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社区
2020-03-02 07:31:33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理解社区
Understanding Community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宁波市社区建设研究会特
约研究员
丁元竹[1]
摘要：本文通过对社区发展的历史和与之相对应的思想史的考察，界定了社区的含义，认为作为人类的共同体，社区是在社会的自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作为生命个体的人类彼此相互的基本需要，在本质上它把个体连接在一起通过参与共同体事务，为共同体服务来满足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也是公民社会的形式和表现形态之一。社区的要素包括区位、人群、组织、共同的意识等。
Abstract this paper defines the meanings of community based on looking at the history both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the thoughts of community.As basic need for human beings, community has its own development proce and can organize individuals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affairs, to meet the needs of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nd survival.Community is also one of style of civil societal organizations.The elements of community include location, groups, organizations and common sense.
关键词:社区 社区发展
公民社会
Keywords Community,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Civil Society
在社会学的研究和学习中，甚至在其他涉及到社区问题的学科中，诸如政治学、城市科学等，社区概念界定一直困惑着它的研究者和学习者。马克思在构建《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时说：“万事开头难，各门科学莫不如此”1。这句话也是我们理解社区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至理名言。尽管各学科，包括社会学对于社区的内涵和特点已经作了大量的阐述，但是，真正能够从社区发展史和社区思想史两个方面来阐述的社区内涵的研究还不见过。社区发展是指作为社会现象的社区的自然发展及其历史过程。社区思想是指百年来学者、实践者对社区的思考和认识。可以说，过去200年间，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变化超过以往几千年。传统的生活共同体在这种急速的社会变迁中被改变了。所以，社区问题在这个历史阶段被提出来自然有其道理。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时期历史轨迹，也就很难理解社区思想逻辑的演变和社区历史逻辑的演变。
一、人类的社区本能与现代社区的内在矛盾
（一）人类的社区本能
人类的社区本能是指社区是人类社会在其自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必然的，不可缺少的和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社区的基础是做为生命个体的人类彼此相互需要。人类的生命个体不能独立生存，它必须与自己周围的自然环境和人群建立联系，并依存于自己周围的环境和人群，从中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精神、社会方面的资源，这是生命的共同体本能，或者叫做生命的生态系统，在社会学意义上，我们称其为社区。生命的社区本能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在自然界也普遍存在。在自然界中，差别迥异的生命个体处于不同的“生态系统”关系网络之中，在这个关系网络中得以生存，也支持着整个系统。这说明，社区本能并非人类所独有，它也是自然界生物的本能。但是人类的社区本能有其自身的特点，具体说来：
首先，人类的社区本能是人的社会关系，或群体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的本质紧紧地与社会的发展连接在一起，科学地论证了人与社会发展间的辩证关系，这是我们认识社区发展问题的基本理论依据。马克思指出：“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也就是说，这个人只有为自己而存在才能把自己变成这个人而存在，——这种相互关联是一个必然的事实。”2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应当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更强调人的社会价值。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说的现实的人，就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中从事实际活动（首先是生产活动）的人。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本质上是社会角色的担当者，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群体的一分子；人是具有强烈的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助性个体，其命运与社会群体息息相关等内容。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对中国人的这种社会结构作了更详尽的描述。他写道：“中国社会结构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指西方的社会格局---笔者注)的分子一般大家都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 。3费孝通将这种结构称为差序格局。
