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
2020-03-03 23:24:26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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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在中学的教科书上，曾国藩“素来”扮演着一个残酷、虚伪、奸诈、腐化、好名的形象。太平天国在教科书上有着这样的评价：“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农民阶级反封建反侵略的战争，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狠狠打击了外国侵略者。”曾国藩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阻挡历史的车轮，自然就成为了受教科书中的反派人物。
然而，他的文韬武略，他的道德修养，令许多后人推崇。梁启超把曾国藩看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人物。他认为曾国藩：“„„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比肩者。”近代有学者把孔子、朱熹、曾国藩三人在儒学上的成就并列，连蒋介石也对曾国藩大加赞誉，他不仅将曾氏家书作为立国之本，而且在黄埔军校中力倡以《曾胡兵法》作为教材和必读书。1
关键词
生平简介 从理学到礼学的转换会通汉宋学术道论与文论军事功劳与争议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 正文
（一）生平简介
2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在仕途上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具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曾国藩的学术思想 从理学到礼学的转换
尊奉程朱理学是曾国藩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理学，是宋朝以后的新儒学，哲学思潮。理学的讨论问题主要有：1.世界的本源问题；2.心性论问题，即人性的来源和心、性、情的关系；3.认识论问题，即认识的来源和认识方法问题；程朱理学作为理学的一大派别，由二程提出了“格物致知”的认识学说，有朱熹提出了“即物穷理”的系统方法。
理学的“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理论是曾国藩在继承理学传统的同时，进一步阐发的部分。他指出：“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日用常行之事，洁物业。格者，即物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穷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穷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曾国藩强调的事亲、事兄等道理，要求人们从思想深处3 1曾国藩治国修身之道 曾国藩人物概述
2 领会、接受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并付诸实践；他还强调将个人的修身养性推向社会，是人人都能约束自己的视、听、言、动，并使整个社会都能够“始于修身，终于济世”。曾国藩对“格物致知”的理解是对程朱理学的进一步阐发，它体现了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
然而，正是曾国藩思想中的经世思想决定了其与程朱理学的差异性。程朱理学强调的是对事物规律的理论分析，曾国藩虽然认同这一点，但是作为一名官员，他的思想里有深厚的经世思想，希望可以讲理论层面的道理具体化到社会实践中去，为制定合理的规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做出辅助，此所谓将“理”具体化为“礼”，由“天理”转向“经世之礼”。
曾国藩这样的转变，可以追溯到他与乃师唐鉴的关系。唐鉴并不一味强调修身养性的理学之道，但是他指出了复兴理学的现实意义在于“夫学术非而人心异，人心异则世道漓，世道漓则举纲纪、伦纪、政教、禁令无不荡然于彼辞邪说之中也”。唐鉴的这种思想，曾使曾国藩“听之昭然若发蒙”。另外，曾国藩的思想转变还可以从他所处的嘉道间学术思想发展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早在乾嘉之际，学术界就出现了一股以礼代理的思潮，当时的学者们看到了现实社会与人生理想之间的矛盾，他们企图通过“礼”替代“理，彻底摆脱朱理学的羁绊”。因此，曾国藩与程朱注重个人的修身养性有明显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其思想与有重振儒家教规，强化儒学的应用性的崇礼思想有着相通之处。
会通汉宋学术
