法对医疗事件作出不属事故或免除医疗责任的认定，这不是部门保护主义，而是严格依法办案。同时体现了医学的特殊性和某些难以预见性。如果对这类案件的处理不切实际，过于要求医生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动辄就要追究医务人员的法律责任，势必会挫伤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医务人员在工作中如履薄冰、如坐针毡，最终受到损害的还是广大病人的利益。
三、解决医患纠纷的现状
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在医疗事故与医患纠纷案件的审判中均严格适用“专家举证”原则。我国法律(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均明文规定，对专门性问题必须由法定鉴定机构和有专门知识的人才有资格进行鉴定。尤其是医疗技术鉴定，更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对科学技术要求非常高的工作，非医学专家不能胜任。但是也曾有人提出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纪检监督人员参加鉴定，我们认为，这不但欠妥也没有必要。这岂不是在草营人命与开法律的玩笑吗?就是不让他们参加投票，只是“临场进行监督”也可能会对鉴定工作形成干预。因为这些人员均有很大的行政权力或司法权力，把他们引进到鉴定机构中来，必然会对鉴定机构成员形成某种干预。这样，便违背了鉴定人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司法和任何个人干涉的原则。尤其是让公、检、法人员参与鉴定，势必造成对案件“先人为主”，尚未审判便形成了观点，会影响对案件的公正审理。同时也违背了公、检、法独立行使职权和相互制约的原则，这是明显违反法定的鉴定程序和诉讼程序的。再说，其他鉴定，如对铁路、民航、邮电、供电事故的鉴定，以及国家技术监督与商品检验等鉴定，也都没有规定要引进什么人大、政协、公、检、法的人员参加鉴定。为什么惟独对医疗鉴定作如此古怪的规定呢?这显然是对医学科学工作的不信任的表现。
有一种说法是，“医院是卫生局的下属单位。卫生局与医院在经济、荣誉上有牵连，责任连带”，因此卫生局主持医疗鉴定是“自家人断自家人案”，缺乏可信性等等，有的甚至说“鉴定委员会是医疗事故的保护委员会”（《中国青年报》1998年7月17日王磊的文章，《中国消费者报》1996年9月25日陈新利的文章，《南方周末》l998年8月7日第l2版等）。其实，这种说法，是对行政管理学及法律的无知。众所周知，卫生行政部门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它代表政府担负着行使卫生管理职能；而医疗卫生机构是事业单位，不是卫生行政机关的隶属机构或下属单位，它与卫生行政机关的关系只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依法由政府职能部门对医疗机构按照自己的职责和行政法的要求进行管理，是完全合理合法的，按这种逻辑推理，那么，必然得出国家教委不能处理在学校里发生的问题，企管部门不能处理在工矿企业里所发生的任何事件这类结论，否则便有“自家人处理自家人”之嫌。除了“医疗事故”之外，我国尚有“重大责任事故”、“铁路事故”、“航空事故”、“邮电事故”、“供电事故”等，对这些事故的调查处理都是相关部门应有的行政权。除了卫生行政部门之外，又有谁有这种技术力量和技术条件能够胜任对医疗事故进行鉴定与处理呢?再说，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的成员均是由政府任命的医学专家组成的，他们多来自于各个不同的医疗机构，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是一个高素质的群体，由他们进行鉴定是完全可信的。何况还有回避制度作保证，只要严格履行鉴定程序，尤其是回避制度，是不会存在“自家人断自家人案”的问题的。当然在行政处理之后如果当事的双方仍对结果不能接受达不成共识，各自却可以经法律手段进行处理。
对医疗事故与医患纠纷(下称“医事案件”)的处理，大家都说很“难”。法官说“难”；检察官说“难”；公安人员说“难”；许多律师说，“我最不愿意接受的案件就是医疗官司”。在跨入21世纪的时候，全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1999年消费者投诉的十大热点新闻”，把医患纠纷案件列人了它的“十大热点”之一，称“医疗投诉数量大，解决难度大”。处理医事案件确实很难，尤其是在近年来，差不多由人民法院处理的每一例医事案件不是原告不服，就是被告不服，很少有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服判或满意的。因此往往每一例医事案件均要打完二审，甚至再审„„又再审。如天津李新荣医事案，一审审了1年，二审审了5年，最后矛盾上交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并由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案下达了专项解释。法官们自认为处理得很公正、很慎重，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结果还是再审了。再审后双方当事人仍不服。案发16年了，打了11年官司，现在仍在无休止缠讼。
