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边缘》

2020-03-01 18:47:45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读书报告

【摘要】中国边疆民族史学者王明珂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中，以族群边缘研究为视角，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借用历史记忆与失忆的概念，对华夏以及华夏边缘认同如何形成、扩张与变迁进行了系统阐述，同时也是对西方人类学界族群理论所作的一个本土话语应对。其崭新的研究取向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视角，给以启发反思以及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族群边缘、集体记忆、溯源研究、民族史边缘研究

一、背景介绍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是台湾中央研究所王明珂博士“族群边缘研究”的重要成果。作为一位研究中国边疆民族史的台湾学者，作者引用大量历史、考古和人类学资料，从一个新的角度——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历史回忆——来解读华夏（中国人）的本质，说明在特定的资源竞争与分配环境中，华夏边缘如何形成与变迁，华夏如何藉历史记忆与失忆来凝聚、扩张，以及华夏边缘人群如何藉历史记忆与失忆来成为华夏或成为非华夏。作者明确指出了以往历学、社会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族群溯源研究的不足，他以中国人“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为主要研究对象，努力构建一个族群边缘理论，来诠释一般性的人类族群的认同与认同变迁现象，最终来回答“什么是中国人”这个本质问题。

二、作者简介

王明珂，1952年出生于台湾。197

9、1983年先后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199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责任职于中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曾任教于台湾大学、清华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东吴大学等校。主要从事于中华民族史、族群认同、历史与社会记、游牧社会及其历史研究。近十年来从事羌族社会文化、历史记忆与族群现象的田野调查研究。

三、主要内容

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30年来社会人类学界族群理论的发展历史，并提出自己“民族史边缘研究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作者对于历史文献、考古遗存和当代口述资料的看法。当代的社会人类学界，关于族群本质的研究存在两大理论：

一、族群客观特征论，即通过个体的体质特征或文化特征（语言、服饰、宗教等）来判断其族群身份。这种族群划分方法的缺陷是明显的，首先、体质相同的个人或者群体间，可能由于主观认同的或客观文化特质的差异而属于不同的族群；其次、不同的文化因素在族群间划分的人群范畴不一定能彼此吻合；再者、语言、体质、文化在人群中常有同有异，相似到哪一个成度就是一个族群并没有一个学术上的客观标准。

二、主观认同下的族群与族群边界，它的代表是挪威人类学家巴斯（F.Barth），他宣称造成族群特征的是由它的“边界”，而非包含语言、文化、血统等内涵。一个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指的是地理边界，而主要是指社会边界。他与文化特征论者所持有观点不同，而认为“族群”理论更趋向一种主观认同，客观文化特征最多只能表现一个族群的一般性内涵，而无法解释族群边界的问题。

围绕着认同是如何产生、变迁，产生了西方人类学族群研究的二大理论方法，即工具论和根基论。工具论者视族群为人们在现实利益考量下，限定共享资源人群范围的工具。有时工具论者又被称为况遇论者，因为他们强调族群认同的多重性，以及随情势变化的特质。他们用政治、经济资源和竞争与分配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变迁，并认为族群的认同是多变、可被利用并随变化而定；根基论者以为族群认同主要来自于“根基性”的基本情感，克利福德·格尔兹指出：“对于个人而言，这种根基性的情感来自亲属传承而得的既定资赋。”[1]一个人生长在一个群体中而不自觉的获得的血缘、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等，因此他与群体中其他成员通过这种根基性练习来凝聚彼此。不过，他们并不强调生物传承或以客观文化特征来造就族群，只是注意文化性解释的传承。例如一个中国人自称是“炎黄子孙”，并非一定说他真是炎帝或黄帝的后代，而是他的主观认同。

但是工具论和根基论都有明显的缺失，工具论无法回答族群认同与其他人类社会认同间的差别，同时，根基论也无法解释族群认同的特殊性及根基性的感情联系如何产生、维系和传承。作者结合社会学的集体记忆理论与前述族群理论，调合工具论与根基论之间的矛盾。集体记忆，可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结群，如家庭、家族或民族的一些基本问题。不但这样，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解使我们重新思考在历史研究中所重建的“过去”本质如何。将某一族群的“历史”视为一种社会集体记忆，用这样的历史记忆凝聚一族群，无疑合乎根基论的判断；同时，它也在现实资源分享与竞争情境下被人们集体建构、修改、遗忘，以改变族群的边缘，如此说来这样也适合于工具论的观点。

