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特教案5
2020-03-03 07:09:14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第五章
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基本理论问题的提出过程，社会主义本质论断的形成过程，掌握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内容及其特点，理解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所包含的丰富内容，领会江泽民提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教学重点和难点】
1、“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基本理论问题
2、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特点科学内涵及其重大意义。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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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一）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邓小平指出：“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本国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途径和形式，要受各国经济、政治、历史、文化背景，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无论是从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来看还是从世界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来看，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都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样的。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并且反复说明，他们不能预言未来社会将是或者应该是什么样子。在回答未来实施社会主义的步骤问题时，马克思指出：“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恩格斯指出：“想要使所有国家的运动都采取统一的形式是荒谬的。”也就是说，要根据各国国情和历史文化特点来确定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列宁更明确地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都不会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十月革命后，列宁在领导俄国人民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时俄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并实行“新经济政策”，采取了包括利用外国资本、技术和资产阶级专家在内的一系列书本上没有的新做法。他指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可见，无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还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都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样的。
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几十年的历史也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从来不存在一个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共同模式，任何照抄照搬的教条化做法，都不能获得成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列宁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期是比较成功的，但后来斯大林脱离了本国实际，使苏联的体制逐步陷入僵化。东欧一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对苏联模式盲目照搬，结果都没有成功。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也深刻地证实了这一点。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根据历史经验，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建设社会主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究竟应当走什么路?这是我们党从建国以后就开始探索的问题。建国初我们基本上是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苏联模式的弊端逐渐暴露了出来，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社会大变动的历史背景下，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慎重考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于是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历史新任务，被及时地提到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上。
1、《论十大关系》是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
1956年
4、5月间，毛泽东先后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本文以苏联经验为借鉴，围绕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阐述了国内的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全文以十大关系为标题，即：（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如何处理这十大关系也即十大矛盾，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毛泽东对此作了全面的深刻的论述，且许多思想和观点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该文是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重大发展的标志性作品之一。并提出了改革过于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初步构想，要求中央向地方分权和扩大企业自主权，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重要理论观点，对我国社会主义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后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所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
2、中共八大是初步探索的高峰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召开的，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候补代表107人，代表1073万党员。应邀列席大会的有50多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团，及我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毛泽东致开幕词。大会听取了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八大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指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大会坚持了一九五六年五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八大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会。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3、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探索的深化和拓展
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后来经过补充整理于同年6月公开发表。文章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首先阐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不过，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这些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其次，把繁纷复杂的社会矛盾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强调“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是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新贡献，对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毛泽东：“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 特别是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全体人民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其中心思想是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提出了发展工业必须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方针。同年8月，毛泽东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思想。1958年，他又提出要把对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的这些重要成果，尽管有的还是不够成熟的设想，有的并未付诸实施，有的在实践中没有坚持下去，但都为后来的探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曲折发展
（一）1957年下半年以后出现“左”的错误 1957年4月到1958年夏的整风运动中，党的领导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的过于严重，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使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1956至1957年，是中国由酝酿、准备到正式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两年。在这社会转变的历史关头，国际国内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新的复杂的情况,执政的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多事之秋‛。
1、国际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发了西方的反苏反共的浪潮和波匈事件。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肃反扩大化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强烈的震动，也给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作用有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完全照搬苏联不行，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没有经过党内充分酝酿，草率提出，纰漏百出；暴露和纠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此重大而长期的问题，事先不与各国共产党通气，难免引起巨大震荡和思想混乱。西方搞到‚秘密报告‛如获至宝，掀起了一阵反苏反共的浪潮。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陷入困境，内部发生了混乱和危机，很多人脱离了党。东欧各国都受到了波动，特别是波兰和匈牙利，本来局势就已经不稳，‚秘密报告‛又火上浇油，结果出现了政局动荡。
‚波兰事件‛是指波兰波兹南市于1956年6月发生的工人罢工和游行示威，军警镇压，造成流血事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波兰领导人被迫照搬苏联全盘集体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模式，导致物质匮乏，人民生活生产困难，激起民愤；二是长期以来苏联大国主义和苏东‚父子党‛的格局，使波兰国内形成了强烈的反苏民族情绪。两股力量汇合，在苏共20大揭批斯大林的影响下，不满的浪潮迅速蔓延，终于爆发了‚波兰事件‛。波兰党采取措施，改组了领导机构，控制了局势。‚匈牙利事件‛是指1956年10月下旬在布达佩斯等地发生的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事件发生后，匈牙利的党既没有力量，又不能正确地对待群众，当时党的第一书记格罗大骂群众是‚法西斯‛，把群众当成敌人，再加上国内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的煽动和利用，一部分人民群众受了欺骗，于是群众的游行示威就演变成对付政府的骚乱，还同政府军发生了激烈的枪战。
波匈事件使中国领导人警惕起来。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认为东欧一些国家反革命杀得太少了，他在11月份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杀了70多万人，东欧就是没有大张旗鼓地杀人。革命嘛！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2、国内的人民内部矛盾逐步突出，多次出现群众闹事现象。从1956年下半年起，伴随着国际局势的动荡不定，加上国内社会改造的急促和变化的深刻，还有经济建设中未能完全克服冒进，我国经济和政治生活出现某些紧张气氛，有了一些不安定的苗头。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的半年时间里，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总工会党组向中央报告说，在这些事件中，有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带头参加，有工会基层主席参加，也有私方人员从中挑拨，在某些事件中还有反革命分子从中煽动。这些罢工请愿事件，往往都是从一些经济方面的因素挑起，一般都是由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作风引起的。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学生闹事，据团中央办公厅统计，仅1956年下半年就发生大、中学生罢课、请愿事件30多起，参加学生达一万多人。另外，农村不少地区出现闹退社风潮。如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的有10多万户，已经垮掉的农业社有102个，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等事件1100多起。陈伯达给中央的调查报告写道：一些农村干部严重脱离群众，滥用权力，违反党的政策，生活、思想蜕化，引起群众的反感。河北省委也向中央反映：农村干部强迫命令成风，致使干群矛盾尖锐。
这些闹事现象，都是以前不可想象的。罢工、罢课过去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对付反动统治者的斗争形式，现在却被人用来对付执政的共产党自己了！许多共产党的干部对党执政后出现的群众闹事现象，在思想理论上没有准备，在实践上手足无措，陷于被动地位；或者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把群众闹事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有的党员干部甚至认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没好人‛，‚凡是与政府闹事的就是敌我矛盾‛，企图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进行压制。
3、经济发展和新的工业革命对党的各级干部的素质和苏联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的经济建设经过几年的恢复和发展，初步形成了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工业基本建设规模扩大，工业技术水平提高，经济发展走上了快车道，这些对各级干部的科学文化知识、经济建设知识和科学管理知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也提出了挑战。在同一时期，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的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又发生了新科技革命，以核能、半导体、合成化学、航空航天的发展和利用为主要标志，形成了核电站的建设，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的生产，喷气客机的大量生产，卫星的发射和应用，等等。这些新科技产品和新产业部门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重大变革，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及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还有很大差距，这些对中国的领导人和知识界都有较大的压力。
建国初期，党的干部大多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理论修养也不够深，对于现代化建设很不熟悉，对于科学管理、经济建设都比较陌生，可以说和国家经济建设、新的工业革命的要求有很大的矛盾。
