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推荐第1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在图书馆偶然找到一本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感觉非常不错，是钱穆先生1952年所作关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演的讲稿。作者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清晰的阐述了他对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观点，主要考察汉、唐、宋、明、清五朝的组织、考选、赋税、兵役等制度。我看的这本书是1966年香港出版的，内地也有相应的版本，是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研究政治特别是现实政治，离不开对政治制度的考察，而要研究政治制度，又需要研究相应的背景。钱穆先生不仅认识到这一问题，还更进一步提出“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以及研究政治制度必须同时注意与之相配合的人事。这里所说的人事非指现代意义上的干部安排和人员配备之类的事，而是指人的作用。并且，先生而强调制度必须跟着人事变化而变动，认为制度的产生主要根据人事的需要，并展现出时代性和地域性，同时还具有利与弊两种特性。先生反对那种简单的根据现代意识否定传统，将过去历史说成是“专制”是不符合实际的，同时，他也看到，一项制度的产生必然有其原因，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注意到的就只剩下制度的外貌，而忘记了制度的本来意义，这时候其实制度已经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了，因而就有变革的必要。也就是说，在理解制度的时候，要着重了解制度的背景和原始目的，而非简单的观察其外在形式，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按照制度的内在精神及时调整这些制度的外在形式。看到这里，我还想到一些人常常推崇英国之类的国家那种对传统礼节的坚持，这其实恰恰反映了这些国家对制度外在形式的盲目坚守，而忽视了制度的内在精神。比如英国议会有个关门的习俗，这起源于数百年前的特定需要，现时代早已无此必要，如果理解了这个制度的内在精神，就会很自然予以废止。当然了，这或许也跟民族特性有关，不仅仅是对制度的理解问题。
通观自汉至清的制度演变，可以看到皇权不断加强的历史趋势，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中央权力日益增强，地方权力日渐虚弱，进而地方制度不是在改进，而是变得更差。钱穆先生特别推崇汉代的地方制度，认为汉代地方层级少，县之上为郡，而郡之太守即为与九卿平级的二千石官员，这就使得官员升至高层的机会远多于后世。就中央制度来说，离不开皇室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这里的政府主要是指宰相及其下属。在汉代，众多官职还保留着皇室私臣的遗迹，既体现在名称上，也体现在职权上，虽然已经实现化私为公，但还未清晰的区分皇室与政府的关系。而原本作为皇室管家的宰相，现在变成了国家的管家，但仍然管理着的皇室，这体现在其下属御史中丞即是皇室的主管官员，其所属九卿中有多位是主管皇室事务。但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到宰相的权限很大，可以对皇室实施管理，当然不能说这是对皇帝进行管理，宰相只有限制皇权的作用，却没有管制皇权的能力。至于考选制度，汉代设立太学，其学生经过考试分为甲等、乙等，前者直接出任郎官，到宫廷实习，进而授官；后者则到地方为吏，接受锻炼，然后获得任郎官，得到被提拔的机会。后来实行举孝廉制，即地方推选孝子、廉吏到中央，这时候主要就是那些从太学派到地方为吏的人得到提拔，因而可以将汉代考选制度归结为教育—行政实习—选举三项手续，后来又增加了考试环节，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不依赖于门阀贵族势力的士人政府。当然，后来举孝廉看重家世，而轻才学，已是制度的演化所致，体现了制度的一些弊端，此是后话。就经济制度来说，则实行轻徭薄赋。而对山林池泽、盐铁等事，先前实行了私人经营制度，并只收很少的税，后来则收归国营，并一直沿至清代。