基于上述礼学思想，曾国藩主张学术“一宗宋儒，不废汉学”，会通汉宋学术是曾国藩学术思想的有一个主要特征。 所谓“汉宋学术”，是指“汉学”和“宋学”，它们是清代学者习用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概念与治学取向。前者在理论上崇尚运势儒学------盛行于东汉的古文经学，治学方式提倡“实事求是”，取证特重汉儒经注。作为学术流派，它萌发与明清之间，极盛于乾隆嘉靖时期，衰退于道光咸丰时期。后者奉程朱为圭臬，尤其是朱熹个人的学说，以主观意愿诠释儒家经典，使经学理学化，以治学方式专注空谈心性，经学一出臆断。两派的分歧论辩由清初就产生，到道咸期间才告一段落。嘉庆时，阮元重申直径必须兼顾汉宋，他认为二者兼采：“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曾国藩之主张会通汉宋学术，正是阮元这种学术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不过，二者有所不同，他之所以会通汉宋学术，是因为他看到了现行社会伦理准则与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之间的冲突。曾国藩强调兼取汉宋二者之长，是他认为有利于重申先王之道。曾国藩指出：“近世乾嘉之间，诸如无味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沟沿古训，本河间先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谓即物穷理乎？”曾国藩将程朱的“格物致知”与汉学家尊崇的“实事求是”的学风，虽然有时偏颇，但曾国藩之所以将二者联系起来，与会通汉宋而致力于成为“明理有用之人”是有关系的。曾国藩自从踏入仕途，就注意“预览前史，求经世之学”。曾国藩将学术研究与现实相结合，并舍弃学术上的门户之争，甚至有所兼容的做法，正是他主张会通汉宋学术思想的具体化，它对乾嘉以来嗜谈门户的学风，无疑是一种新的突破。
道论与文论
曾国藩继承了桐城派“为文之道”的传统，这是因为他的思想与桐城派精神有着很多呼应之处。
曾国藩在总结自己学术时说道：“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而求所谓辞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差。途皆可入圣入道。其义经史，其也学问思辨，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在这里曾国藩所说的四学术实际上是桐城派治学的宗旨。 刘大魁就认为：“文人者，大匠也。神奇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姚鼐说：“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足以相害。”然而，桐城派虽然肯定了为学四术的重要作用，但是仍然着眼于将为文之道。也就是说，桐城派认为作文的目的应该是通经明道，唐宋八家在这方面就做得不好，因此作文必须重视义理，求其根源。
对此，曾国藩亦尊之不移。他说：“姚先生持论宏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但是，曾国藩在重申桐城派“为文之道”的同时，又每每将修己治人之术放在首位。在他看来，“义理”是“体”，即根本；经济是“用”，是实事；“考据”是辅辅助手段，辞章只是特定的表达形式。曾国藩既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更阐明了“道”对“文”的统一性。
曾国藩的文论主要集成了姚鼐的阴阳二境说。他说：“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灵。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又说：“余尝数阳刚者约得四家，曰庄子、曰扬雄、曰韩愈、曰柳宗元。阴柔者约得四家，曰司马迁、曰刘向、曰欧阳修、曰曾巩。”在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此种言论比比皆是。前段是讲作文须讲究文气，既不质实，也不玄虚，换句话说就是，既给人示之以门经，其主要论调又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后段将韩、柳、欧、曾足以与庄、扬、马、刘并驱。然而，曾国藩对韩愈尤其赞赏“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为第一”。曾国藩提倡学习古人，主要在于精神，不在于形貌。韩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善于法古，但是并不因此而失去原创性，他法的是古代的精神，而没有照葫芦画瓢，他学来了精髓并融入了自己的想法，从而显示出了自己的特点。这正是桐城派文论的主要精神，姚鼐就说：“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
总而言之，曾国藩的道论和文论除了保留和继承传统以外，还重振了桐城派的“文统”。 曾国藩作为封建社会末期最后的一尊精神偶像，其学术思想在近代社会、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学得道学的虚伪，却不曾受束缚与道学的迂腐”。曾国藩在求索的道路上，是一个带有个人色彩的不迂腐的求知者，他一开始尊奉理学，但是他并未因此而顺应理学思想，而是在理学的研究中发现理学的弊端，转而以崇尚礼学来弥补之；他推崇桐城派的为文之道，法古之精神，非其形貌也，更之，创之。这样的思想成为后来洋务派自救运动的思想来源，同时它也是晚清流派伦理思想的主要渊源。