1957年4月底至5月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起整顿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三大坏作风的运动——整风运动，号召和邀请党外人士自愿参加。党外人士响应号召，积极帮助党整风，向党提出了不少意见、批评和建议。
在当时的各种座谈会上，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党内外各阶层人士发表了种种意见，如对党与政府关系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提出了意见看法，对党内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不喜欢‚五湖四海‛，只相信共产党员，而不信任党外群众的行为，提出了批评，也有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方面的批评和建议，还有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面的批评和建议。这一时期的鸣放言论，大部分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许多意见切中时弊。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运动，开始不久便出现了复杂的情况。
这时，北京大学出现‚大字报‛、‚辩论会‛等所谓‚大民主‛的形式。一时间，‚大字报‛成了最时髦的事物，铺天盖地，糊满了各个高校。‚大字报‛加上青年人激荡的旺盛热情和易流于偏激、极端的思维方式，都增加了鸣放的冲击力和不确定性，很多地方的鸣放活动走向混乱。在座谈会上和社会上，确有极少数人借国际国内的不稳定局势，乘机散布了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例如，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与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他们公然反对共产党执政，鼓吹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轮流执政‛（又叫‚轮流坐庄‛），他们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还有人公开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些极右言论在社会上流传，在人们当中造成思想混乱。这种情况，是共产党在决定开始整风时所没有预料到的。结果这些言论大多被认定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凡是发表和赞同过这些言论的人也都被定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反革命派、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统称右派分子。 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亲自部署《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这场运动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是以思想领域内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以知识分子为批斗对象，以大鸣大放、‚引蛇出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棍子打死与戴帽子为策略和手段，以防止或避免中国出现类似‚匈牙利事件‛为目标，以期达到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领域内夺回或收回给党外人士部分领导权为目的的一场思想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到1958年6月基本结束。
全国共划了右派分子五十多万，划了反社会主义分子三十多万，揪出反党右派集团、地方民族主义集团等二十多个。经过处理后，大多数右派分子受到开除公职、党籍、军籍、团籍、学籍以及降职、降薪等处分，并在劳改、劳教、监督劳动中受尽各种苦难和折磨达二十二年。
1981年，中央就错划右派问题进行了改正，全国共改正平反了五十四万余人的右派问题，占原划右派总数55万人的98％以上。给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了公职，重新安排了工作或安臵了生活。另外，对被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余人以及受到株连的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注意：反右派斗争没有错，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错误在于扩大化。
（二）“大跃进”的错误及其纠正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1959年的反右倾，是“左”倾错误的大发展，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中国的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了严重困难，即通常所称的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全面失调。
1、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主要由于毛泽东和中央、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八大二次会议提出总路线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大跃进的危害：
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破坏了自然资源，给国家带来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 ①经济建设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
②要立足本国国情，保持经济稳定持续增长； ③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2、对错误的纠正
（1）1959年庐山会议前后的纠“左”努力 庐山会议
１９５９年召开的庐山会议包括两次重要会议：７月２日至８月１日党中央在江西省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８月２日至１６日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 １９５９年７月２日—８月１日，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提出１９个问题要求大家进行讨论。会议从７月３日至１０日，按六个大区进行小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与会同志摆情况、谈意见、边开会、边学习，自由交谈，各抒己见，轻松愉快，生动活泼，没有一点紧张气氛，大家称之为‚神仙会‛。会上对如何估计国内形势问题产生了两种意见分歧，一部分同志认为农村食堂、供给制、‚共产风‛等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应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1958年的经验教训；另一部分同志对于批评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很不满，认为是泼冷水，是右倾。７月１０日，毛泽东在组长会议上讲话，强调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是不会错的，并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毛泽东讲话以后，会议继续分组讨论《庐山会议议定记录》，并准备在７月１５日结束。
７月１４日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被称为万言书），信中首先肯定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成绩是正确的；接着指出大跃进的问题所在，‚１９５８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１９５９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
７月１６日，毛泽东突然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随后，会议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在小组会上，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发言认为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表示同意彭德怀信中的意见；７月２３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从此，会议转为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进行揭发批判。
１９５９年８月２日—１６日，在庐山召开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７５人，候补中央委员７４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１４人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一是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批判；二是讨论调整１９５９年经济计划指标；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作了多次讲话。
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４人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但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以观后效。
其实，早在１９５９年７月１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召开前夕，曾写了一首《登庐山》的诗，从诗中隐约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对国、内外复杂形势的心境：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扶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有学者认为，彭德怀当时写信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资历比自己浅、而权力却比自己大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之前就对彭德怀有怨气，毛泽东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因为毛泽东在朝鲜战争时期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儿子毛岸英，造成毛岸英意外死亡。
庐山会议原本是为了‚纠左‛，但会后却在全国展开了‚反右倾运动‛（反对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上万名党员受到了批判与非人道待遇；其中大部分的党员在1962年被平反，恢复了工作；但毛泽东设下了底线：‚谁都能平反，唯独彭德怀不能平反。‛彭德怀于是在当年愤然上书八万言，要求平反，贺龙受命成立彭德怀专案组进行审查，但无结果。
1965年秋，毛泽东在中南海最后一次接见彭德怀，对其承认‚真理也许在你那边‛、‚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让其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彭德怀不计得失，来到四川成都赴任，兢兢业业参与三线建设工作；‚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彭德怀再次惨遭批判、关押，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离世；四年之后，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彭德怀获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2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他与陶铸同志的追悼大会。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比较集中地谈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提出了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反对平均主义，重视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2）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制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党和政府认真地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为调整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有它自身的规律，必须不断在实践中积累经验，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才能实现认识上的飞跃；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艰难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提出了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应当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对工农业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若干有益的尝试；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提出社会主义国家防止“和平演变”的重大问题和措施，等等。
（3）1962年“七千人大会”和以后调整经济的努力。 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要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他认为，农村生产和分配的单位不能太大，如果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就会破坏生产力；主张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同产量联系起来的责任制。周恩来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主张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的观点。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他还强调党执政后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保护生产、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邓子恢等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
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出现好转的趋势，到1965年，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时期结束，社会主义建设又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党在这十年中虽然发生过严重失误，遭受过严重挫折，但也取得了很大成绩，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这是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工作的主导方面。
上述两个不同的趋向，说明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产生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及其实践提供了正面经验，错误的趋向产生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及其实践提供了反面教训。这两个趋向在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在一起的。但正确的趋向和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是主流，在这一期间，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
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1965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七十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七年的四点九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
（三）“*”的错误及当时的有益探索
1965年初毛泽东错误地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在对待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也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偏差。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十年*时期。在政治上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指导思想上犯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个人专断和过火斗争的错误；在经济上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从而使党和国家，使各族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仍然提出了一些比较正确的思想观点。他提出了党际关系不应影响国家关系；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构想；提出了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等等。
总之，八大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经验教训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前提和条件，为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基础。