因而，钱穆先生用现代的语言将那时的制度归结为节制资本，但未能平均地权。兵役方面，则实行全民皆兵，分为卫兵、戍卒，和在地方服役三种形式，前者到中央，中者到边郡。这里还牵涉到服役的制度，一般根据人口情况来安排，这时候很多人就想办法规避，于是很多人自愿被卖为奴，以便让富家大户为其缴纳免役钱，这时候就产生了“奴隶”的大规模增长，后来光武帝实行废奴政策，不见得是爱惜百姓，而是出于卖奴影响了国家征役的考虑。唐代制度自然发生了变化，但却是来源于自汉以来制度不断演变的传统，并非无本之木。唐代改变了汉代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分的制度，而设立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三省长官皆为相，其中中书掌制令，门下掌封驳，尚书省设六部，掌执行。中央社最高机构政事堂，由三省最高长官组成。但是由于唐太宗曾任过尚书令，自此无人敢任该职，于是尚书省无最高长官，而由左右仆射同时主管该省。只有左右仆射兼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义时，才有机会参与政事堂会议，获得真宰相的地位。这时的地方制度较汉代增加了层级，并产生了节度使拥兵自重的弊端。而唐代的考试制度则很值得一提，它完善了科举制度，并将其作为考选官员的重要形式，取代了九品中正制，至于它有没有良好的避免富家大族的影响，则要看具体的人事了。经济和兵役制度则都经历变革，前期实行租庸调制和府兵制，将田租、服役、纳捐分开，并由国家供养府兵。后来由于这些制度弊端丛生，特别是执行混乱，导致变革，但变革更多的出于便利的需要，危害更大，这就是两税法和募兵制，尽管为了减轻负担，但却导致负担的增加，最终导致了唐王朝的覆亡。
宋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弱”，它没有建立真正有效的制度，因为统治者对失去政权的担心，而采取分割相权、供养冗官冗兵、重文轻武等措施，力图在限制官员势力的同时，保住自己的地位。这就导致了宋代的积贫积弱，面
对强大的辽夏，没有对抗的实力。这个时候的制度已经呈现出重规定，轻人事的问题，强调严格遵守规定，反对主事者根据制度的内在精神灵活运用，具体体现在科举中的糊名制度，当然这是有利于公平的，但却也丧失了灵活性。
明代进一步加强专制，皇权不断扩充，撤销了宰相之职，六部尚书直接面对皇帝。由于皇帝也难以一人应付全国的政务，因此需要内阁大学士的参谋，后来随着皇帝日益荒废政事，内阁大学士遂得以操权，但在名义上他们仍然地位较低，不过出任大学士的人地位并不低，大多是六部尚书或者皇帝的老师等。地方上则设立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三司，并进一步增加地方层级。并且在这个时候，还产生了胥吏与官员的严格区分，不再像汉代那样吏是作为出任官员的实习，而是明确规定吏不得为官，但由于胥吏通常都是专业人员，负责制度的具体执行，引起这些人的不满自然导致有令不行。赋税方面的一条鞭法与以往的田赋、丁税合一的制度一样，在经历了短暂的便利之后，又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增加，加重人民的负担。
钱穆对清代甚为不满，这可能也与他存在的一些“大汉族主义”有关联，他基本上将汉族等同于中国，将蒙古和满洲人视为外人，这恐怕已经跟不上时代潮流，也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实际情况。但他所做的制度与法术的区分还是很值得赞赏的，他认为出于私心所定立的制度不能算是制度，而是一种法术，清代统治者采取了很多措施保护满洲特权，而非出于公心，自然是一种法术，虽然其他朝代的统治者也属于家天下，但他们在保护皇室权利的同时，也注重从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即便这些朝代也有富族大户获得特权，但那主要是其实力使然，而像清代那种刻意照顾一个特权集团的情况则属少见。在清朝制度下，汉族人难以得到重用，自然希望反抗和革命，于是就有了那么多的起义，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后来就是变法和革命，这里作者关于革命和起义还做了很有意思的区分，认为后者主要是基于人事原因，制度不是导致起义的原因，而是执行制度的人事问题导致的，通过起义推翻了执行者，更换一批制度执行者，就可以实现安定；而革命则是为了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这时候就不是人事而是制度本身存在弊端了，所以要通过革命更改这种状况。