再次，历史发展也证明了人类的社区本能。我们可以通过著名的《五月花号》（Mayflower: A Story of Courage, Community and War）来理解上述理论。《五月花号》讲的是美利坚立国的一连串的故事，它从那些来自欧洲，乘着“五月花”号的天路客（Pilgrims）发现（Discovery）美洲大陆开始，到它们进入美洲社会，形成自己的社区（Community），在那里安营扎寨，与印第安人先是共同生活，后来又与印第安人发生冲突，形成美利坚共同体，向我们展示了现代社区是如何形成的，及其内在矛盾。《五月花号》中是这样
描写社区形成的：
“他（布拉德福德）来到美洲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殖民地，而是组建一个紧密团结的、敬畏上帝的教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每个人必须居住在一起，在同一所教堂里敬畏上帝。”4《五月花号》的作者在论述这个故事和讨论教区的时候，在英文中用的是Community，即社区。从这里我们看到社区的一些特点：共同的目的、同一居住地、共同的归属，等。几百年以后，美国第42届总统克林顿在谈到社区时说：“人们很容易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共同工作以建立共同基础是我们这个民族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共同工作是美国人民最擅长的事情””。5这种擅长来自美国的历史和文化，包括“五月花”号的天路客们的历史。美利坚最早的社区就是教区。在教区中，人们有着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目的，居住在一起。
所以，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还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分析，以及历史事实都说明，结为社区共同体是人类在自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因为做为生命个体的人类彼此相互需要自己的共同体。社区在本义上就是把个体连接在一起，为共同体服务，参与共同体事务。
（二）现代社区的内在矛盾
现代社区的内在矛盾是指在现代社会作为社区成员的个体居民一方面要满足自主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要满足其他社区成员的需要，这两种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矛盾和冲突。美国非营利组织-伯克那基金会（The Berkana Institution）负责人玛格丽特·惠特利（Margaret J.Wheatley）和梅隆·凯尔纳-罗杰斯（Myron Kellner- Rogers）在实践中发现了现代社区的内在矛盾。他们指出，“人类社区跟其他生物没有什么不同。社区的形成，同样处于这两种需要--自主的需要和对他人的需要。但在现代社会，我们却难以接受这两种需要之间的天然悖论。我们试图牺牲其中的一种去满足另一种”6是有人类以来，社区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它不仅存在于现代社会，也存在于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正如生物界存在弱肉强食一样。人们试图牺牲其中的一种需求去满足另一种需求的例子在现实中比比皆是。
首先，从《五月花号》，我们一方面看到了那些乘着“五月花”号的天路客们如何形成了一个社区，和在登上美洲大陆初期如何和印第安人共同生活，因为在初期天路客需要印地安人，以及后来又如何与印第安人反目为仇，相互残杀的，它展示了现代社区的另一面-“试图牺牲其中的一种去满足另一种”需要，以牺牲土著人社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社区的利益。用《五月花号》作者的话说：“维持了五十年的和平，印第安人和英国人的生活已经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以致战争开始的时候，许多地区的印地安人发现他们自己处在，用一位编年史作者的话来说，‘非常迷惑，不知所措’的状态。一些印第安人选择支持菲利普；另一些人加入了殖民者的军队，还有一些选择中立。暴动迅速蔓延，直到整个地区变成一个可怕的战场”。7
其次，经济学家已经对此有了深刻的分析。美国经济学家加德博斯腾（Jared Bernstein）通过一个发生在天堂和地狱的寓言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社区矛盾的实质：
“我曾经听人们讲过一个发生在天堂和地域中的寓言：分别在天堂和地域的人们，围坐在盛满美味大餐的餐桌旁，食物远离他们，不过他们每人都手握真正的、可以触及那些食物的长长餐叉。
在地狱，人人都挨饿，因为尽管每个人都可以用手中的餐叉去取到食物，但是，餐叉长于他们的手臂，以至于他们弯过手臂难以把餐叉终端的食物送到嘴里。
在天堂，人们也面临餐叉太长问题，但是大家吃得很好，怎么回事？
因为他们互相喂食。”
紧接着这个寓言，加德博斯腾阐释道：保护美国人民的私人权力一直是美国价值的核心，但是由于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美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就像在地狱里吃饭一样，人们被推到了相互孤立的境地，尽管经济持续发展，似乎人人都感到饥饿。加德博斯腾认为这个过分强调个人主义政治和社会哲学正在伤害着美国，危及国家的未来，危及后代的发展，更为荒唐的是，它使那些试图实现美国梦的人变得更加艰难(Jared Bernstein, 2006)。