第二节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需要回答的基本理论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核心是要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正确把握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核心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有效地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那么，为什么说建设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呢？
第一、这是任何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都必须首先作出回答的问题。 搞清楚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怎样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关系到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亟待填补的课题。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使用过这个概念，但他们曾对社会主义本质做过深刻地分析和明确的阐述，他们从目的性与规律性去研究社会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目的是实现人类解放，使每个人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
（1）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特征
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物质前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社会主义社会有计划的组织生产；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将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
（2）列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作出的论断 社会主义社会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3）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个人消费品原则；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4）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探索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最根本的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探索中的失误。
在理论上，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马恩列斯毛都没有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过系统的论证和科学的概括。
第三，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经验教训。 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最根本的经验教训。邓小平痛心疾首地指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即有些清楚，有些不清楚，甚至存在着某些片面的、歪曲的理解。从1957年到1978年的20年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也出现了诸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和挫折，走了不少弯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出来。搞清楚这一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巨大的辉煌，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够与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相抗衡的社会主义大国，但是到了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却解体了，社会主义制度蜕变了。一直追随苏联模式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先后蜕变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其中有些国家向往社会主义，想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建立平等公正的新社会。但是实践的结果，这些国家不仅没有实现理想的目标，反而造成经济的极大困难，以致越搞越穷。
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要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第四，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分歧和困惑，主要是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的。
就经济模式而言，中国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每一步都伴随意识形态争论和多种磨难。仅就经济模式而言，除了1980年代“双轨制”引起的“官倒”外，1990年代末以后因市场化改革而引发的“三座大山”（即医疗、教育、住房），更是“改革向何处去”争论的导火线。30年来的争论，除了1979年和1992年的方向争论外，2004年以后的第三次大争论（改革开放25年来，像这样的争论已经有过很多次。举其大者，1981—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一次，1989—1992年的十四大一次，这已经是第三次。在许多观察家看来,争论关键性的认知差异在于,一方认为问题是由于市场化改革所致。因此必须全面后转；而另一方认为，这是改革不彻底、不配套所致，因此必须加速推进改革，方向不能动摇。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参加“两会”上海代表团讨论时明确表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定和信心。”字字铿锵有力，各媒体纷纷转载。这被看做是对第三次大争论的总结），将矛头直指改革开放，凸现了改革走到十字路口的困惑和艰难。
在改革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大争论？江泽民同志一再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不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迈不开步子。
第五，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初步系统地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
1985年开始，世界上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各种评论，出现了中国的改革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的争论。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在反复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时，又使用了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概念来论述什么是社会主义。他在回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提问时指出：“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原则，第—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 1986年12月，他又明确地说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 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断，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长期思索的理论概括和思想总结。
（二）为什么未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邓小平多次讲到，我们过去对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还在摸索之中”。
第一，在一个长时期内，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念中存在着严重的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教条化的倾向，没有搞清楚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正如邓小平所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
第二，我们曾经把苏联模式神圣化，照抄照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及其相应的社会主义观念。
其实，“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列宁曾经搞了一段时间的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斯大林放弃了新经济政策，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即苏联模式。建国后，我们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基本上照搬了苏联模式搞建设。其后，虽然探索过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由于“左”的错误的发展，这种探索很快就中断了。苏联模式不仅没有被突破，反而得到加强。这表明，如何认识和突破苏联模式，如何建设切合当代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我们长期以来并没有搞清楚。 第三，由于我们长期把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从而把这一模式的种种具体作法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附加在社会主义之上，从而导致对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清楚。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反复提出、不断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 “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后，邓小平更加鲜明地、突出地提出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他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他还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可见，邓小平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一条最根本的经验教训。
邓小平反复提出一定要把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搞清楚，一方面，是为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又是为了适应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推向前进，即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使之能够回答和解决新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
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一）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提出
1、1980年，邓小平在论述怎样才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问题时，第一次提出 “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
鉴于我们过去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人民生活提高不多、生产力发展不够理想、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拉大的实际情况，他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他认为，讲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人是否增加。他把发展生产和增加人民收人称之为压倒一切的标准，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内容。同时，邓小平对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2、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的几次重要谈话，构建出社会主义本质论断的雏形。 在1980年5月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讲会主义，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 他认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1985年，他深刻阐明了改革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指出，改革的性质，“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后来，他又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1986年9月，邓小平在回答美国记者关于“致富光荣的口号同社会主义的关系”时说：“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这段话成为社会主义本质论断的雏形。1990年12月，邓小平又一次强调共同富裕的问题，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3、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断。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总结其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实践进行深刻思考和全面探索的结果，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了完整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正是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前提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保留了以往对社会主义认识中的合理部分，澄清了原来对社会主义认识中的不科学成分，强调了过去被忽略了的社会主义内容，创造性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用新的思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科学内涵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继承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之一，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基本特征”的阶段推进到了本质认识的新阶段、新水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1、从整体来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体现了目的与手段、过程与结果的辩证统一。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的入手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落脚点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后者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前者则是实现根本目的的手段，两者互为规定构成有机联系的整体，鲜明地体现了目的与手段的辩证统一，如果从中任意抽取某一点，片面地加以强调，就不可能全面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的涵义，而且还会使游离出来的个别方面变成与其在原“整体”中含义不同甚至相背离的东西。
第一，突出了生产力首要的基础地位，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打破了离开生产力空谈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偏向。