作者认为中国历史上大多数都是起义，即在制度范围内通过改变人事来纠正问题，而清末则呈现出制度本身的弊病，因而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回顾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政治制度，可以发现中央日益集权、皇帝日趋专制的发展趋势，历史是不断演化的，作者批判了那种将历史简单的归结为专制的幼稚想法，体现出作者的一种发展的历史观。另外，也应看到，中国政治制度总是面临着执行难的问题，由于人事的原因，很多制度最终都走向异化，这在地方制度上体现的很明显。历朝历代都会在地方设立分支机构，特别是监察机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机构最终都成了行政机构，甚至变成了一级地方层级，汉代设立刺史行监察权，后来演化为行政上的“州牧”；唐代则是节度使；宋代代表中央管理地方的知事后来成为正式官职；元代的行中书省后来成为一级行政区划；明代设总督、巡抚主管临时事务，到清代已成为正式的地方大员。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作者：钱穆
目录：
序
前言
第一讲 汉代
一、汉代政府组织
二、汉代选举制度
三、汉代经济制度
四、汉代兵役制度
五、汉制得失检讨
第二讲 唐代
一、唐代政府组织
二、唐代考试制度
三、唐代经济制度
四、唐代兵役制度
五、唐代制度综述
第三讲 宋代
一、宋代政府组织
二、宋代考试制度
三、宋代赋税制度
四、宋代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
第四讲 明代
一、明代的政府组织
二、明代考试制度
三、明代赋税制度
四、明代兵制
第五讲 清代
一、制度与法术
二、清代的部族政权
三、清代部族政权下的政府
四、部族政权下之考试制度
五、清代的统制政策
六、民众的反抗运动
七、变法与革命
读书札记 一本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匆匆合书，确实感慨良多。民国时期成名的那些学术宗师果然气度不凡。全书浑然天成，没有现代那些学者所谓著作中透出的浮躁与虚华。更无论钱先生出身钱塘钱氏望族，学识风度令本人一介扬左布衣大为倾倒。钱穆先生书中提到，古人的字号名不可乱喊。只有天子可以直呼臣子姓名，在士大夫之流，无论高下，即使是痛骂批驳也必称其字。那么这篇随感便遵此制，称钱穆先生为宾四先生，提到一切人名也尽量用字或封号。在全书最后的总论中，宾四先生提到，自西汉以后，中国便不在专制的圈子里了，中国社会越来越平等以至于越来越无力。此言一出，余一介愚夫疑窦丛生。细细品来，确实大有道理。
何为专制，在余看来便难以定义。日常生活中但凡政治往往皆由认识不同而起，认识不同而又多起于对事物的定义相歧。例如后文还会提及的另一个词语，封建制度。
专制，给出的一般定义多是帝王和君主独自掌握政治权利，凭自己的意志独断独行。由此看来，始皇之后便没有专制了，不过，这句话也不是那么合乎情理，与常识相悖。不过，真正意义上的专制，中国的确少有。
两年前网上流传一个视频，江泽民主席接受CNN采访。在反驳别人批驳自己是独裁者的时候，江主席的第一句话就是：“What\'s meaning of dictators?”。中国的证据是不允许独裁者存在了。从最简单的层面上来说，中国幅员太过辽阔，人口太过众多，不可能允许一个统治者完完全全的独断专行，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可能关于专制问题，周天子之后中国政治的中央集权倾向是诱导人们形成中国政治是专制政治的重要原因。不过，中央集权，其受者乃是中央政府，而非皇帝个人，自西汉以降，宫廷与朝廷便以开始逐步划分清楚。中央一旦集权，除了皇权与相权（也就是宫廷与朝廷）还有就是中央官制的问题，专制与否，也就谈论不上了。
曾经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皇帝与宰相是在一根绳子的两边角力。当皇帝强势时宰相便式微，如汉武帝。当宰相强势时皇帝便被架空，如张居正。虽然相权在明太祖最终被废（这里不得不提，宾四先生认为，相权不可世袭而皇权世袭主观上降低了相权的地位乃是历史原因），不过皇权的周围始终有掣肘之处。自宋朝开始，清议（及谏官言事）始终是宰相大敌，宰相是政府首脑，那便是批驳宰相。到了明朝，谏官仍在宰相不存，此时政府既非独相制，又非群相制，实际上是一个有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多头政府（内阁大学士始皇帝私人秘书而非政府首脑），谏官批驳六部就是批驳皇上，而谏官们多又是清名在外，皇帝不得不考虑自己行为会被谏官们如何评价。