军事功劳与争议
曾国藩有近20年与太平军长期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军事事业的巅峰。有些论者坚持传统观点，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历史的罪人，刽子手。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但是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有些论者则秉承新的思想，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文化观念决定一切的观点或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都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与片面性。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主要是看它对社会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或阻滞作用。洪秀试图引进西方宗教的教义来发动一场推翻满清王朝的农民战争，但所引进的并不是新教伦理精神，而是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并使之同中国本土的封建迷信与农民起义的朴素平等观念相糅合，成为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精神支柱，因此，太平军如若取得全胜，洪秀全的神权政治得到巩固，有可能会把中国拉回到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去。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与封建政权的捍卫者，他的立场显然是保守的”。“但是，洪秀全的神权政治比曾国藩所维护的封建政权更落后，两害权取其轻，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获胜，缩短了瞎折腾的时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反而较为有利”。这与冯友兰对太平天国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不同意冯友兰认为镇压太平军起到了抵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作用的看法。有的论者则完全不同意冯友兰的看法，认为“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思想言行，虽然涂上一层‘天父天兄’ 等神道设教色彩，但其愚昧、落后和迷信的程度，究竟不同于一般的会道门，就其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纲领性文件而论，实际上已带有一定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有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因此，‘神权政治’倒退到黑暗时代的假设，显然是根据不足的。因此，太平天国还是难于否定，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罪责难逃。”
曾国藩的外交，在过去很多年内一直被简单地认定为是妥协、投降的外交。近10多年来，史学界开始提出异议。此次会议论及外交的文章也不少。有的论者说，“人们对曾国藩常用‘软弱’、‘妥协’、‘媚外’、‘投降’、‘卖国’等责骂之词，未免有欠公允。因为曾国藩的羁縻外交思想，实际上是对强敌权且笼络，争取一个和平环境，速图自强，最终达到御侮的目的。曾国藩能正确地审时度势，知道中外实力悬殊甚大，和列强硬碰，靠武力与之周旋，是不明智、不现实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国家，要生存，要反弱为强，舍此羁縻外交，别无良策。曾国藩的外交方针有四个字：‘诚’，推诚相见，‘信’，信守和约，‘争’，据理力争，‘和’，外敦和睦”。
