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一种
2020-03-01 20:25:59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现实一种》的文本叙事
摘要：先锋作家余华赋予现实一种全新的理解，他冲破了温情脉脉的日常经验的围困，主张用“虚伪的形式”自由的接近内心的真实，本文从《现实一种》的文本出发，对小说的叙事结构和叙事手法进行细致分析，具体涉及重复叙事，黑色幽默和反向象征的运用，进而据此剖析余华对人性之恶，暴力，死亡等嗜心主题对现实的深层围困的深刻反省和相当程度的宿命思想。同时，文章还就《现实一种》对余华的先锋文学创作进行各方面的反思。
关键词：
余华是一位颇具才华和创造力的中国当代作家，他似乎没有学艺期，然而却是先锋作家群体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从1987年的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为我们呈现的别样的直击人心的成长真实开始，余华就引起了文坛中敏锐的有识者的关注，到发表于1988年《北京文学》第一期的《现实一种》，余华开始广泛激起评论界探讨“另一种真实”的欲望和热情。
《现实一种》中，余华运用将惊心动魄的暴力场景的纤毫必露营造的细节的真实与死亡事件的连环叙述显现的整体荒诞相结合的先锋性艺术手法，为我们不动声色地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内部由孩子皮皮偶然性的误杀堂弟引发的兄弟之间的连续仇杀的冷漠、血腥、残暴的故事。暴力，死亡，人性之恶的轮番上演让人绝望窒息怀疑的同时不得不承认这些突出主题的难以根除和无处不在。为什么余华如此倾心这些主题?1989年余华发表了一篇理论文章《虚伪的作品》，在这篇文章中，余华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创作宣言：写作是为了更加自由的接近真实，要达到这种个人精神的真实，必须采用“虚伪的形式”。所谓“虚伪的形式”是指余华找到的一种在创作中把握自己所理解的世界和人生的方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实世界提供给我们的逻辑和秩序，然而却使我自由的接近了真实”。[1] 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吗﹖”的呼声与思考的余华，以其一系列具有形式革命意义的先锋小说创作争得了文学史的一席之地。
然而，余华先锋文学创作的成功不仅是个人天赋的杰出显现，也有时代因素使然。20世纪80年代是文化启蒙的年代，“文学创作上先是寻根小说在所谓的寻文学之根的名义下发起了大规模的批判民族文化劣根性的运动，接着是源起于形式革命的先锋小说以激进的解构对传统、历史和现实中的一切存在包括意义、价值、深度、崇高、理想等终极话语进行彻底的否定，历史的虚无、现实的荒诞、人生的不确定性、生命的无意义等等成为先锋小说反复渲染的主题”。[2]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余华奉行的“另一种真实”的写作并没有脱离现实，他走得巧妙却也走出另一种深刻。
一、重复叙事
一件事不仅能够而且可以重复，重复事实上一系列相类似的事件也可以被称为相同事 件或同一事件的复现。《现实一种》中这种重复叙事运用很多。
重复是小说叙事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包括事件重复和话语重复两种类型，在小说中余华运用了这两种重复的手法。格非说：“有什么样的内涵和意图，就会产生相应的形式。”[3] 余华在文本中实践的死亡和暴力事件的不断重复最终指向了某种宿命，这里蕴藏着作家对世界、人生以及艺术的独特理解。
(一) 事件重复
著名评论家戴锦华曾这样评价余华早期的作品“余华的世界是锁闭的，那是一个劫数难逃死期已至的锁闭，是死亡不断播散，往返撞击的同心圆”。[4] 《现实一种》中死亡事件的重复与母亲对死期将至的细腻感知的重复正是在一个锁闭的家庭内部演绎的：山岗四岁的儿子皮皮由于偶然的松手导致堂弟摔死，而后山岗的弟弟山峰愤怒的踢死皮皮，接着在妻子的不断唆使下，山岗处心积虑地上演了让山峰笑死的悲剧，最后山峰妻子借助法庭的力量枪决了山岗并冒名将山岗的一体成功捐献给国家，使得山岗再度遭受肢解形式的又一次死亡。
伴随着这场目的性极强的血腥而残忍的连环复仇的另一重复结构是作者对山岗山峰的母亲对自己死期将至的频频感知的精细描绘：“我夜里常常听到身体里力有这种筷子被折断的声音”，“我知道那是骨头正一根根断了”，“她觉得自己活不长了，因为每天都有骨头在折断”，“她马上断定那是肠子在腐烂，而这种腐烂似乎已经由来已久”，“她感到脚的死去像冰雪一样无声无息，死亡在她的腹部逗留了片刻，以后就像潮水一样涌过了腰际，涌过腰际以后死亡就肆无忌惮的蔓延开来” „„