明朝的谏官们就曾在朝堂之上打死权臣。可见皇权也只能带着镣铐起舞，更不论中国政治传统的制衡智慧，还有皇权赖以生存的根本，祖制和民心。
皇帝不专制，社会也不一定平等。然而，自西汉刘彻削藩之后，这种不平等也消失了，甚或说早至始皇帝一统天下，不平等就消失了。必然有人会以奴隶的存在和门阀士族的形成来进行反驳。不过，就像遗产可以继承而官位不能继承一样，政府，或者说皇权承认的不平等不存在了。天下一家独大。不再封侯不再封伯，何来封公建国以及之后的层级划分呢？
宾四先生将士族的形成归于出身，更确切的说是受教育机会的差异。彼时印刷术尚未发明，典籍多以竹简或丝帛的形式由世家大族所有，士族子弟便拥有了更良好的教育机会和资源而传承下来。若说这不平等，就如同乞丐指责富二代抢走了原本属于他的财富一样，须知，汉初的宰相也都是布衣啊，士族的形成只能说是社会流动性的减缓的表现。进一步说，政府是不会承认或扶植某种不平等势力壮大的，其制度在本体上合理，最起码在一开始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否则又岂会有文景之治的出现呢？犹如宾四先生所说，没有哪一项制度能亘古不变。一项再好的制度若无改进也必将流弊后世。即如那个声名不佳的乡举里选，还有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等等，无不是力求平等，只不过后来为一些人所利用，而制度的改进又不到位，才在历史上留下了坏名声。
至于奴隶的存在，汉朝及日后奴仆等形式的仆从的出现，皆为本人自愿，彼时政府不如近日，没有现代的人文思想，不平等一说，不论也罢。
自高中修习中国古代史以来，封建制社会的含义在余看来极为模糊，也从未有人提起其准确定义。顾名思义，有封则有建，真正意义上的封侯封伯不是后来的封爵，例如李靖被封为卫国公，王安石即被追封为荆公，包拯也被封为文肃公，而是要封疆裂土的。这样的做法秦以后就断绝了，就连皇族同姓封疆成为诸侯王的情况西汉以后除了明朝也不存在了。何来封建呢？然而若非封建，又如何称呼中国古代社会呢？未见宾四先生此处有论述，姑且称之为非典型性封建社会吧。
若是以古代中国人不太在意的主权概念看待，更加不知所云。路易十四曾经豪言壮语：朕即国家。中国从未有皇帝言出如此，除了元代清代为异族所有，国家主权，甚至政府都难说由皇帝拥有。中国历代帝王，身后不是资产阶级（工商业遭到压制），不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是被统治对象和新统治者酝酿的温床），也不是军人（中国虽曾军阀混战例如晚唐五代，也曾经军人黄袍加身如赵匡胤，不过始终没有出现军政府）。帝王唯一可以依靠的便是知识分子。然而知识分子对于皇权的支持是公心的，他们的礼仪是出自经典的，中国非典型性封建王朝主权归属尚且犯难，定性就更加困难。
宾四先生谈论了一个被无数次提及的话题，改革与革命，这里想牵出来单独一说。
前文提过，制度没有永远的好与坏，制度本身的好与坏与实际执行效果的好与坏似乎又隔了一层。宾四先生说王安石改革家的名号是列宁赠与的，似乎颇为不屑。待得有宋一朝论及青苗力役诸法，荆公为神宗相（神在谥法里的意思是不知所云，也就是史官们也不知道如何评定这个宋神宗），先生又为其新法为司马温公所废而扼腕叹息。言语中对荆公甚为尊重，合书之后方知，先生批驳的乃是国民人云亦云的陋习。
在改革与革命之后，宾四先生又加了一者，造反。不由想起一则趣闻，相传法国大革命时，巴黎人民攻打巴士底狱，要求限制王权。侍从向只知游马打猎的路易十六报告，路易十六愕然道：“怎么，造反了么？”侍从回答，“不，殿下，这是一场革命。”
造反，说的简单些，便是一个社会的领导层集体换血，最多伴随着对原有制度的修补。也可以说，造反往往附带着进行层次较低的改革。革命则并非如此。革命者，破旧立新也。破的是旧制度，立的是新制度，绝不仅仅只是人事。以此看来，近百年的两次重大变革都是革命已是毫无疑问。秦灭六国或许也能跟革命一词沾边吧。
宾四先生生于晚清，长于民国，客居香港，卒于台湾。民国时期学术界百花争艳，为其当代史学泰斗地位奠定基础。书中宾四先生力赞孙逸仙博士是真正的改革家，大政治家。相比之下，康有为之改革而不革命，以及章太炎之革命而不改革，文人之作也。
谈到封建制，那么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也就稍带提一点。从周朝的分封到清朝，地方权力被不断地削弱是不争的事实。众多史学家谈及此处，皆首推汉制，唐为次，宋再次之。明清就不入流了。