过去我们脱离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犯了种种空想的错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则突出了生产力基础地位，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是人类一切社会存在的前提和发展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发展社会生产，“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列宁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但是这一条，长期以来，经常被人们排斥在社会主义本质之外，一讲社会主义，只讲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则重视不够，甚至被错误地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针对以往脱离发展生产力来讲“巩固”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地位。他深刻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不但应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而且应当继承先前社会的生产力成就，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从而建立起真正够格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这就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桥梁和纽带——生产力。 解放生产力，是指在生产力发展受到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阻碍时，以革命或改革的形式，消除这些束缚，使生产力获得解放，以其自身规律向前运动发展。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根据多年的实践深刻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这一基本矛盾尽管在总体上是适应的，但还存在着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并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必须进行改革。因此，“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是辩证的统一，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解放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发展生产力有赖于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力。
为什么在过去，我们忽视了解放生产力这个问题
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历来都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有着极其丰富的生产力理论。不过由于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论证社会主义时，是把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又预计革命将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发生，革命后并不存在一个为自己奠定物质基础的现代化建设时期，所以他们在讲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时，一般也就没有在社会衡量标准和本质属性的意义上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只是指出生产力在社会形态发展的最终意义上的决定作用。
然而历史的发展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不是在发达国家，而是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了胜利。这就使得20世纪以来地球上出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的态势：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先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却仍然保存着资本主义制度，处于幼年时期的社会主义同高度成熟阶段的资本主义并存竞争。
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胜利的情况下，单是生产关系就不足以完全准确地表述社会主义的特征了。如果撇开了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仅仅用生产关系去规定社会主义，就不仅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要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而且还会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历史上出现过的那种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去片面追求更大更高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终导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错误倾向留下空隙。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新的科技革命使生产力又获得了快速发展，而社会主义各国在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之后，却由于受僵化体制和传统观念的束缚等原因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在我国则发展到片面强调生产关系，把社会主义仅仅归结为公平，把社会主义设想成一种平均主义的乐园，实际上是共同贫困的错误倾向，以至使我国国民经济陷于停滞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赢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对于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显得刻不容缓、极为重要了。这也正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被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要义的根本缘由。
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本质之中，破除了脱离生产力来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奠定了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基石，既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实际，又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第二，突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指出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阐明了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与一定的目的相结合才能体现出其制度特征。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新贡献就在于：他是针对以前不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旧模式而发的，因此特别强调了要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最根本任务；同时他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紧紧联系起来，这就突出了社会主义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的本质特征。
社会主义本质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阐明了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途径。从生产力来讲，要解决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问题。从生产关系来说，还有一个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使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所享有的问题。
有同学可能要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在一些三资企业中，难道没有剥削吗？有的下岗职工刚解决温饱，而有的人却腰缠万贯，这又难道不是两极分化吗？”对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来看待呢？
首先，消灭剥削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消灭剥削制度，二是消灭剥削现象。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在整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剥削制度，但不等于可以立即消灭社会还存在的种种剥削现象。彻底消灭剥削，要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物质前提，这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其次，我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把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要求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完全做到。剥削现象与贫富不均、差距拉大现象恐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级阶段都将长期存在，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逐渐消灭以至完全消除。这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因此，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第三，突出了“共同富裕”的最终目的，把人民的生活幸福上升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实现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要始终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正是由于同共产主义相联系，为实现人类大同的美好前程，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才使其本质充分体现出来。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多次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与资本主义相比较，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应当更高，在社会富裕程度上也应当更高。而且这种富裕，不只是物质财富的富裕，它是以物质财富为基础、包括人类科学文化等精神财富的全面的富裕。社会主义必须为创造这样的富裕、共享这样的富裕而奋斗。
如果孤立地看，“贫穷”和“富裕”也不能简单地作为区分社会性质的根本标志。因为，一方面,贫与富是社会历史范畴，其内涵随时代的变迁而发展，因此是动态的、相对的。另一方面，从横向比较来看，当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均收入、生活水平比社会主义国家高得多。固然，一个贫穷的社会决不是也不可能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把贫穷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是对社会主义的讽刺，社会主义必须是富裕的。但是，一个富裕的社会却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还要看社会财富在公民之间的分配是否合理，还要看社会公正的实现程度，还要看是否有利于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全面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富裕，但国民收入的分配极不公正，社会贫富悬殊惊人。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同时又是贫富最为悬殊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在一个方面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是社会主义区别于以往所有剥削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另一方面，又把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社会主义根本目的的实现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必须通过现实的物质手段即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实现。从而否定了穷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否定了离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企图依靠生产关系公有化的程度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这就揭示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具有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显著特征，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清楚，更具体了。
2、邓小平对 “解放”、“发展”、“消灭”、“消除”和“达到”几个动词的运用，展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态过程，沟通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与未来，体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过程与实现社会主义最终结果的辩证统一。
在这一长过程中，为了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内又要允许富裕程度的差别和富裕先后的差别存在。也就是说，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既不是平均富裕，也不是同步富裕，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是，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也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带动后富。这完全是以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结构和生产力水平为根据的，并且也是为了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换言之，只有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才能逐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可见，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从对社会主义历史的、动态的考察的角度来揭示其发展进程和结果的，鲜明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辩证法。
综上所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是从实际出发对现实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成果，字里行间都闪烁着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光辉。它从根本上反对和纠正了以往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种种曲解、误解和不正确的观点，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
了解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基本含义之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社会主义本质与特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三）社会主义本质与特征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本质，是社会主义根本属性最高层次的理论概括，是社会主义范畴最核心层次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在本质外的一个层次。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着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外在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是统一的，二者都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核心，比特征更集中、更抽象、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不能改变的；而社会主义的特征在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这种不同表现主要体现在程度的差别和量的差异上；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为社会主义的共性，只能寓于各国具体的社会主义模式之中，通过各有特色的模式表现出来。而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只能是社会主义本质的特殊表现。所以，模式的选择并不是唯一的，对模式的选择，一定要根据本国具体的国情、社情加以选择甚至创造。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在苏联的帮助和影响下建立的，自然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影响较大，甚至有些是直接照搬的。正是由于没能正确区分本质、特征及模式之间的层次关系，才导致了在实践中犯的一些错误，甚至葬送了社会主义。因而，我们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苏联模式或者说斯大林模式中的计划经济等方面的改革与突破，是实事求是，根据具体国情及社会发展阶段的选择，是一种新的模式的选择，并不是对社会主义的改变与否定。只有把三者统一起来看问题，才能全面认识社会主义。