无论是兄弟间无休止的残杀还是母亲频频的对死的感知，余华让笔下的人物从小孩的到老人大多走向了无意义的死亡。这样的结构重复呈现了余华创作中的两个特征：其一是对传统文学创作形式的质疑和反叛，其二是寓于荒诞感背后的宿命思想。
沃•威尔什在谈到后现代的特征时说：“对于今天的世界，决定论、稳定论、语序、均衡性、渐进性和线性关系等范畴愈来愈失去效用，相反，各种各样不稳定、不确定、非连续、无序、断裂和突变现象的重要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所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们的意识：它反对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逻辑公式和原则以及普适的规律来说明和统治世界，主张变革和创新，强调开放性和多元性，承认并容忍差异”，“后现代是一个告别了整一性、统一性的时代”。[5]余华结构重复下的死亡暴力叙述生成的不确定性，片段性，冷酷性，是迥异于传统的主题的明确情节的完整和对人生他人及世界温情的观照的。如对母亲这条线索的处理，可以说余华想让这个人物出现就出现，消失就消失，而且人物心理感觉化没有丝毫理性逻辑可言。作者采用的“虚伪的形式”是作者新的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一种“敌对的态度”下的“暴君式的叙述”。余华说“我生活在一个不平常的年代，我十八岁以前的中国是一个专制的社会，那时候的岁月让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惧。而我二十岁以后，中国开放了，今天的中国人可以说是获得了很大程度上的自由”，另一方面“一个作家的童年决定了他一生的写作方向”。[6]可以看出，历史环境和自身的因素促成了余华内心不一样的真实，而这种多年塑造的精神的真实又外化为余华叙事形式的变革和对价值的反叛与颠覆。
《现实一种》中的连环复仇的结构重复形成一种荒诞的存在，它不同于传统价值对真善美等形而上的绝对真理的简单推崇，余华的创作是对生命的无常和人的必死进行的一次独特的建构，只是在这次建构之后还会有什么样的建构这是余华在先锋文学创作中没有回答的问题。因为没有清楚的回答，所以余华的宿命思想就呈现了。余华让暴力死亡占统治地位的叙述引出的人物命运的无常，理性让位于非理性，现实如梦境，恍惚、破碎、人物言行感觉化。从皮皮的堂弟到皮皮到山峰到山岗，外加母亲，这些人物接连赴死，这是作者宿命思想的体现，它包括两个层面：一乃人性之恶的宿命，二乃死亡的宿命。人性之恶包括人对暴力的迷恋以及它的不可涤除性，余华自己也曾表白“暴力因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人类文明的递进，让我明白了这种野蛮行为是如何威胁我们的生存”。[7]读完全文会让人深深地感觉到文中最后的胜利者是暴力而非山峰的妻子或者其他人物和力量。文中对皮皮的刻画“他就这样不断去卡堂弟的喉管又不断松开，他一次次地享受着那爆破似的哭声”，这样的孩子形象是让人十分绝望和恐惧的。余华没有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他只做旁观的呈现。山峰对暴力的痴迷体现的更残忍，孩子摔死后，他出尔反尔，一脚踢死了皮皮，而后又疯狂的殴打妻子，“于是山峰就曲起膝盖顶住她的腹部，让她贴在墙上，然后抓住她的头发狠命地往墙上撞了三下”，通过作者对山峰的描写可以看出山峰自己无法控制自己而是体内某中蓄积的力量控制着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人来源于动物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程度上的差异。”[8]据此，人的兽性是潜藏于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本能，它一旦被无限放大，人就不可避免的走向毁灭走向死亡。死亡在《现实一种》中没有意义，若说有，它的叙述就是引发下一轮死亡事件的契机。余华消解了死亡在宏大叙事中的圣神性和它所代表的光荣的阶级性，这种消解是对传统叙事的反叛，也是余华对人生意义不可知的虚无悲观的宿命思想的体现。
(二) 话语重复
重复还表现在叙述语句上，叙述语句的简单重复和回环复沓能塑造人物形象并且可以产生言外之意的韵味。
《现实一种》不像后来余华创作的《世事如烟》《难逃劫数》那般，小说的仿真性是较强的，因此话语重复塑造的人物形象符号意味不是很强，其象征意味和现实感值得分析。如母亲不论在任何场合总是强调“我的骨头正一根根断了”，这就是对一个极端自私冷漠只关心自己生死和胃口的老太太的形象的最佳诠释。
言外之意的韵味文中多有表现，对人物心理的惟妙惟肖的简单刻画呈现了人物内心的 紧张和无处可逃的荒谬感。如山岗的妻子明确自己儿子被踢死以后不断地对山岗重复“你应该揍他一拳”，“你起码应该揍他一拳”这样的话，这表现了她内心强烈的复仇意识，为接下来的行文垫足了火药气味与复仇的不容置疑性。再如山岗在使山峰狂笑四十分钟暴毙后的逃亡过程中，走至一家渔行时，对那儿的人说了三遍“这腥味真受不了”，这其实是山岗在杀死山峰后畏罪心理的表现，山岗杀人之后，可以说与自我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都不可捉摸起来，他奇怪的言行揭示了他面对自己这种荒谬处境的无路可逃感和掩藏不住的恐慌与绝望。这样的情形在山峰杀死皮皮后也同样存在。