再次，社会学家费孝通也从宏观的社会分析发现了这一点，指出：“海湾战争之后人们已经注意到战争造成了环境污染，认识到了人与地球的关系。这是生态问题。地球上是否能够还能养活这么多人，现在已经成了大家不能不关心的问题了。这是人与地球的生态关系，但最终还是要牵连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反映在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国与国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这才是第一位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很好地提出来研究，看来人类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足够的觉醒。”8也这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其《共同体》一书中说：“我们恰好生活在残酷无情的时代里，而这是一个竞争的、胜人一筹（one-upmanship）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看来都守口如瓶，很少有人会急着要帮助我们；人们在回应我们求援的呼声时，我们听到的却是自力更生的劝告；只有迫不及待地要抵押我们的财产的银行，在向我们献媚并想要说‘同意’，而且即使是它们，也仅仅是在商业宣传中而不是在它们的办事处才是如此”。“总之，令人遗憾的是，‘共同体’意味着的并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将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人们为什么老是谈论的腾尼斯理解的社区，其实是一个失去的共同体，而有人对现实生活中建设的社区或社区建设老是吹毛求疵，但又找不到合适的办法。腾尼斯的社区是一个失去的天堂，当然也是一个能够找回的天堂，只是它需要时间和条件，需要人类的共同努力。
人类过去二百多年的历史和二百多年来思想家们探索的历史表明，要使社会更加和谐、美好，必须建立一个使尽可能使社会成员发展机会均等、全体社会成员相互认同的机制。这就要求发挥市场在合理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政府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和企业与个人在社会事务中的作用。三者形成一个合力，一道工作，共同面对人类发展面临的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能够看到的，最能够实现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发展路径。这也是我们找回滕尼斯所谓社区的基本路径。
二、社区的自然发展与逻辑发展
（一）历史进程中的共同体
社区作为人类共同体形式之一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来看，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三种社会形态，他们依次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社区作为人类生存的共同体，在这三种社会形态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社区是人类的组织形式之一(Paul Matteich, 1997)。
首先，我们从家庭看，从历史来看，早于社区组织的是家。法国哲学家卢梭说：“一切社会形态之中最古老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10从家庭到村落社区，再到城市社区，这基本是社区发展的路径。“民众时常在情感上强烈地归属于他们的社区，他们将社区视为是大城市生活的避难所，是维系家庭生活的场所，也是创造它们梦想的生活环境的机会”。11直到今天，社区的牢固仍然取决于家庭的建设。家庭是社会核心价值延续、保护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单位，通过父母的尽职尽责、慈爱、关心、鼓励，孩子会区分好的行为和坏的行为，会在社会生活中充满友爱、信心和希望，这些正是一个健康社区的基础，也是一个和谐社会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和地区把家庭与社区放在一起讨论的和审视的原因。
其次，我们从传统共同体看，如前所述，像滕尼斯所看到的共同体，在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中“全都消失了”。12德鲁克的解释是：“200年之前，社会任务在所有的社会都是由地方上的共同体来完成的，当然主要是由家庭来完成的”。13这主要是农业社会时期。滕尼斯界定社区概念的时代背景恰恰是人类社会正经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时代，他面临的社会背景是工业革命的和城市化的初期，甚至是市场经济的初期，那个时候，工业革命、城市化以及市场体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还不是十分突出(德鲁克基金会,2006)。
再次，我们从国家主导下的社会事务与社区发展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若干国家开始建立公共福利制度，以应对由于工业革命进程加深引发的新社会问题，诸如失业、贫穷等。这是西方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开始。不过，这个制度在美国启动很晚。因为当时美国工业化方兴未艾，经济蓬勃发展，每个人都不担心没有工作。即使找不到工作，美国地广人稀，也可以得到一份农田。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美国政府没有感到建立社会福利体制的压力和必要。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摧毁了人们的这种信念。由于银行和企业破产，有史以来，美国人感受失去工作的痛苦。当时的美国总统罗伯特·胡佛认为，实行自由的市场竞争是保持经济发展的主要对策，他主张政府对企业不加任何干涉，任其自由发展，经济状况便会得到改善。