认识社会主义如果只是停留在社会主义特征或基本特征的层次上，归纳出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具备或必须具备的一些最一般的属性，优点是可以清楚地把社会主义社会同其他的社会形态区分开来，不足的地方是这种认识主要在于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不是社会主义，而没有进一步回答为什么要建立具有这样特征的社会，它所追求的根本目标是什么。而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理解如果没有同建立社会主义的目的和要达到的目标有机地联系起来，不能认为已经完全搞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四）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最新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作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重大判断。这个重大判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它使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五）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重要意义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之一，对于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科学水平。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提出，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主要强调关于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特征，进一步深人到实现共同富裕这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上。
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括的重要特点是：既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问题，又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
一、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的统
一、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的统
一、社会主义发展过程和最终目的的统一。突出地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纠正了过去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错误倾向，反映了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尤其是初级阶段特别需要注重生产力发展的迫切要求，明确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还要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突出地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以及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指出了我们发展生产力与剥削阶级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根本不同。邓小平明确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本质。”又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他说，“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他还特别提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他把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和增加人民收入称为压倒一切的标准。发展生产和增加人民收入，最终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邓小平说：“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从社会主义的目的和目标方面来理解社会主义。这就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第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对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针对性，一方面是过去只着重于关注巩固和扩大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把它当作目的本身，而忽视了更为基本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目标；另一方面是防止改革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少部分人富而大部分人穷的两极分化和其他消极现象。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时代的要求，既坚持了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基本原则，又廓清了不合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模糊观念，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模式而忽略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倾向，排除了一系列错误观点，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提出，为我们寻找一种能够从更深层次把握社会主义本质，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改革开放中探索出一条发展更快、人民享受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最大、能够充分体现出对资本主义优越性的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开辟了广阔前景，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方向、任务和道路更加明确。
邓小平高屋建瓴地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搞清楚。”根据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维护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根据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实际要求，来完善和发展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我们必须抛弃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从根本上解除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问题上的思想枷锁。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中，我们还可以更深刻地把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做法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屈服于外国的压力、丧失国格不是社会主义，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也不是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是善于吸收并力求超越人类社会的一切先进成就的社会主义，是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的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是与爱国主义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是主张维护世界和平的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由共产党领导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
总之，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所作的理论概括，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既是坚持和继承，又是发展和创新，为我们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在实践中创造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奠定了科学的思想基础。
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呢？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为什么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一）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合力作用的结果，而在这种合力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最积极的因素。物质生产力直接决定生产关系并进而决定一切社会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和最根本的推动力。生产力是否发展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准。
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它把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牢牢地建立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基础上，而不是求助于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天赋人权之类抽象的理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也反复强调，必须尽快把工作的重点从革命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 “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指出“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超过美国，是毛泽东对发展生产力提出的一个具体化的指标。可见，马克思主义者向来重视生产力的发展。
（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面临的任务很多，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根本任务，这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巩固和发展，都取决于它能否创造比过去社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否具有比过去社会更高水平的物质基础。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最终战胜封建制度并巩固下来，归根到底靠的是这一条；社会主义制度要战胜资本主义制度并巩固下来，同样也要靠这一条。也说是说，社会主义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文化制度，要巩固和发展，都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我们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进入并建设社会主义的，更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的首要任务。
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最终结果。只有不断地发展生产力才能实现这个必然要求和最终结果，才能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
（三）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较量中，能否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自己，关键是能否体现其优越性。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具有的优越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能使社会生产以资本主义所没有的速度持续发展，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的更快更好；二是它能够兼顾效率和公平，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越性，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1978年邓小平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逐步得到满足”。1980年，他进一步指出：“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速度和效果方面”。“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要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充分说明，发展生产力既是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又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直接体现。因此，社会主义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通过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来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只有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才能使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逐步相信社会主义，使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进一步坚信社会主义。
（四）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 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共产主义，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只有通过社会生产力高度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才能为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奠定物质基础。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共产主义是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之前，必须经过一个为共产主义准备物质基础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社会主义阶段，它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二、现阶段发展生产力的紧迫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无论从基本国情、现实的生产力发展状况，还是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及国际形势的特点来看，大力发展生产力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邓小平把它凝聚为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 江泽民指出，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一）发展才是硬道理
1、“发展才是硬道理”论断的提出
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继承马克思主义注重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遗憾的是，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没有将这一思想很好地贯彻实施，从而延缓了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明确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来抓。1992年他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高度强调了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2、为什么 “发展才是硬道理”
第一，发展才是硬道理，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
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后，它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社会的进步来。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较量中，当着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比较充分地体现出来时，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和发展；当着生产力的发展长时期处于缓慢状态时，社会主义制度就谈不上巩固和发展，甚至会被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作为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它需要不断解决其自身的矛盾，实现其本质，巩固其制度，充分展示其优越性。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集中精力、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生产力。