接下来，针对中国的族群研究现状，作者提出一个不同于传统史学和考古学界“民族溯源研究”的“民族史边缘研究”理论。作者对民族史进行边缘研究建立在一种对民族的定义上：民族被视为一个人群主观的认同范畴，而非一个特定语言、文化与体质的综合体。“民族边缘研究”在方法上也与“民族溯源研究”有相当的差别：在考古学上，由注重器物之传播、演变转而注意人类的经济生态，以重建族群边界产生的资源生态背景；在文献上，将文献记载当作历史记忆，着重于分析历史记忆中所表达的“我群”与“他群”边缘分野及其变迁。

第二部分主要讲华夏生态边缘的形成，在同时作者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探讨华夏的起源。新时代晚期气候的干冷化使华北、华西从事定居农业的人群开始逐渐走向移动化、牧业化和武装化。这样的农牧混合经济人群南移至晋、陕、冀的北方和西辽河地区，找寻宜于农牧之地，于当地的定居农业社会产生了土地资源的竞争。他们便是史书记载中的戎狄。南部的东周诸国，在此刺激下产生了一体的华夏意识，向北驱逐戎狄，以保护自己定居化的农业生产，并且修筑长城以抵御他们。华夏向北扩张，建立长城保护中原资源，如此，便使长城以北习于畜牧混合经济的人群完全投入游牧经济之中，专业游牧人群就此诞生。北方专业游牧化的形成，促使长城以南中原诸国农耕社会人群的华夏民族认同得到空前的强化。北方从事游牧的人群开始被视为“异族”和“非我族类”。由此，“华夏”也自认为是定居的，以农业经营为目标的，并且爱好和平的人群。长城的修筑，代表游牧、农业二元对立，华夏世界愿意积极保护农业资源区的极限，是一个折衷的选择。秦汉统一帝国的形成，促使北方游牧帝国的建立，也是华夏族群边缘确定具体化的象征。[2] 第三部分主要讲华夏边缘的形成与扩张，首先，“华夏边缘的形成：周人族源传说”，是全书关键性的一章。周人的族源研究，是中国上古史中最受人注目的一个主题，周人是构成华夏民族最西方的一支，换言之，追寻周人族源，无疑是追溯华夏民族族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通过周人与戎及姬、姜、嬴、戎所代表的族群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华夏边缘的成长过程。周人原出自混合经济人群——戎狄，但在他们与部分戎狄进入中原农业区，接着持续地向东扩张他们的势力以后，周人与西方、西北方的戎狄部落关系愈来愈呈疏远的态式。西周时期，姬周与戎之间仍若即若离，表现在姬、羌、赢（秦）、戎间的族群政治之间。在姜姓申侯和犬戎一起出兵灭了西周之后，“戎”终于完全成为“异族”的代名词。周王朝东迁后，尊王攘夷的呼声高涨，北部各诸侯国纷纷驱戎，修建长城，表现出强烈的华夏认同感，华夏实质性的边界——长城的修筑，是用于保护他们所共同拥有的农业资源。这种强烈的宣告，终于消除了华夏与戎之间最后的模糊界线。其次，华夏边缘形成以后，随着华夏的扩张华夏边缘也逐步向南和向西扩张。华夏边缘的扩张包括两个同时并进的过程：一是华夏定义谁是异族，一是原来的非华夏假借华夏祖源而成为华夏。[3]作者用华夏的“羌人”概念来探索华夏边缘的西向漂移。他并没有将“羌”视为一个在历史时空中迁徙的民族实体，而是将它看成是华夏心目中的“西方那些不是华夏的人”，也就是华夏的西部族群边缘。因此，分析文献中由殷商到汉代“羌”地理空间之漂移，也就是探索华夏族群西方边缘的扩张过程。另一方面，重组集体记忆以改变社会结群范围，春秋时期原来被视为“蛮”的吴国的正是通过这种方法假借华夏的祖源记忆以成为华夏的。

