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在
2020-03-03 10:23:06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雷震在《自由中国》扮演的角色
（一）马之骕
国民党赴台后，雷震和一群知识分子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因敢于批评时政及鼓吹反对运动，而遭到当局的打压。雷震未为所屈，终至遭到陷害下狱，而杂志亦被迫停刊。作者曾亲身参与这段历史，对《自由中国》及雷震有深刻的了解，因此为文作一回顾。回忆《自由中国》杂志，从筹备到创刊，再到因政治迫害而停刊，前后共计10年又10个月，笔者一直担任经理职务。我想忆述几点关于《自由中国》早期创办者，以及当时知识分子心理状态等问题，以供读者参考。
社长雷震负一切法律责任
《自由中国》半月刊，是在1949年11月20日创刊的。当时从各大学来台的学人中，“北大”的人数较多，而且又是推广胡适的理念，遂由北大教授毛子水、张佛泉、王聿修（华大）等，在台北约邀各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每次聚会，发言者虽然很多，但都不着实际，谈不出一个结果来。
1949年8月，雷震从上海返回台北，对于《自由中国》日报未能在上海刊深感痛心！时杭立武任“教育部长”，因此，雷、杭二人又旧话重提，决心在台湾创办《自由中国》双周刊。杭对雷除言词鼓励外，并允由“教育部”按月补助300美金的经费，不足者由雷震另行筹措。于是雷震邀毛子水、崔书琴、张佛泉、王聿修、夏道平等座谈，因经费有了着落而如愿以偿了。
至于由谁做发行人问题，这就是笔者所强调的知识分子的“心态”问题了。“北大”一些人，包括王聿修教授等，当时他们都认为，雷震是国民党的核心人物，也是国民党里的强人，所以对雷存有戒心，惟恐受政治人物利用。于是私下计议，确定一原则，就是《自由中国》杂志，如能办成功，一定请胡适先生做发行人，否则就都“不参加”。在一次决定重要人事的会议上，王聿修首先发言建议：“请胡适先生做发行人，雷震先生做社长，毛子水先生做总编辑。”建议被一致通过。不过毛先生再三推辞，说他不精于此道。经过一番劝说，张佛泉先生又提：“请王聿修先生做副总编辑，负实际审稿工作。”这项重要人事案，遂即通过，结果是皆大欢喜。
但此刻胡适已去美国，而且负有当局交付的任务，在短期内不可能回台。按当时法律规定，发行人必须在岛内有固定居所，雷震深知此事，所以向台湾省政府新闻处申请登记时，即已注明“发行人胡适出国期间，由社长雷震负一切法律责任”。于是《自由中国》半月刊，就在1949年11月20日出版了。
雷震一心一意要把《自由中国》办好
《自由中国》在创刊初期，编辑委员共有17人，是人数最多的时期，但也是思想最复杂的时期。因为随国民党一起赴台的知识分
子，无论是文教界的知名之士，或知识青年，多半都是国民党员，只是来台后国民党办理党员登记时，很多党员没有“归队”而已。因此，可把《自由中国》的编委们，分成三种思想路线。第一是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的思路；第二是以雷震为首的“三民主义”的思路；第三是所谓少壮派的“唯我主义”的思路。这是我在这个知识分子群里观察的结果，根据他们的意识形态，作了如此的定义。几位比较年轻的编委，当时已经在报社里从事笔政，但他们本来都是国民党中少壮派的极右派。尤其他们的思想逻辑，都是二分法的，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完全因为国民党贪污、腐化、独裁的结果！副总编辑王聿修教授（自由主义学派）先辞职，这是大家没想到的。王教授向雷社长及“编委会”请辞时，再三说明，因受香港方面的朋友们邀请，去港主编《前途》杂志，实在是盛情难却，并且说：言论立场和《自由中国》是一致的。看来似是因缘巧合，其实并非完全如此，也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
当时《自由中国》的编委中，的确有思想上的矛盾。以雷震来说，当时正是“无官一身轻”的时候，而且《自由中国》社，又是借用雷家的“外客厅”作办公室，也许有人投稿来，雷先生就顺便拿到自己的书房拆开看了，并未想到编辑的职权和制度等问题，致引起王教授的不快，或许这也算是知识分子的心态吧。
不过公道自在人心，专就雷先生对《自由中国》是否有私心问题，张佛泉先生早就替他作了证明。因在《自由中国》创刊1年后，张先生受台中东海大学之聘，任文学院院长，在就任前特约笔者在他泰顺街寓所便餐，并闲话往事，谈到《自由中国》时说：
你看，在筹备期间，我们对雷先生都有戒心，现在证明他是一心一意地把《自由中国》办好。我去台中后就不能来开会了，你外边儿的事，可否少兼点儿，尽量把《自由中国》办好。这样发展下去，正好是推广咱们在北京所提倡的“自由、民主”的理念，假如胡先生能回来，那就更好了……
张佛泉先生临别一次约谈，对我来说，既是鼓励，又是启示！长辈关怀之情，令我没齿难忘。（原载台湾《历史》月刊2002年5月号，编辑时做了文字处理，小标题都是重拟的。）
《台湾周刊》200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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