第二，发展才是硬道理，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条件。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最重要的在于这些国家没有解决好发展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但是，我国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却不尽如人意，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没有切实地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通过改革不断解决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中某些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环节和方面，为迅速发展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邓小平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滞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社会主义决不能长期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和贫穷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这是对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
第三，发展是硬道理，是适应时代主题变化的需要。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维护和平和稳定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是有利的。
不仅维护世界和平需要中国的发展，而且解决全球发展问题，也需要中国的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广阔的市场和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社会政治稳定。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的发展，既关系中国自身，也关系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经济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不仅将造福13亿中国人民，也将为世界各国带来巨大的商机和市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人发展的条件下，中国的发展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的推动力量。
3、发展是硬道理的内涵
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在不同的场合，他多次阐述了这句话的含义，包含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邓小平讲“机会难得”，“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他在1988年指出，现在国际形势看来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他指出，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提出，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1990年3月，邓小平讲到国际形势时说，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1982年，他讲到，“长远规划的关键，是前十年为后十年作准备„„准备有个抢时间的问题，不能不认真对待。”“纵观全局，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这十年建设，不要耽搁。” 实践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自身条件，另一方面，取决于能否及时抓住并利用好机遇。能不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发展的机遇不是很多。错失机遇，发展就会受到阻滞；抓住机遇，就能赢得发展空间。
第二，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邓小平在1991年8月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就指出：“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现在工业发展还是两位数嘛，农业情况也不坏嘛。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讲话时更进一步指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所谓“上台阶”，即经济每隔几年要有一个飞跃性的发展，经济总量要有较大的增长。邓小平说：经济发展不是那种“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平平稳稳地”低速度的发展，而是指飞跃式的、跳跃式的发展，是一个台阶向另一个台阶的跳跃发展，是一种以高速度或加速度形式出现的发展。他甚至说：“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因此，他认为在当今世界发展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只与自己过去比较，而应与周边其他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比较。他认为，有所前进即低速前进并不是真正的发展，只有与高速发展的其他国家比较，才是一种真正的发展。
第三，发展是速度和效益的统一。
邓小平经济发展台阶论与1958年的“大跃进”及后面的“洋跃进”是完全不同的。“大跃进”和“洋跃进”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具大损失，是一种倒退的、破坏性的、伤害整个经济发展机体和机制的、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发展，只具有“发展”的虚假形式。而经济发展台阶论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的发展，是讲求质量和效益的发展。
邓小平在提出经济发展要抓住时机，争取有一个较快的速度，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同时，反复强调要讲效益，讲质量，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1983年1月，邓小平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经济发展计划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强调的是加速发展，但他同时也指出，加速发展、上台阶要“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邓小平所说的加速发展、高速度，决不是只要产值、产量而不顾效益的高速度，而是没有水分的速度，是产品质量好、适销对路、投入少产出多的速度，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比较好的速度。用邓小平的话就是“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
在现阶段，发展生产力更是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就像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的：“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
洋跃进 中国人受不得穷，发家致富是世世代代中国人最根本最真实的思想。*偏离了经济建设的方向，因此不得人心。*后政府和民眾都想搞经济建设，加快发展速度。当时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强烈剌激著中共，国民党是手下败将，他们能领导台湾实现经济现代化，我们为甚麼不能？当时全北京全中国都是这个心态。另一方面，七十年代头几年石油產量连年增加，日本愿意提供大笔低息贷款，条件是拿石油和煤换设备。很多人被这股洋风吹得头脑有点不清醒，以为地底下的资源挖不完，外国的钱得来容易。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这句描写刘少奇时代大跃进空想的话，到了七
七、七八年，变成了，「人有多大胆，就借多少款」。
七八年
二、三月间，华国锋主持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十年规划纲要》，提出从七八年到八五年，要新建和续建一百二十个大项目，包括十大钢铁基地、十大油田、三十个大电站等。按照规划，从七八年到八五年，八年的全国基建投资竟相当於过去二十八年的总和。
七八年中国同外国签订了二十二个大项目，初步估计，建成这些项目，大约需要六百亿人民币，其中最大的项目宝钢要二百亿，是中共建国以来最大的投资项目。
除了这些项目，规划还提出一九八零年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实际情况是，一九七七年的农业机械作业率还不到百分之十。也就是说这个规划要在三年之内，使机械作业率达到百分之七十，可见其空想的程度。
规划的另一个目标是石油產量达到二亿五千万吨，而七八年石油產量只有一亿多吨，其中一半是靠大庆，它的年產量在五千万吨。石油增產要靠油田，但当时的地质勘探并没有发现第二个大庆油田。规划中钢的指标是从七八年的三千一百万吨上到八五年的六千万吨。
洋跃进的疯狂程度一点不比刘少奇大跃进时代的一大二公逊色。
七八年底，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洋跃进的风还在猛刮，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因此陈云制止洋跃进的意见并没有引起重视。在陈云发言的十天后，宝钢总协议书正式签字，二万多来自全国的工人在上海宝山县荒僻的海滩上热火朝天地开工了。
谁是洋跃进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因为最大的宝钢项目就是他决定的。七七年十一月份，邓小平兴访华的日本经济界巨擘新日本制铁公司的董事长稻山嘉宽商谈时初步谈了这项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投资项目。七八年十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时，参观了现代化的君津钢铁厂，最后签了合同。
邓小平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一九七八年五月邓小平同胡乔木谈话时说：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它们自身的利益出发，他们有很多困难，资金没有出路，可是他们借钱给我们，我们又不干，非常蠢。现在东方有四个小老虎：一个是南朝鲜，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新加坡。他们的经济发展很快，对外贸易增长很快。它们都能把经济发展得那麼快，我们难道就不能吗？这样天天讲四个现代化，讲来讲去都会是空的。」
怎麼才能经济快速发展？邓小平当时只知道以钢为纲，於是才有了宝钢。我们不能说邓小平在这上面有任何私心，邓小平这样做也是为了国家富强，我们应该理解他的这种心情。他也是因为不懂经济生產和科学技术才瞎指挥。回过头来，毛泽东何曾不是在同样的情况和心态下发动五八年的大跃进？根本的问题在於中共偶然赢了一场战争就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硬要领导一切。
正是在邓小平拍板宝钢的带动下，华国锋的十年规划纲要於七八年二月份出笼。其他人都是受了邓小平宝钢决定的影响而盲目跟进，推波助澜。紧跟的人有余秋里、康世恩，还有李先念、华国锋和叶剑英。要说罪过，华国锋和叶剑英最小。虽然华国锋是总管一切的主席，但他和叶剑英一样，不管经济也不懂经济，以官场的道理，他们只是不能扫大家的兴，也不能不给邓小平面子。
除了陈云敢捋邓小平的虎须，别无二人，因此才有陈云在七八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第三次讲话。才过了几个月，对「洋跃进」的批评就应验了。
应验是因为出现了两个紧急情况，一是中国的石油產量不见增加，反而可能下降，靠石油换设备的合同今后可能兑现不了，而合同又写明不能单方面改变。二是随著工程上马，当初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全出来了，比如厂址地质鬆软问题，电力水力不足问题，设备太先进致使不能用品质差的国產铁矿石，必须从澳大利亚进口等等。重新规划又要大幅追加投资，原先的二百亿预算完全不够，三百亿也可能打不住。
在中国政府开始著急的时候，宝钢的设备还是整船整船地从日本驶来上海港口，日本人甚至加快了发货速度，他们也怕中国中止合同。如果中国政府是一个公司的话，已经面临破產的危险。
国家的信誉受到了重大考验，国民经济受到了严重威胁。骑虎难下正是宝钢当时的写照。花了百多亿若不搞下去，白白浪费掉，继续搞下去，再花百多亿，能否填满，也令人担心，而且全国经济都会受到拖累，其它项目都没有钱了。久经考验的邓小平也著急了，决定立即请陈云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领导全国经济工作。
这不是邓小平心血来潮的临时决定，而是邓小平对七七年邓、陈之间一个默契或一项口头协议的落实。如果没有这个宝钢危机，邓小平可能还要拖一拖。这个邓、陈之外只有李先念和姚依林等少数几个人知道的默契或口头协议被党内高层称之为「邓、陈密约」。其内容很简单，就是邓小平管党务和经济以外的全面工作，陈云主管经济。
这个协议的意义十分重要，它是陈云同意与邓小平联盟，合力推倒华国锋，及其华背后的叶剑英的基础。因为有了这个协议，才会有彭真为首的原刘少奇势力和以邓颖超为代表的原周恩来势力的相继加盟；才会有各帮派一起发力，不顾叶剑英老脸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会有会前会后发生的许多事。
七九年三月十四日，国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全国经济工作的最高决策机关。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姚依林任秘书长，其他十个成员，除了王震，都是以前管经济的主要负责人。他们的确都很有经验，但遗憾的是这些经验几乎都是指令性经济失败的经验。这是陈云藉以建立他的经济王国的队伍。
同日，陈云和李先念联名写了一封句斟字酌的信，提出了他们对财经工作的意见。这封名义上写给中共中央的信直接交给了邓小平。
这封信有六条简明扼要的意见，都是说给邓小平听的。其中第一条：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覆和出现大的「马鞍形」。第三条：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冲的，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第五条：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第六条，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这些话都是经济学浅显的常识，任何一个搞经济的人都应该懂。其中没有一句讨好邓小平的话，甚至连官场常用的客气话也没有。邓小平嚥下了这口气。他说他完全支持陈云的意见，包括陈云用两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建议。邓小平不得不忍，因为宝钢问题迫在眉睫。如果中国的经济因此出了大问题，邓小平将又一次下台。
邓小平很懂韜晦之计，他忍辱负重不是第一次。七四年他为了得到毛的信任和重用，写信给毛保证永不翻案。毛把邓的信公佈於世，但后来还是翻案了。
陈云是个温和的人，平时很少说重话说狠话，但在七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生气了。因为他听到了来自一些人的批评，这些人急於向邓小平效忠。
他说「共產党员谁不想多搞一点钢？过去似乎我是专门主张少搞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样的事！我是共產党员，也希望多搞一点钢。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麼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可以借款，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陈云没有点「有的同志」的名。
在四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又发了一通牢骚，满腔怨气都对著他的新盟友邓小平。如果不是新盟友的关係，陈云还不说呢。说出话要有人听，没有人听就不说，这是陈云的原则。
「要改善生活、要建设、要生產、要实实在在的有所作为，并不是去空喊几个口号，闭门造车的制定几项宏伟计划，规定几个指标，而是要从近看到远，从远推到今，一步步按部就班去做。」
「今天对我们来，说面临的困难很多，有些是客观造成的，有些是人为造成的。‥‥‥是不是这人为的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不是泼冷水，解放后三十年来，能真正懂得经济发展规律、做好经济方面工作的领导，是很少很少的。不少经济学者讽刺我们说：共產党马上夺天下，不能马下治天下。不算全对，但也差不远了。」
「反过来问一下，我们有没有积累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力、物力、资金、经验与技术呢？有没有？大声一点说，不，我不是说将来，是现在，是今天。是不是已经具备了呢？怎麼？不敢说？我说：『小有大无等於没有』。就是没有具备，这不是悲观论调，这是实事求是！从无到有，要有过程，这过程是不能少的。」「要害是资本和技术的不足。」 「由於长时期我们始终摆脱不了苏联发展经济的模式：先重后轻，先工后农，先大后小，先中央后地方，因此，轻工业始终是引不起足够的重视，而农业也始终是处在落后状态。」
同年六月，陈云在国务院的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再次批评说：「宝钢是一个特大项目，对全国、对上海来讲，都关係很大，事关全局。它投资大，在二百亿以上。应该说宝钢是仓促上马的。这样大的工程，按道理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来调查研究，经过反復考虑后再决定。」陈云还是没有点名。
说归说，忙还是要帮的。陈云深思熟虑后有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就是，宝钢一期工程继续干下去，二期工程延期，二期对外已签的合同按合同进行赔偿。以后按这个方案走，宝钢问题和中国经济才逐渐度过了难关。但从经济上来说，宝钢是否合算？何时可还清债务开始盈利？这些问题陈云一直没说，没有下这个结论，因为这很复杂，涉及许多经济数据，也取决於对一系列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评估，不好说。不好说的话陈云就不说。 因为宝钢的事，邓小平记恨於石油部那些人。要不是那些人打包票，说中国的石油储量十分丰富，原油可以换回大量外匯，足可买进一个现代化，邓小平也不会做这笔石油换设备的大生意，也不会有宝钢。邓小平认为他上了石油部那些人的当。