第四部分主要讲华夏族群边缘的维持与变迁，虽然在秦汉时期华夏与非华夏的族群与地理边界大体形成，但并非自此华夏子孙永为华夏，非华夏子孙永为非华夏。汉代是中国人异族意识与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时代，这时华夏边缘的扩张达到了生态上的极限，逐渐明确化、固定化，边缘之内的人自称为汉人，匈奴、西羌、朝鲜地区、南蛮、西南夷、南越和东越因有不同的经济、文化生态和社会组织而被排除在华夏之外。这种族群意识主要有两个主观的标准：一是人群间经济生态如草原游牧、森林狩猎游牧、农牧混合经济或游耕人群与农业定居人群的差异；二是群体在组织结构，即中国的君权统治方式和游牧、半游牧群体松散结合的方式之间的不同。华夏政权以通婚、贸易、征伐、封贡、赏赐等手段安抚羁縻边疆的民族与国家以维持这个边缘，而最为基本的则是族群意识深处的历史记忆。[4]

本书的最后，作者用“资源竞争、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为叙述目标，结束讨论。他强调了本书在思考华夏边缘历史变迁的三项主轴，即资源竞争、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从理论层次，他说明了在资源竞争与分配体系下，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之间的关系，以及典范观点的社会记忆如何使得边缘的声音被忽略，因而使部分人群落入社会边缘。

四、作品特色

在学术上王明珂强调了注重多元因素，边缘及微观声音，也形成了对现实人群的关怀。该书在许多层面上都有相当积极的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尤其是在方法论、族群理论方面有着突出的成绩和贡献。

其

一、研究方法独特，作者深刻的指出了在历史学、考古学和社会学界对历史研究和族群研究上的不足与缺陷。在本书中作者运用多学科知识并结合西方最新的人类学研究理论和方法，把研究对象确定为中国边缘的人，由边缘来探讨族群认同的本质及其形成。从时间、空间和认同的边缘上重构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变迁。全书对文献史料的态度是，将其视为一种“历史记忆”。所谓的历史记忆分析也是一种文本分析，目标不在于厘清文本所陈述的是否为事实，而是从文本分析中探求书写者所处的情境，及其个人情感与特定意图。

其

二、这本书是华人界较早将族群理论运用于具体研究实践的代表性成果。在族群理论方面，本书以社会学的集体记忆理论，来发挥并补充巴斯以来的人类学族群理论与族群边缘研究，同时，用对亲近人群间之区分的微观研究来充实族群研究内涵。更重要的是，该书并非空谈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著作，而是以华夏边缘的历史变迁作为研究对象，在实证研究中修正、补充这些理论，以促进我们对历史的过去和现实社会都有所了解。

其

三、提出“民族史研究的边缘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使作者的研究重点由民族内涵转移到民族的边缘。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有，

一、作者认为民族是一个人类群体主观的认同范畴，而不是一个特定文化与体质特征的综合体。人群的主观认同即族群范围是由界定及维持族群边界来完成，并且族群边界是多重的、可变的，他主张利用边缘研究来观察、理解族群现象。

二、作者认为族群边缘研究应从造成族群边界出现或改变的资源竞争和集体记忆出发，考察边缘人群如何维持、传递历史记忆，如何假借、扭曲、遗忘历史记忆来造成新的族群认同或认同变迁。

三、作者主张进行结合人类学的历史研究，即将历史记载当做田野报告人的陈述，以人类学者田野调查的态度对比、分析史料。

五、启发感想

综观全书，作者理论可谓别开生面、钻之弥深，但也有一些值得商榷处。书名《华夏边缘》中的“华夏”是一个族群概念或者文化概念，而“中国人”是一个政治概念，作者在书中没有很好的区别与统合华夏的边缘与中国的边缘。另外边缘的形成是为了强调内部的一致性与边缘的异质性，作者在书中拿台湾与羌族对比，但两者的例子是相反的，羌族仍然处于华夏的边缘而未进入华夏，而台湾则努力想要从华夏内部跳出来，而刻意构建一个“台湾边缘”来造成于中国大陆的异质性。其

三、人们确实是依靠“边缘”来明确自己的认同，但有时，一个族群为构建一个认同，能动的对外来或内部的客观文化因素的选择性取舍，也往往造成族群边缘的改变。完成这个认同的过程同时认为的制造了一个边缘，这时认同先于边缘而存在，而不是客观边缘的存在造成认同的差异。

参考资料

[1]克利福德·格尔兹.旧社会新国家[M].1963 [2]罗丰.什么是华夏边缘——读王明珂《华夏边缘》

[3]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台北:允晨文化

[4]郭宏珍、何星亮.评王明珂的《华夏边缘》.[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