与此同时，胡佛通过州和地方政府为需要帮助的弱势人群提供救济。但是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做这些事情，所以，胡佛政策目标并没有得以实现，引起大多数美国公众的不满。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胡佛为克服大萧条所作的努力是不够的，1932年，美国人民选举富兰克林·罗斯福做他们的总统。1932年，罗斯福上台不几天，便向美国国会提出了社会复兴和改革的立法提案。国会几乎批准了罗斯福提出的所有措施。大萧条时期实施的许多政策都是临时性的，但是其中之一，社会保障却成为延续至今的制度。自从罗斯福时期，其他美国总统，特别是约翰逊，都把社会安全网建设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约翰逊在20世纪60年代逐步完善了美国的社会安全网，其中包括医疗卫生、食品卷、公共住宅-为低收入阶层提供付得起的住宅，等等。与20世纪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相适的社会保障、就业、现代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与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相适应的社会部门。这不是说，新的世纪，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已经不复存在，只是它们在社会事务的作用已经不是早先的样子，它们在社会发展中依然发挥着作用。社会保障、就业、现代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等社会事务需要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侯均生陈钟林2004)。这就是工业社会的社区建设和社会发展。
第四，我们从信息技术下的个体、社会组织和社区发展看，信息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信息技术基础上的全球经济、全球社会的形成及其与传统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协调问题。“哲学家伊凡·伊利赫1977年说‘50年前，一个美国人所听到的大多数词汇是别人亲自对作为一个个体的他说的，或者站在附近的某人对他讲的。’今天，这样的事情几乎没有了。我们美国人或全球消费者社会里的任何一个人听到的大多数词汇都是通过电波对作为大市场的一部分的我们所做的销售广告的传播。”14人们发现，在一个各种不同的子系统不断出现并且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政府管理已经显得越来越吃力；政府发现难以预测自己的决策后果，难以避免其决策产生有害的影响。“在社会层面上，全球化和全球主义的实现能带来其他几项重要的利益：民主、公民和人权的扩张；教育和文化的传播；信息和全球居民通讯的进步；多元文化理解和意识的增长；妇女和历史上的弱势人群享受权益；促进有益于环境的生产体系；闲暇和创造性的增长和不受馈乏之苦。”15信息化造就了一个全球共同体。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的责任主体，就其内涵来说是在不断变化的，从传统的家庭、村庄、教区，到政府、独立的社会部门，他们所负责的社会事务也在不断增加，从传统的教育、救助等社会事务，到社会保障、就业、现代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信息技术下的个体、社会组织、全球社区、虚拟社区等等。社区作为共同体处在不断变化中，没有一成不变的社区。
（二）思想逻辑进程中的社会与社区
思想逻辑进程中的社会与社区是我们从社会思想史理解社区的探索。过去200年间，社会思想家们的逻辑是沿着两个方向演进的，一是社会学方向，一是社会政策方向。在社会学的方向中，社会被理解为组织、群体、制度；在社会政策方向中，社会被理解为与公民福利有关的国家行为和社会行为，更多的是国家行为。社区的发展也受到这个历史进程的影响，国家把社区作为社会问题的社区解决方案纳入社会政策，不理解这点就不能理解现代社区的发展，也不会跳出腾尼斯的社区愿景。
首先，我们从组织、群体、制度看，社会学方面，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 1838-1917）在其《社会学方法论》中阐明了自己的社会理论：(1)社会本身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实体，它区别于自己的各个组成部分并且不可归于各个组成部分； (2)在优先分析整体时，把系统的组成部分看成整体的基本功能，是满足整体的需要和必要条件。迪尔凯姆是在哲学意义上讨论社会的含义的。
迪尔凯姆说：“在社会中存在一种确定的团体现象，这种现象的性质与其他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现象的性质有着很大的差别。”16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通过社会变迁把社会概念具体化。他用社区（Gemeinschaf）表示一种由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所组成的关系亲密、守望相助、存在一种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的社会团体，人们加入这种团体，并不是根据自己意愿的选择，而是因为他们生长在这个团体内。他用社会（Gesellschaft）指由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异质人口所组成，人们之间是靠分工和契约联系的，重理性而不讲人情，人们加入这种团体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的结果。对此，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总结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17滕尼斯从社会变迁理论出发，认为工业革命导致了社区的瓦解。滕尼斯的理论对社会学影响甚大，以致我们现在依然使用他的社区概念和社区理论。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开始受到抨击，这种抨击来自于后来被称之为冲突理论的学派。冲突理论继承了韦伯、齐美尔，帕累托等社会学先驱的有关冲突思想，并借用了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时使用的一些概念，激烈地抨击结构功能主义的均衡模式。达伦道夫（R.Dahrendort）可以被视为冲突理论的代表，他认为，冲突理论并不比均衡理论正确多少，它的意义在于冲突论重视被均衡论所忽视的社会侧面变迁、冲突、反功能和压制。交换理论（exchange theory）从另外一个侧面补充了早期功能主义忽视的另外一个问题个人的动机问题。该理论在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由霍曼斯（G.G.Homans）和布劳（P.Blau）所倡导。正如斯莫尔所指出的，交换理论是针对着功能主义理论来的。20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在美国及西方社会学中颇为流行的另一个社会学流派是符号互动论。