七九年底，出了「渤海二号」事件，邓小平立刻报一箭之仇，把事故原因说成是官僚主义错误。为此石油部长宋振明丢了官，副总理康世恩记了大过，余秋里调离计委主任。但是公允地说，这些石油派官员多年来重开採，轻勘探，追求虚浮的高指标，是一个错误，但其中也有邓小平的责任。邓小平七五年就催著要求多出口石油。以邓小平当时东山再起的权势，他的那些话必然给石油部很大的压力。
当石油部官员威风扫地时，邓小平却兴致勃勃上了黄山旅游，一路上接受群眾的欢呼。 《人民日报》说那艘钻井船翻沉造成的损失是三千七百万人民币。但是宝钢的决策错误造成的损失是多少呢？
一年后宝钢问题的风声有点透露出来，不明真相的人大代表群情激愤。他们预感到这个问题很大，但不知确切数字。他们的发言中出现了这样的话﹕「宝钢决策者是千古罪人，应该从楼顶上跳下去！」(一个政协委员说，类似宝钢这样的项目，不论是哪位领导同志决定和批准的，都应作检讨，吸取教训。
宝钢的损失可能在几十亿至上百亿人民币之间，也可能更多。一份资料说，仅仅因为谈判时急於成交，接受日方的一揽子交易，估价大约高出了百分之三十左右，一些中国自己能搞的辅助工程，如交通运输和港口建设，也都由日本人承包了。
《人民日报》没有完全在宝钢问题上保持沉默，它有一项报导，报导了全国人大代表向冶金部部长唐克、副部长叶志强的质询，这项报导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人民日报》的目的很清楚，就是把宝钢问题的责任推给冶金部。
比较一下这张报纸在「渤海二号」事件和在宝钢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是很有意思的。有关的两个报导表面上看很相似，好像都是反对官僚主义，但用意完全不同。后者掩盖了真正的责任者邓小平，前者是帮著邓小平打撀他的政敌，而那个邓小平的政敌实际上对翻船事件没有直接责任。
《人民日报》当时的主管是胡绩伟，中共党内著名的思想解放者，素常标榜改革和实事求是，但遇到事关他的大老闆──邓小平的声誉时，关係到他们的帮派利益时，他就不那麼实事求是和不那麼思想解放了。由此也可以看出党内异议人士的局限性，他们毕竟是中共官场老手。因此当我们肯定他们对异议运动的贡献时，不能忽略了他们的帮派印记。
更加不公正的是，八零年的冬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把「洋跃进」的责任按在了华国锋的头上，理由是当时他是党的主席。以后华的这个错误又被写进了中共正式文件。以讹传讹，国际学者也因此受骗上当，权威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评论「洋跃进」说：「华不仅没有继承周的火炬，反而模仿毛的狂想。他非但没有给自己带来荣誉，反而把中国引向另一场灾难。」
因为宝钢事件，姚依林从心底裡看不起邓小平，他曾经对他的兄弟，毛头阿姨的丈夫姚克时先生说，「这个人人品不好，欺世盗名，毛泽东再霸道也没有把大跃进的责任推给别人。」毛头阿姨还说，姚依林从来不吹捧邓小平。
民眾被蒙在鼓裡，完全不知道宝钢整个事件的真相。我哥哥七十年代末在宝钢资料组做翻译工作，他和他的同事们都误以为宝钢问题是中国单方面上了日本人的当。当时，工人们发现进口的一些设备是用过的，而按照合同这些设备应该是全新的；耐火砖也是从日本进口，据说中国的工厂其实有能力自行生產。尤其让人吃惊的是：打开箱子，每一块耐火砖都用特种纸分别包装，每一箱的包装费用抵几个工人的月工资。平时习惯於节衣缩食的中国人，心痛呀！
4、现阶段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邓小平说：“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无论是增强综合国力，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还是振兴中华民族，使中国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论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解决国内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无论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还是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发展，离不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环节。归根到底，“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这些科学论断，为我们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
（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江泽民对“发展是硬道理”思想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有着深刻的含义。
1、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含义 一方面，“第一要务”，是相对于其他各种要务而言。 矛盾论中要求解决问题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一要务”正体现这一思想。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说明在党所面临的各种繁重任务中，处于首要地位的重要国策和中心任务是发展问题。也可以说，在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诸方面要求中，发展是第一位的重要要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发展是第一位的内在需要；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实现的艰难历程中，发展是第一位的重要手段。发展是时代的最强音，也是当代中国的主题。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与总趋势，它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对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关系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任何国家要跟上时代潮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都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切实解决发展问题，把发展作为首选的国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牢牢把握住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才能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另一方面，这个命题把发展和执政兴国联系起来，突出了发展与执政、与兴国的内在关系。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肩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以及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历史使命。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必须以发展为己任，以兴国为目标，以富民为取向，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2、为什么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所决定的，是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党实现所承担的历史责任的需要。
第一，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中国共产党承担在新世纪的历史使命的要求。 由于殖民统治等历史原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至今仍较为贫穷和落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极大地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又进一步拉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这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十分脆弱，难以经受大的风浪。进入新世纪，各个发展中国家都在思考、制定和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力图能够通过种种努力改变现在的被动局面。面对这种态势，我们必须顺应潮流，乘势而上，并走在前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江泽民同志指出：“我国近代的历史和当今世界的现实都清楚表明，经济落后就会非常被动，就会受制于人。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在加快发展。如果我国经济发展慢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会遇到极大困难。所以，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奋力在这场世界范围的大竞争中取得主动，发展壮大自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必须肩负起来的历史责任，也是对人类发展应做出的贡献。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在思考自己在新世纪的发展战略时，明确提出了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体现了我们党考虑问题的世界眼光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懈追求。
第二，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根本要求。 坚持以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一条主要经验。江泽民强调，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无论国内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要正确坚持和贯彻发展的思想，我们党就能够从容应对挑战，克服困难，不断前进。特别是我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是在缺乏比较充分的社会主义自身的物质基础的条件下建设新社会，它的发展过程不能不遇到许多特有的矛盾和问题，并且还会不断产生许多各种各样新的矛盾和问题。能否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决定着党和马克思主义能否得到人民群众始终一贯的信任。而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会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我们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都与紧紧抓住发展这个主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是人民得到最多实惠的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我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这些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坚持以发展为主题，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就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在新的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重道远，既有过去积累起来的老问题，也有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但不论解决什么问题，最终都要靠发展。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都要靠发展；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生产力，使人民群众享受更多的实际利益，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有靠发展；要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坚定对社会主义和祖国未来前途的信念和信心，只有靠发展。总之，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都要依靠发展。
第三，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对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作出的科学总结。
我们党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全国执政党的。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党在执政之后的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把工作中心放在恢复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上，仅用了3年时间就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使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得到基本好转。1952年底，毛泽东同志又适时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我们用三年多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实现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种快速、健康发展的事实，是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得到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根本原因。广大人民群众正是在同旧社会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比较当中得出“共产党就是好”和“社会主义就是好”的结论。
1956年9月，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情况的变化，作出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的战略决策。我们党在1957年的工作总体上是好的。1958年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探索中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但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思想逐渐偏离了实事求是的轨道，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的错误，特别是发生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致使国家陷入动荡和混乱，影响和限制了各项事业的发展。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实行改革开放，重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这表明，我们党经过经验教训的总结，进一步明确了执政的目标在于发展，执政的方针政策必须围绕着发展来制定，执政的成效要用发展来检验。
回顾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兴衰历史，对这个问题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苏东剧变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外因是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一时得逞，但关键还在内因。除了戈尔巴乔夫把改革变成改向这个带决定性的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执政党的政策有误。组织乏力，国家的经济长期得不到较快的发展，人民的生活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势必逐渐减弱甚至失去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正是基于对自己的和别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邓小平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称之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强调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江泽民又进一步提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三）在新世纪新阶段，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2003年4月，胡锦涛首次提出科学发展观。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系统阐释了科学发展观内涵、要求和历史地位，并作出了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战略部署。科学发展观是在新世纪新阶段对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观点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1、深入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第一，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
第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要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发展提供良好社会环境。
2、深入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意义
第一，科学发展观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了3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
第二，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关系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求具体落实在行动上。在新的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如何做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呢？