而至于对天津教案之处理，虽然，曾国藩自己也感到“内疚”，但有的论者指出，这主要不是他个人问题。当时，如何处理天津教案，朝廷本身有“论势者”、“论理者”两派。论理者认为民为邦本，民心不可失，主张与外国进行决战，以快万众之心；“论势者”多是主持外交，有守土之责的“局中人”，认为列强穷年累世好战，且常多国联合，共同侵华，兵力强大，而中国兵疲将寡，缺乏战备，如果开战，侵略联军可能再次打到北京。曾国藩的问题，不过是偏听论势者之言，不过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当时处两难境地：要打，必然失败，失败后损失更惨；要保和局，必然向侵略者妥协，作些让步，这要遭到顽固派的打击，也不能泄天津人民的义愤，而且对于一个坚决反对借洋兵助剿、主张遣散阿思本舰队、痛恨“媚夷”、要夺英法之所恃的曾国藩本人来说，也不是心甘的。他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最后，理智战胜了情感，按照他对形势的清醒的分析，他选择了保持和局，向侵略者作出让步的一途。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样选择是无可厚非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场新的战祸。曾国藩当时的责任是，在确保和局的前提下，看如何做到少损失，少屈辱。当然，曾国藩在处理教案中也有“办理过柔”的地方。但是应如实地评价他的历史功过，应是功大于过。因为，一场战祸的损失是远远大于因天津教案带来的损失和屈辱的。
对于这两种关于曾国藩的论点，各有各自的说法和论点，我们后人不好妄加评判，只是从这对曾国藩褒贬不一的态度上，我们能更深一步认识、了解一个我们不熟悉的曾国藩。4
从《曾国藩家书》看曾国藩的人生哲学
5“日内不敬不静，常致劳乏，以后须从，心正气顺，四字上体验”从曾国藩的日记中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在修身养性，待人处事方面的独特见解。曾国藩在人生道路上“养得胸中的一种恬静”。毛泽东和蒋介石独服曾文正。蒋介石平生最佩服也是曾国藩。据说蒋介石床头只放《圣经》和《曾国藩家书》两本书。说到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有人说他影响中国后代历史第一人，有人说是传统儒学得以延续的关键。谁又知道他是笨小孩，有个性缺陷，甚至有巨大人生遗憾？这么普通的曾国藩怎么就成就了非凡的人生呢？”6就要解释他产生这种影响无数后人的智慧的原因。
其主要原因是自我教育。最大的教育正是自我教育。曾国藩他自幼愚昧，记忆背诵的能力都相当迟钝，让教书先生指着就骂他，天生的蠢货，将来有出息，我给你背伞。他还胸襟并不怎么宽广，不仅是对他的老师还是别人或者是他自己气量都不够大，靖港之战看，他不 45对曾国藩的整体评价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 6《郦波说曾国藩家书》 算指挥若定，有人、额不能眼有全局。他有这么多问题，除了愚钝，他还是满身缺点、举止轻浮，做了不少荒唐事的浪荡公子，当然还包括很多人生中的遗憾，其中最大的就是天津教案（直隶总督时，当时大案，几十个小孩失踪，当地嫌疑人是王三，是法国一个教堂的教民，当时去要人，天主教堂说没这个人。对质时，情绪失控了。市民放火烧了教堂。天津领事馆许多人死亡。慈禧下令让曾国藩去处理此事。当时他在领导洋务运动，特别不想开战。他处理时软软弱，没想到百姓情绪办。天下人都骂他是“卖国贼”。后来一再声明，但是临死前也后悔最大遗憾是天津教案）但是有一个平常人不具备的优点，正是这个优点成就他，这正是对自己对生活中的点滴对缺陷做到切实的反思与学习。
比如，曾国藩的父亲在家书中告诫儿子要节欲，这确实是有理由的，但是他竟然还在信里要求曾国藩节劳和节饮食，他看过信后，不啻当头棒喝。所以他写下：“接家信，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小子读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劳逸疴养，无刻不萦于大人之怀也。若不敬身，真禽兽也。”父亲说的真不错，原来我有这么多毛病太可怕了。我一定要改掉，否则我是禽兽。他说过“不为圣人，便是禽兽”。所以立誓要改掉满身缺点，告别旧我。他接到父亲的“三节”后，痛下决心，三戒：一是戒多言，二是戒怒，三是戒忮求。言多必失，不无端发怒，戒嫉妒戒掉贪婪。曾国藩下定决心改掉毛病。
他读书慢，资质平庸，但它从不讳言，他在给孩子的信中多次说自己读书背书很慢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他才彻夜不眠，以勤补拙。我们很少有人能做得实在。一个崇高的信仰要求自己，正是修齐治平的思想与仁爱的精神。所以梁启超认为正是这种自我教育让他的一生有了华丽的转身。难得的是这些心得都记下来，在日记在家书里。更难得了。包括的内容丰富涉及人生的方方面面。梁启超说：“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别人说的都是空话，他写的都不是空的，比唐宋来许多人说的话，对我来说，对后代人来说都让人终身受益。不仅是清中兴名臣，也是教育家。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重新审视这个家书的内容。他和他的家书有不可动摇的地位，是标准的家训。影响大而深远。
曾国藩是一个善于从古代先哲吸取智慧的人，也是一个修心的人，而且，他特别善于从书本中抽取出可以指导人生的信条与经验。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得到那些信条和经验来修我们的身心呢？从曾国藩的家训中我们能够理解一二。
7“仁义乃人生第一义也”“君子之道，以知命为第一要务”