它的意义在于，它重视人的主观因素，强调人与动物的不同。它注重微观的研究，重视人际互动的研究和重视个体区别于他人之间的条件。丹尼尔·贝尔从社会结构、政治组织和文化三个领域分析后现代社会。18米歇尔·夫考特(Michel Foucault)则关注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incoherence and discontinuity）,这些后现代主义社会学家也关注了后工业社会的产业变迁和消费模式等问题，有的分析也非常深刻，如“在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从对工人的控制转向对消费者的控制”，等等。19对于人们理解当代社会提供了一个视角。后现代理论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社会问题，也是从社会行为及其失范入手的，包括后现代主义，其关注的领域主要包括酗酒和吸毒、性行为、犯罪和暴力、种族和种族关系、贫困、性别不平等、家庭问题、教育问题、医疗保健、生活质量、人口与生态。但是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都是基于社会学的视角--功能主义的观点、冲突论观点、相互作用论观点，20等等。后现代结构主义（Post structuralism）是结构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延伸。21而人们热衷的后现代理论则受到后现代结构主义的深刻影响。在这些理论中，社区是作为一种组织、群体和制度形式。
其次，我们从与公民福利有关的国家行为和社会行为看，在社会政策方面，一般认为，社会政策发端于1873年，由一批德国经济学家创立的“德国社会政策学会”，迄今已经有130年的历史。社会政策是“影响公共福利的国家行为”。22考察社会政策的演进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其背后的一条主线就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如何协调效益与平等追求之间的矛盾。英国最早的济贫法就是针对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其核心目标就是消除贫富严重分化，减少贫困人口的规模，保持社会稳定与正常运行。在社会政策的理念上存在着两种同的模式：一是自由主义社会政策模式，又称“社会政策的剩余福利模型”。 这种模式认为，为了满足社会需要，政府的干预应保持在最小的限度内，自由市场是“自然的”因而也是首要的满足个人需要的渠道。国家的干预只能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才能介入，自由主义者把个人自由权看作高于其他一切的权利，把保障个人自由权视为满足个人需要的前提条件。在现代社会福利思想中自由主义的代表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这一思想的实践者是70年代末的撒切尔夫人和80年代初的里根。另一种社会政策模式是所谓制度性的再分配模型，这一福利思想的代表是蒂特姆斯，他直接抨击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剥削，社会政策的作用在于对社会弱势群体采取某种形式的补偿，目的是满足社会需要和改善公共利益，它要求实行资源的制度性再分配，以保证全体公民生活的安全，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公平。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政策借用了市场化的语言表示一种与时俱进的新观念，如将政策对象看作“客户”，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强调要时刻倾听客户的意见，这就更清楚地体现出作为政策实施主体的政府机构和非营利部门的公共服务性质。
社会学从19世纪开始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主要还是着眼于社会的组织、个体的行为研究、社会的规范，等等。社会学的先哲们对于社会的界定基本是从学理出发的，他们更多地是侧重于社会的组织、制度、文化，或者叫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如家庭、村庄、教区”等。社会政策则更着眼于与公民福利有关的国家行为研究。现在看来，只有把公民的行为研究和与公民有关的国家行为研究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了解社会和社区。
再次，我们从信息传播与网络看，信息社会是信息技术的产物。伯克利大学教授、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提出了网络社会的理论，是针对当前社会世界中正在进行的不寻常转变进行的、非常有意义的探索。他说：“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造社会的物质基础。全世界的经济已然成为全球互相依赖，在易变不定的几何形式系统中，引入了经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形式”。23这里的经济是全球经济，与传统的农业经济、独立的工业经济体系已经截然不同；这里的社会是网络社会，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虚拟社会；这里的国家已然是主权国家，但必须处理跨越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信息技术在改变着传统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福利，“公司内部以及与其它公司的关系均分散化与网络化”，“工作关系日趋个体化与多样化”，“国家干预则选择性地解除对市场的管制，并依每个社会的政治力量与制度性质决定，以不同的强度取消了福利国家”，24等等。曼纽尔试图在传统的社会学和社会政策之外对网络社会的特征和政策取向找到更加合理的解释。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建立在主权国家、主权经济和主权社会三者合一假定之上社会学理论和社会政策理论在全球化面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失去了应有的解释力。但是，集解释与对策于一体的网络社会理论还没有成熟起来，也不足以应对这日趋复杂的全球经济与社会。