那么医事案件的“难”，究竟难在哪里呢?还是律师说得对，“我最不愿意接受的案件就是医疗官司，因为我不懂医”。原来难就难在“不懂”二字上。既然“不懂”，当然处理起来就备感棘手。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曾自行制定、颁布了《某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一些媒体对它的颁布欣喜若狂，立即予以报道，推波助澜，并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似地说：“患者的福音：原来‘老大难’问题，其实不难”，只要某市中院发布一个《处理意见》，问题就解决了。表面上看似乎该中院真是立了头功。但该中级法院不知想过没有：我国法律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才有司法解释权，中级法院既无立法权，又无解释权，怎么可以发布“对某项法律问题的处理意见”呢?对于这种严重的违法与违宪事件竟然还有个别专门从事民法研究的专家，以法学权威的身份出来表示支持和声援，说《意见》“表明了人民法院以这为案件的性质有了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南方周末》，1999年l2月17日第16版）。毫无疑问，能说和敢说这种话的人，自然也就表明了他自己一定是对这类案件已有或早有“正确的认识与把握”的。
但事情果真有这么简单吗?这位民法专家确实是国内很有造诣的法学专家，也是笔者所尊敬与崇拜的法学家之一，但他对医事法学(也称卫生法学)方面的一系列表态，却实在不敢恭维。他把医事法看得过于简单了，认为只要用一般民法学原理往所有的医事案件上一套，问题便解决了。说卫生法学很“简单”，正是对这一领域不了解的表现。一些法学专家们，之所以被人们称之为“专家”，是由于他在某一法学领域确有很深的造诣，确实作出过重大贡献，但是，如果他们一旦脱离自己的专长，去对自己并不熟悉的卫生法学领域里的问题随意表态的话，往往是要闹出笑话或闹出悲剧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长沙惨案中的被害人王万林教授与凶手彭世宽，就是“医患关系即民事法律关系应受消费者权益法调整”这一观念的牺牲品。因为民法及消费者权益法教给人们的基本概念就是：“我出了钱，你就得给我合格的产品，给次品都不行；我花了钱，你就得为我服务，而且必须服务好，否则便需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彭世宽杀人的理由便是，“我花了钱，你就得给我治好病，你没替我把病治好，又不肯赔偿，所以该杀!”其实，医事法学是一门很复杂的学科，绝不是只要将它纳入了民法的范围，便可用一般民法规则予以调整的，事情决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医学科学确实太复杂了、太高难了。众所周知，在一般国家普通理科的学制是4年制，而惟独只有医学要学5～7年，而且有资格报考医学院校的，多为国家第一流的学子。有的国家还规定，必须是理科本科毕业的才有资格报考医学本科专业；法学也一样，不少国家也规定只有本科毕业者，才可以报考法学，而医事法学却是集世界上两门最高难的学科——医学与法学与一身的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医事法学是法学领域中最为高深的一门分支学科。因此，如果从事医事法研究，不懂医是万万不行的。事实上医学科学方面的问题，有许多都是用一般法学理论所难以解释的。如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就很难用民事法律关系的“平等主体”、“自愿原则”与“等价有偿”去解释，医患关系确有许多类似于行政法关系的特征，但它又绝不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尤其是在医学科学方面的每一项重大发现与发明，都向传统法学与传统伦理学提出了挑战，成为当今世界法学与伦理学上的一个个难题。如安乐死问题、器官移植、试管婴儿、代理母亲、人工授精、基因工程、克隆人等问题，无一例外，这些问题均不是用普通民法规则或理论所能解释的。
其次，从“中国卫生法学会”的成立，也可以看出卫生法学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门学科。十年前，当卫生法学界的人士筹备成立“中国卫生法学会”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成立国家一级学会，当时他们只想成为中国法学会下属的一个二级学会，他们找到中国法学会这个“婆家”时，中国法学会说：“你们卫生这一摊子太复杂了，我们弄不懂，你们还是挂靠到中华医学会去或单独去搞吧。”于是又找到了第二个“婆家”中华医学会。然而中华医学会却说：“法学这东西，我们不懂，领导不了你们，你们还是单独去搞吧。”于是中国卫生法学会只好自起炉灶，成了既独立于中国法学会，又独立于中华医学会的一个国家一级学会。可见中国法学会与中华医学会的领导们确实是有自知之明的。同时也正证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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