知命其实就是确立儒家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我们知道仁义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说他自己：\"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8他尽了一切努力，而又归之于命。命就是命运。孔子则是指天命，即天的命令或天意；换句话说，它被看作一种有目的的力量。但是后来的儒家，就把命只当作整个宇宙的一切存在的条件和力量。我们的活动，要取得外在的成功，总是需要这些条件的配合。但是这种配合，整个地看来，却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之外。所以我们能够做的，莫过于一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计成败。这样做，就是\"知命\"。要做儒家所说的君子，知命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9那就是说要树立人生的价值观，要找到支持生命的人生信仰，这样的一个人才活得有价值，也才活得有力量。
事实上他也确实这么做了，老成持重的曾国藩在咸丰皇帝大丧期间也敢纳妾，就是因为他认为这并不违背她的人生信仰。而在之后的一片骂声里，他也能坦然面对，也是因为他认为这不违背他的人生信仰。而左宗棠在对他冷嘲热讽后，盖棺定论是还是极其推崇其人格，也是因为曾国藩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78《曾国藩全集．诗文》 《论语·宪问》 9《论语·尧曰》 面对现今社会，如何让复杂变得简单，让纷披变得清澈，让分散变得集中？就是要有信仰，从而鱼龙混杂的世界向着一个共同的方向，流淌前进。
“日内不敬不静，常致劳乏，以后须从，心正气顺，四字上体验”
在曾国藩的每日的十二课程中有这么一条：“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这件课程的起因大致可追溯到他年少时，当时曾国藩十分浮躁，于是他请教他的老师唐鉴怎么做呢？.老师说要学会静下来，曾国藩领悟到，如果内心不够沉静，就无法修得美好的心性品性：“既而自窥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先生两言，盖对症下药也。务当力求主静，使神明如日之升也。即此以求其，继继续续。”曾老领悟到了这层意思,并通过它改掉了出门串游,空话多言等毛病.由此，他特别主张，静坐。不论压力大，一定要找时间静坐。不论是禅宗，气功，都要求静坐，那讲双盘。这对人的韧带的要求高。曾国藩觉得单盘也可以。甚至不盘，一坐都算。双盘最大作用是身体形式上静下来了。这使得他对人是谨慎温和的,毕恭毕敬.曾国藩以后叱咤风云,.\"敬\"还有\"静\"的意思.曾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程朱理学又是儒释道三家在一定程度上的融合,老子的\"清净\"被吸收进去并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由原来的与\"无为\"并称的解释变成了儒家力主修心以求抚平躁动不安的意味10
十七世纪的科学家列文虎克，手工静心磨致镜片，其一生磨制了400多个透镜，有一架简单的透镜，其放大率竟达270倍。因而他首次发现微生物，最早纪录肌纤维、微血管中血流。后来晚年时间英国皇家学会称他为荣誉科学家。女王亲自去拜访他。静下来不仅有大成就，还能养生。他一直活了九十多岁。他成功的秘诀是一如既往地安静，拿出手来晃了一下，安静地打磨，就能创造人生的价值。我的想法是把简单做到纯粹，自然有人生的成就。我的想法是把简单做到纯粹，自然有人生的成就。11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辱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12
在曾国藩每日的十二课程中，有这么一条“每月作诗文数首,矣验积累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不读书会溺心丧志，曾国藩的博学源于他毕生坚持不懈的读书习惯。他自幼励志学习，广泛阅读，且勤作笔记，数十年如一日，不辍书卷。读书是他每日必作的功课，他博览群书，源源不断地汲取传统文化精粹，善于思考，治学数十载，建构了他独特的人文思想体系。
读书可以理智，可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可以培养出人生的信仰来，从而使我们发现人生的意义，成就人生的价值。
除了读书可以立志，曾国藩还认为，读书可以立身，就是说读书可以让你掌握专业的知识，从而形成自己的专业特长，有特长你才可以立足社会。读书还是为了身体，也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读书不仅可以立身立志，曾国藩甚至还在给儿子的家信中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古之精于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化之法，13须先立坚卓之志”
读书连气质都能改变更不用说去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智慧，情操与价值观了。
1011引自《智慧人生---释曾国藩的十二课程》 《郦波评曾国藩》 12《曾国藩家书》 13《曾国藩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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