从作为组织、群体、制度的社会，到作为与公民福利有关的国家行为和社会行为的社会，再到信息社会，既反映了社会学、社会政策，以及社会学在信息时代不同的关注点，也反映了社会自身的历史演变。逻辑和历史是一致的。关于这点，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分析得到进一步认证。
（三）社会与社区的本质
社区与社会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方面，他们有着各自的本质规定，这种本质规定是他们相互区别。根据社会思想家的逻辑进程和社会历史进程，我们把社会定义为：由居住在同一社区或不同社区，来自同一文化或不同文化、同一制度或不同制度、同一组织或不同组织的个体成员组成的群体，他们以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为基础，通过社会组织、政府机构来处理社会事务、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共同价值、共同利益、社会事务、社会公共服务是社会的四个基本特征。社会建立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之上，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下有不同的组织形式和社会事务，迄今人类经历了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共同体社会，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基础的政府主导社会福利的现代社会，和在信息经济基础上的政府、社会部门共同治理的社会。
与社会不同，“成功的社区在拥有共同的目标或活动的同时， 还有着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信念。其成员拥有共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因此他们可以相互预见并尊重彼此行为”。25社会可以不涉及具体的空间因素，但是社区必须具有空间或区位因素。社区的要素包括区位、人群、组织、共同的意识或归属感。
三、社区与公民社会
社区与公民社会的发展分不开。社区是公民社会在一定区位活动的结果和形式。我们把公民社会被定义为由“非政府组织和志愿性团体形成的网络，来处理社区发展、土地和住房、文化认同、社会服务的提供和人权保护等城市事务”26美国学者莱斯特·M.萨拉蒙认为由于市民社会“在市场和国家之外的独特地位，它们通常以较小的规模、与公民的联系性、灵活性、激发私人主动支持公共目标的能力，及其新近被重新发现的对建立‘社会资本’的贡献，公民社会组织在寻求介于仅对市场信任和仅对国家信任之间的‘中间道路’中的战略重要性已经呈现出来”。27社区一开始就是居民和居民的志愿性团体活动的结果。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社会的功能（Social Roles）的数量和范围都会有所增加，造成产生公民社会组织的新的和不同的基础。关于这些，我们可以从以下国家的发展事实中得到佐证。
首先我们来看美国。美国的社区发展可以从它的历史中得到解释(约翰·基恩, 2006)。最早的北美移民生活艰辛，遍布各地，政府鞭长莫及，促使人们联合起来自我治理，相互帮助和开展社区活动。这种从经验中生长出的公民参与和个人努力造就了公众参与公共福利的传统。后来，移民们在新的家园通过教会捐赠和非营利组织帮助穷人的小组、互助协会来支持社区发展。宗教领导人鼓励信徒为穷人捐赠和为教堂做慈善工作，为社区或其他地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援助，为自然灾害的受害者提供服务，为自己的教堂捐赠，成为大多数人的自觉义务。志愿精神和慈善文化构成美国300多年文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唐华, 2006)。相互帮助、公民参与、民主原则，政府、社会和私人从不同角度解决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崇尚个人自立和有限政府责任，成为美国社会和国家的特点，也成为美国社区的特点。社区组织是美国社区的基本构架。美国殖民时期的发明家、政治家和美国最早的慈善家本佳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为改善自己所在的社区提供资金支持，提供机会让社区居民自己帮助自己。他建立了地方社区组织，诸如志愿者消防公司和宾西法尼亚医院、宾西法尼亚大学和宾西法尼亚公共图书馆。
其次，我们来看加拿大。加拿大的社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公民社区组织是相互重合的。17世纪，随着学校和医院的建立，宗教组织最先建立了公民组织（Civil Organizations）。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合作组织(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是公民社团的推动力量合作的牛奶公司、协会、保险公司和联合劝募(United Way)相继出现(马西恒 鲍勃·谢比伯等, 2006)。
再次，我们来看以色列。在过去的100年间，以色列志愿组织在全世界的犹太社区中提供社会和教育服务。这些组织的基金来自犹太社区的捐助，它们在过去被归于代表并保护各成员团体的伞状组织（Umbrella organization）。
第四，新西兰公民社会组织通常是地方的和自由的，尽管一些全国性的组织在各个社区拥有其地方分支机构。它们还积极与地方和全国政府合作制订替代性政策。
第五，新加坡5200个注册组织之中，将近30%倾向于提供社会福利服务。还有一大部分从事的是能够带来持久变化的发展战略。许多公民社会组织由政府发起，由平民百姓(Gra Roots)和社区集团（Community Groups）管理。那些拥有自主权，由个人群体构成的组织则针对专项事宜，通常从国家那里得到资金或者技术帮助。
第六，菲律宾公民社会组织在把可持续发展实施到地方层次方面是领先的社区。文化活动组织开展的是范围广泛的人类福利活动，它们起源于一个双方交换的传统，这个传统在乡村、移民社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在城市也一直存在。这个类型的公民社会组织所关注的是帮助它们的成员，提高社区意识，为别人提供赠品和服务，教育和培训，城市规划，提高普通人的价值观以及专业和精神的改善。这些组织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起着先导作用，它们经常联合起来平衡它们对政府机构政策和政府行为的影响。
