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为人处事之道

曾国藩之我见

物理学院

2011级电信2班：胡文高

中学时代就听说过一些关于曾国藩的事，但那时候对他的印象不是很好，特别是因为当时我对太平天国运动是怀着崇高的敬意，而曾国藩的湘军竟敢挡太平天国的西征之路，结果惨败并且曾国藩气得也是几次几乎跳湖，我于是认为他是一个很做作很失败的人，再加上他坐拥湘军时却没有对抵抗侵略者做出一点贡献，纯一个投机取巧、明哲保身的奸猾小人。

大学时有一次在图书馆看到一本《曾国藩传》，便借来读了一读，而后觉得自己看人可能太片面化了，其实曾国藩算是一位有思想，敢于行动，深谙厚黑哲学——能屈能伸，能浮能潜，能进能退的为人处事上的大智者。下面我就主要通过一些曾国藩的事例和名言来简要分析和评价一下他。

曾国藩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所以在仕途上也是少年得志。 他对于读书的看法——“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财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我认为说的很好：大概这三点也是我们现代大多数人所缺少的，有志就是要有目标如此才有动力，有识就是要见识广博如此才能遇事不惊处事游刃有余，有恒就是要坚持如此才能获取最后的胜利。我想曾国藩也正是秉持了这三样，严格要求自己才会使他在学业和事业上有所成，此外他还用这些来作为家训要求自己的子孙，可见他对子辈的教育也是很重视的，俗话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曾的眼光确实长远，当然这里的教育不光指学习，还包括修身养性为人处事等。

少年、青年时期的曾国藩就是一儒生的形象，科举考试给了他进入官场的机会，此后他便凭借自己的才能逐步得到提升，可谓是仕途得意。大概也是在官场里他懂得了圆滑处世、藏锋不露，渐渐成为了一个深谙官场之道的老手。这点也很容易理解，不是说入仕后就没了自己的个性，而是官场处处暗藏杀机，还是小心为妙。当然也不是说曾国藩小心得什么都畏首畏脚，不敢说不敢干的那种，其实他在学术（文学、史学）上还是很有成就的，特别是在开展洋务运动中他起到了带头作用，这点下面会重点讲到。

曾国藩有近20年与太平军长期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所以对他的评价不能不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相关联。起初他操练湘军实力不是很强经验也不多，所以在与太平军决战时兵败靖港，投水自裁获救。现在想想，其实这也算不上虚假做作之举，历史上不是也有很多这样先揽下责任假之以死谢罪而后痛定思痛以此来重整士气再谋绝处逢生的例子吗？他的这些举动实则为他获取了手下的尊敬和信赖，提高了他在军队的声望及军队的凝聚力，为之后的东山再起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可以说是大智若愚啊！而对于其后期剿灭太平天国也算不上逆历史潮流，想想看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是农民起义反抗封建主义的战斗，但其指导思想或说精神动力却是更加腐朽落后的宗教神学，而且其一些政策很空泛（如绝对的平均主义），实践中根本无法施行，所以可以说太平天国运动注定将是失败的，而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只是在其中起了个推动作用。

曾国藩还是一个实践派的有眼光的人。他是洋务运动的首领，首先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思想付诸实践，率先造船制炮，兴办近代军工及科学技术，是应当肯定的；对其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以制民”，是应该否定的。对此，有人反驳说曾国藩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于制民”，是没有根据的。曾国藩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其自强御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而且曾国藩不仅看到了掌握“坚船利炮”技能的重要性，还认识到“制器之器”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文化和其他先进的文化的重要性，所以他们还派学子出国深造。由此可见曾国藩比魏源眼光更远，勇气更大，思想更开放。

对于在外交上，曾国藩一直被认为是妥协、投降派，这个我不太赞同。这特别体现在1870年对天津教案的处理上，曾国藩表示自己也感到很“内疚”。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处理——惩办为首者及向法国赔款，而不与外国进行决战，以快万众之心？我想这与当时中国的处境也是有很大关系的：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逐渐国力衰弱，而列强却经常多国联合，军事强大，如果打，必然失败，失败后损失更惨；要保和局，必然向侵略者妥协，作些让步，这就要遭到顽固派的打击，也不能泄天津人民的义愤。他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最后，理智战胜了情感，按照他对形势的清醒的分析，他选择了保持和局，向侵略者作出让步。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样选择是无可厚非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场新的战祸。曾国藩当时的责任是，在确保和局的前提下，看如何做到少损失，少屈辱。当然，曾国藩在处理教案中也有“办理过柔”的地方。但是应如实地评价他的历史功过，应是功大于过。因为，一场战祸的损失是远远大于因天津教案带来的损失和屈辱的。

曾国藩的智慧还体现在他能正确对待做官发财——“功成身退”。这从他剿灭太平军后实力、声势大增后对慈禧的回信中可见一斑，当他嗅出“危险信号”——朝廷对他的不信任后，他马上主动要求裁撤湘军来表明自己的忠心。虽然当时也有人建议他取清帝而代之，但考虑到湘军胜利后并非一心，而且北伐水路少对湘军不利，还有就是出师无名，种种考量后他认为胜算不大，所以最好是退而求全还能留下个好名声。当然这与他保守或者说是谨慎的性格及他骨子里儒家忠孝的思想也有一定关系。但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明智之举，想想晚清像他这样功高还被委以重任，得以安享晚年的其实没几个。

总之，在全面了解曾国藩这个人后，我对他的看法有了根本的改变。他博学有思想，著作丰富；敢于实践，首创洋务；治军有方，调配得宜；能忍辱负重，再谋出路；拥兵而不自重，善权变而又谦退；吏治清廉，教养兼施，鞠躬尽瘁，以身作则„„这些都足见他自我修养功夫之深厚，不愧为晚清的“中兴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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