二、叙事手法
余华在《现实一种》中运用了黑色幽默和反向象征的叙事手法，黑色幽默体现在整体的行文与局部的运用，反向象征体现在对太阳这个意象的塑造上。两种叙事手法都是对传统叙事的反叛，极具先锋意义。
(一) 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不同于传统幽默，黑色幽默是悲剧的一种，运用讽刺手法通过对丑恶的呈现向读者传达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王德威在评论《现实一种》时说：“《现实一种》描述家族的血腥事件，仿佛实验报告。故事中的人物‘玩’命如儿戏，按部就班迎接死，几乎像是串演黑色幽默。”[9]文中皮皮的堂弟是被皮皮随意松手摔死的，皮皮是被踢死的，山峰是被笑死的，山岗被枪决又被肢解，母亲死的其所，死的时候也带着笑。笑和死亡的并置是反讽，是对生命的嘲弄。所有被安排死的结局的人的死都没有我们通常所指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实现，直击人心的不是一个个人物的死亡，而是在死之前作家安排这个人所遭受的人性之恶所无法摆脱的暴力力量的折磨和摧残，这是余华深刻的地方，人无法抗拒暴力的控制这是人性的丑恶也是人之为人的一重悲剧，也是作者悲观绝望的原因。这里不存在“美的东西的毁灭”，而是根本就没有“美的东西”的悲哀。
再来看黑色幽默在文中局部的运用。山岗被执行枪决时，“慢慢的开始听到嘈杂的人声，这声音使他发现四周像茅草一样的遍地的人群”，“现在他想起来了想起先前他常来这里。几乎每一次枪毙犯人他都挤在前排观瞧。可是站在这个位置上倒是第一次，所以现在的处境使他感到十分新奇”。相似的场景我们在鲁迅的作品中更熟悉，中国人“看客”的身份在鲁迅先生猛烈而痛心疾首的口诛笔伐下竟依然代代相传！我们在嘲笑山岗的新奇感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带泪的悲哀？
(二) 反向象征
“反向象征是建立在公共象征的基础之上的。无‘正向’何来反向？它以尖锐而意外的、违背公共象征内涵的意味，表达诗人深刻的意识。通俗地说，反向象征就是诗人翻转公共象征的正面，将其负面揭示出来，更深入地颠覆解构其正面‘本质’。”[10]陈超提出的现代诗人运用的反向象征同样体现在先锋小说家的意象世界里，现代派诗人与先锋派小说家的思想深处都存在一种批判质疑的可贵元素。
反向象征体现在文中对太阳的描绘上。《现实一种》中经常提到太阳，然而余华笔下的太阳不是金色艳阳，辉煌灿烂，伟大理想，光明前途等美好事物的象征，似乎是因为时间太久生活中没有太阳，山岗山峰一家也就丧失了对太阳的欣赏的心态，这之中为人物内心的阴暗情绪的淤积做好了铺垫。好不容易太阳出来了，但它的味道已然变质，太阳与死亡鲜血连在一起，“血在阳光下显得有些耀眼”，人物在阳光下不是喜悦，而是“对太阳不感兴趣”，“头晕目眩”，“骂骂咧咧”，阳光也不是辉煌灿烂，而是“肝炎那种黄色”。这就构成了反向象征，消解了宏大叙事诸如《红旗谱》《艳阳天》闻捷的诗歌等对红太阳等经典意象的绝对推崇，达到了反传统与去中心化的批判精神，对太阳的反向塑造是余华对特殊年代的意识形态霸权及现实主义创作牢笼的批判和反思。福柯说“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每个试图对历史作出客观阐释的人应该尽可能回到那个“讲述话语的年代”本身，余华的反向象征是对“讲述话语的年代”的一种反抗和反思。
三、反思和总结
接受美学大师姚斯说：“艺术作品的本质建立在其历史性上，亦即建立在从它与大众对话产生的效果上；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只能在问题与答案的辩证关系上加以把握。”[11] 《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等先锋性十足的小说创作表现出的余华的独特的真实观我们不能小觑，然而余华后期的文学实验也有盲点，原因在于对形式实验的过度痴迷和重复，对偶然的倾心，对命运的执念。即“其形式游戏可能被统摄在一个新的执念下”。[12]如《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等作品给读者的阅读期待造成不小的障碍，破坏了作家和读者之间的默契。这样的作品失去了与读者对话的可能，因为这样的作品呈现的是不可解的混乱的问题，没有答案，不可把握。正如列奥•洛文达尔说“一部文学作品的效果才是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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