三、如何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一）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1、先进生产力的含义
生产力系统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者构成。先进生产力是指高素质的劳动者、最新的劳动资料、精确的劳动对象三者的最佳结合，这就是智能化的生产力、社会化的生产力、市场化的生产力。智能化的生产力，指的是生产力中科学技术含量越来越高，这是先进生产力的突出标志和技术基础。社会化的生产力，指的是生产者和生产组织从小农经济那种孤立的、封闭的状态，走向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社会化协作日益广泛和紧密的过程和趋势，因而获得了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市场化的生产力，指的是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转向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起基础性作用，通过市场实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全过程。如果从先进社会生产力载体的意义上说，凡是凝结着较新科技、创造出更科学合理的资本组织形式、经营管理方式，并因而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经济实体，都是先进社会生产力。
2、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第一，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 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不断完善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要使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不断体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此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更广阔的途径。
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地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和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这种改革是史无前例的全新的事情，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必须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
第二，提高全民族素质，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不断提高自身素质，通过劳动和发明，创造新的工具和设备，通过技术改造，提高生产工具的科技含量，通过对劳动对象的优化选择与变革，提高生产效率。只有把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使他们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才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发展生产力，既要见物，又要见人，既要重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又要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我国工人阶级，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我国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同工人阶级紧密团结，是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
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必须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要积极营造尊重人才、鼓励创业的社会环境，形成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开创人才辈出并能充分发挥各种人才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新局面，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保证。
第三，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必须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努力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未来的科技发展还将产生新的重大飞跃。我们必须敏锐地把握这个客观趋势，始终注意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起来。高新技术已成为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高点。谁掌握了高新技术优势，谁就掌握了经济竞争和政治博弈的主动权。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国家，只有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积极抢占制高点，在世界高科技领域中占有自己的位置，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切实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敏锐地关注世界科技革命和科技进步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积极吸收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为我所用，力争在某些领域能够有所作为。要跟踪前沿，瞄准目标，抓住机遇，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要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积极开发出具有自己知识产权和世界先进水平的新产品，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要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先进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起来，不断用先进科学技术改造和提升国民经济，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加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二）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
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提出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对科学技术的重视，是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人类正经历着近代史上的第
一、二次科技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一部分、“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指出 “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 。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是变革历史的“伟大的杠杆” ，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科学技术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在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1953年，新中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毛泽东就提出要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956年，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1958年初，毛泽东又提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并要求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来。
第二，科学技术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是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现实依据。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发生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宇宙航天技术为先导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从70年代后期开始，又发生了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和新材料、新能源技术为主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新技术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新的科学技术从发明到应用的时间大为缩短。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许多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在20世纪初为5%-20%；20世纪中叶为30%-50%，20世纪80年代则跃升为60%-80%。科学技术不仅使经济在量上，即规模和速度上迅速增长，而且使经济发生质的转换，在产业结构、经济组织、劳动手段经营方式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革。现代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在科学技术上落后，就会被动挨打。邓小平指出：“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都把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集中精力来抓。
邓小平曾反复强调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1975年9月26日，他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工作报告时，肯定了“汇报提纲”中关于“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观点，并强调指出：科学技术必须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1978年3月，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当代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1988年9月，他又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又强调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的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精辟论断，揭示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第一位的变革作用，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学说和生产力理论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含义
首先，当代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内在要素直接影响生产力的其他要素。
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力的各个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内在要素，渗透在生产力的其他要素之中。它的变化必然引发其他要素的变化，从而引起生产力整体的变化，推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当人的素质、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的科技含量普遍提高时，生产力就会发生质的飞跃。因此，科学技术的水平制约着整个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例如，在当代农业生产过程中，从品种的改良到土壤的改良，从化肥、农药的发明到农业机械的不断改进，处处体现着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科学技术对提高生产力的主导作用。
其次，当代科学技术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口或生长点。不同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有不同的突破口或生长点。在近代，蒸汽机的广泛使用直接推动了交通运输业、纺织业、冶炼业的变革，以蒸汽为动力的工作机成为近代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口或生长点。随着知识和信息成为新的经济资源，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形成一个新的产业———信息产业，而且也成为带动传统产业升级换代的突破口或生长点。
再次，当代科学技术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
如果说在蒸汽机时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产生的是“加数效应”，电气化时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的是“乘数效应”，那么，在信息时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的就是“幂数效应”。由科学技术革命所导致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简直令人难以想象。据统计，在发达国家，科学技术贡献率，20世纪初为5％—20％，20世纪中叶为50％，而到20世纪末已经上升到75％以上。
第三，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超前性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先导作用。
19 世纪末发生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是科学、技术、生产三者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生产、科学、技术三者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生产的发展推动技术进步，进而推动科学的发展。例如，蒸汽机技术革命主要是从工匠传统发展而来，在生产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摸索出技术发明，然后才总结出热力学理论。以电力技术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以来，这种生产带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发生改变，现在是科学推动技术进步，再推动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越来越走在社会生产的前面，开辟着生产发展的新领域，引导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如电磁学理论的建立，它先主要是通过科学实验探索出电磁学理论，通过促进电力技术的革命，并最终引发电力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邓小平在总结科学技术这一发展趋势时深刻指出：“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实在，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
3、如何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科学技术实力和国民教育水平，始终是衡量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每个国家走向繁荣昌盛的两个不可缺少的飞轮。为此，党中央相继提出了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
第一，党中央相继提出了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
科教兴国战略的基本含义是：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
人才强国战略的基本含义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要把人才作为推进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努力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把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化为人才资源强国。
第二，进入21世纪，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
进人21世纪，世界新科技革命发展的势头更加迅猛，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面对世界科技发展的大势，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对汹涌澎湃的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胡锦涛强调，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奋起直追。为此，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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