由于历史、文化、地理、政治等因素不同，各国形成了不同的社区模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介入社会事务，形成了不同形式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模式，诸如美国模式、欧洲模式、日本模式，等等，社区与公民社会的发展及其组织形式在每个国家和地区也是不尽相同的，我们完全不必按照统一的模式去理解社区。理解社会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是分析社区的基本视角。但这决不是说社区没有共性。
四、结论
总之，社区的共性就是，作为人类的共同体(齐格蒙特·鲍曼, 2007)，社区是在社会的自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做为生命个体的人类彼此相互的基本需要，在本以上它把个体连接在一起通过参与共同体事务，为共同体服务来满足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也是公民社会的形式和表现形态之一。社区的要素包括区位、人群、归属感、组织、共同的意识。各个国家可以从社区的共性出发，在实践中相互借鉴，在理论上相互学习，共同探索适合本地发展的最佳社区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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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 Amherst H。 Wilder Foundation， 1997。
注释：
1 （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原版序》，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6页。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35年版，第25页。
4，7 （美）纳撒尼尔 费尔布里克：《五月花号-关于勇气、社群和战争
的故事》，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第3页。
5 （美）比尔 克林顿：《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
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
玛格丽特·惠特利、梅隆·凯尔纳-罗杰斯：“社区的矛盾与希望”，
德鲁克基金会主编：《未来的社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8 《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297页。
9 （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第4页。
10 （法）让 雅克 卢梭：《社会契约论》，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11 （美）理查德 C 博克斯 ：《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12 （美）彼特·德鲁克：《社会的管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68页。
13 同上。
14 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84页。
15 （英）罗宾 科恩，保罗 肯尼迪：《全球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1年版，第546页。
16 （法）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 年版，第
3、4页。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5年版， 第5页。
18 George Ritzer,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Its Claical
Roots: The Basics, McGraw-Hill, New York, 2003, p233.
19 同上。
20 Vincent N.Parrillo, John Stimson, Ardyth Stimson, 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 (Fourth Edition), A Viacom Company, 1999.
21 George Ritzer, 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 McGraw-Hill, New York, 2004, p486.
22 （英）迈克尔 西尔：《理解社会政策》，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页。
23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0, p1.
24
同上。
25 克莱尔·高蒂安妮：“繁荣社区的智慧资本”，德鲁克基金会主编：
《未来的社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26 Scott A.Bollens, “Managing Urban Ethnic Conflict”, in Robin
Hambleton, Hank V.Savitch, and Murray Steward, Globalism and Local
Democracy,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llan, 2002, p.118.
27 （美）莱斯特·M.萨拉蒙等：《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1] 丁元竹，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邮编 100089，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政策、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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