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制度改革引咎辞职制度
2020-03-01 20:37:35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公务员制度改革
――引咎辞职制度
byby lee
目前，关于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探讨在各大报刊杂志都有激烈的争论，其中，关于“引咎辞职制度”的讨论似乎尤其激烈。下面，我就以我的角度来讨论一下关于公务员引咎辞职制度方案的可行性。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解决干部能上能下问题，作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着力点和突破口，集中力量进行攻关。力争在推行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党政机关干部竞争上岗、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党政领导职务任期制、调整不称职和不胜任现职干部以及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对领导干部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并以此推动改革的全面深化。
引咎辞职制度就是为解决干部能上能下问题而产生的一种制度。
一般来说，关于引咎辞职制度的探讨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
引咎辞职包括的情况。
主要有以下情形：不履行预防职责，致使本单位人员在其任期内连续或者多次出现严重职务违纪、违法行为，造成恶劣影响的；纵容、包庇配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严重违纪违法活动，造成恶劣影响的；担任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干预或者插手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出让权、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市场经济活动的。 引咎辞职的硬指标设定：
推出“引咎辞职”制度，无疑是顺乎民意、最大限度地遏制重大事故的良策。这在目前行政监督机制相对较薄弱和模糊的环境下，其初衷是好的，此制度的刚性特征也必能使一些领导干部能够重视。但是，正如一些政策执行不好会成为双刃剑一样，引咎辞职也存在一些尚值得商榷的问题，比如说，各地在推行这项制度时几乎都设置了“硬指标”，如曝光三次“一把手”引咎辞职。一旦触及“硬指标”的底线，便要辞职。按制定者透露的想法，这是因为“矫枉必须过正”，也是因为“硬指标往往有更强的操作性”。这就使一个矛盾凸显出来：官员辞职的根本原因，究竟是自身工作之“咎”，还是追究被曝光？
“咎”者，过失也。引咎辞职，应该是领导干部因为主观因素造成所管工作出现过失而主动辞去官职的自律行为。由此可见，官员该不该辞职，关键在于有没有过失，而不是被
媒体曝光或是会上批评。进一步探究，引咎辞职设置“硬指标”，还让人心生疑窦：媒体曝光两次以下可以官“照当不误”，其“运气”的色彩岂不太浓了一点？
政令畅通的前提是政策制度须合情合理。所以制定政策制度之时，贵在科学和理性，绝不能为一时的情绪所左右。如今百姓和媒体对频频出现的污染事故颇多怨言，这确实亟须我们在管理制度、监督机制上予以完善。但由此便要“矫枉过正”或单纯为了便于操作而划定“硬指标”，就谈不上是一种明智和科学的工作方式。因为过分地强调“硬指标”，有时反而会让我们成为“指标”的俘虏。
此类引咎辞职制度的实施，也许会暂时性地迫使各级领导干部全力以赴地“狠抓”自己的责任范围工作。但要想使这种“狠抓”成为一种常态，还需要引咎辞职制度的更加理性、完善和合理，并需建立在引咎辞职制度基础上的一整套干部任免制度相配合。要清楚，引咎辞职制度仅仅是干部任免制度中的一个环节，它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特别在尚不完备的情况下。
“引咎辞职”是对官员最大惩罚
有人认为过分夸大引咎辞职作用，有人为引咎辞职成为“护身符”而愤，同时，更多人呼吁愿“引咎辞职”制度早日问世。其实这都是不在官场人说的外行话。引咎辞职对于“引咎辞职者”是最大惩罚。
当年一位中央领导到一个乡镇访贫问苦，见乡镇干部抽的烟都是红塔山，问他们一天抽几盒。答不多，三盒。问收入多少，答三四百。这位中央领导给他们算了一笔账：一天三盒是３０块，一个月光烟钱是９００块，这些乡镇干部还要吃饭、娱乐，还要养家糊口，真不知他们收入从何而来，而且，他们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已经半年没发工资了。
有的干部不是靠工资活的，谁要是关心他们能挣多少钱，那肯定是官场的门外汉，当官不是说挣钱，关键是花钱。这叫签字权，也叫在职消费。
当一个有签字权的“一把手”如果没有正常的约束的话，他可能糟掉多少钱？比如说，一个处级干部，首先有辆车，汽车的养护费和司机的开销，一年至少５万。他还要养几个秀才、嫡系、甚至女士等等，身边没有三五个最信得过的人，工作就无法开展。让他们干活，就得经常联络感情，现在联络感情的方式，只能是餐厅、桑拿、歌厅。按最清廉节俭的领导算，出去消费一次，只带司机、秘书，吃饭１００元，桑拿，包两个房间，２００元，如果再要其他服务，每人多加３００－５００元，这样消费一次，算少点１２００元。一个星期消费一次，那么一个月，光陪部下吃饭就是４８００元。领导还要抽烟、喝酒、打针吃药，还要养家糊口。按对等原则，领导自己至少也是这个数，也就是说一个处级领导一个月要有
一万块吃喝开销，一年少也是１０万。最最重要的是，领导还要巴结上司，应付同僚，这些都需要人民币开道，这样一想到底多大开销，真是谁也说不清楚。所以“引咎辞职”是对这些官员的最大惩罚，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地方的官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死死护住自己的铁饭碗的原因了。
引咎辞职与“官德”建设
有句古语叫“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表明中国老百姓同样希望不称职的官员能有引咎辞职的自觉性。但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保证，一些明显不称职，甚至严重失职、渎职的官员非但不会主动请求辞职，反而“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极大地损害了官员在普通群众中的形象。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一个官员如果因为失职渎职或违法乱纪，已经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不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却脸不红心不跳始终赖在那里不走，这种行为无异于对民意的漠视，无异于对“官德”的侵蚀。在领导干部中推行引咎辞职制度，将证明官员有足够的知耻之心、羞恶之心，有助于树立领导干部在群众中应有的威望。
“引咎辞职”应成“官场文化”
为什么应该提倡官员特别是高官主动“引咎辞职”？道理很简单。各级官员特别是高官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权力大，责任重，理应恪尽职守，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对于他们，理应落实责任，务必落实责任，有过错就应该追究，有责任就应该承担。不这样做，就推行不了责任政治，建立不起责任政府。
如何让“引咎辞职”成为惯例？答案也很简单，就是用制度说话，讲硬约束。制度总是靠人执行的，难免会有一些官僚主义者、形式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觉悟不是那么高，有了过失也不主动引咎辞职。对这些人，决不能让他占便宜。只要他确实该负责任，不主动引咎辞职的，应该责令其辞职，或依法给予撤职、罢免，对于触犯法律的，还应追究刑事责任。只有这样，从严治吏、从严治政才能落到实处。
\"引咎辞职\"的提法在各个领域都不是创新，然而，在中国现实环境下，引咎辞职在各个领域都难以施行。这不仅仅是官员们的专业素养问题，更是因为引咎辞职往往只停留在官员的施政报告和口头要求上，没有形成制度，难以对照量化。因此，要真正的实行“引咎辞职”制度，我们还需要走很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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