1993年朱铁相分税制改革中，中央从地方税收收入的提成又三成增长到七成。这项举措与汇率并轨一起成为中国大陆在98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的重要基石。同时这项改革的副产品除了让中央财力增长以外，更多的是让地方更加服从中央政令。毕竟财力与说话的口气成正比，古代亦是如此。汉唐无一例外赋予地方雄厚的财权，吏制分级较少，官员升迁较易。然而宋朝积贫，便在于五代晚唐军人当政遗风让宋太祖决议根除地方格局的经济基础，赋税地方不留一点，以致地方羸弱。至于明清两朝，原有的层级被特务机关，南书房以及后来的军机处的出现而打破，吏制分层日冗，已然不堪。
宾四先生写道：罗马之后无罗马，然大唐之后仍有中国，无论宋元，中国始终是中国。
一部中国史，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制度，在宋以前，创建得多。权术，自宋以后，玩弄的多。中央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从独相制到群相制，中国的政治制度似乎越来越好。宋朝虽然无甚创建，不过亦无毁败。明清之后，废宰相，分军权，设内阁，制度愈发不合理，宫廷渗透甚或说压制了朝廷。人心向私，到了异族统治的清朝，帝王心术登峰造极，平衡满汉早已粗浅。压制汉人势力，却又讨好民间百姓推行了聊胜于无的摊丁入亩，这已经不是治国的制度，而是愚国愚民的权术。所谓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怕便始于清朝。
郭沫若一句：“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使中国的历史后退了好几百年。”确实精辟。 余以为，若是研究政治，汉唐为最，宋亦可，那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峰。明朝混用的皇帝一把，却享国日久，那是归功于朱元璋和朱棣集权制度的制定，至于元清二朝，不提也罢。
宾四先生书中所诫，要以历史的阳光看待历史。历史上的制度要以制度实行时的客观意见来评判，而不能以现代的眼光评价。否则，一切制度一切人事都不可要。同时，没有任何制度能够历久弥新。中学时，管这种说法叫做历史局限性。恰如以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看皇帝生杀予夺是在不可接受。然而当时确实必须。三省六部制权责清晰，皇权相权分配合理，但是这种制度再好也不可能让现代任何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采用，亦是此理。
读史之时，常常思考现代中国最类似那一种制度，余以为三省六部制是也。总理为政府首脑，政府的最高权力不是执行，而是“预闻决策”。凡有权参知机务者皆有宰相之实。那么国务院就算是群相制政府好了，毕竟总理负总责但也决然不会独断，此为尚书省职能。那么拟旨的中书省和审核的门下省呢？分与人大与政协似乎不妥。
谈及汉唐经济，汉朝节制资本，但未保证底层均富。唐朝包拯底层均富却为节制资本。皆有不足。不由想到今日中国现状，想邓公当年究竟是为情势所迫还是不如毛太祖精熟历史，时至今日竟由资本绑架政府，那些建屋筑瓴的商人势力膨胀，实为败笔。
后记：
读史，最起码的一点好处就是教会人不至于过度武断的看待问题。中国人一向擅长的辩证法在历史上可以获得最佳的试验场。余学识尚浅，言语粗俗，难免贻笑大方。但是，就如同历史会不断进步一样，希望日后某日再读此文，自己在哑然失笑的同时能有更高的见解。
推荐第2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最近几天，一直有在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以前还没那么认真的看过，而且有段时间比较喜欢刘墉的书，觉得更贴近生活，但是看完这本书后，让我又得到了许多，从书中反思出很多东西。
该书为钱穆关于中国政治的演讲集。 主要讲五个时代：汉、唐、宋、明、清。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
主要讲两个方面：人事、制度。两者又是相互关联的。其中，制度不能离开人事，离开人事制度就只是条文，无可讲。其次，制度是各项配套存在的；然后，制度随人事变动而变动，变动必有渊源，制度的成熟必是有人事上的需要；再次，制度没有绝对的利弊，所谓利弊，是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判断制度利弊的标准只能是当时的历史意见（比如可以从“历代名臣奏议”中参考），而非后世的“时代意见”；制度要注重地域性，即国别性；最后对制度的考察要深入到全部文化史。 制度讲几个方面：
1、政府组织，即政府的职权的分配、政府组织法；
2、考试与选举，考试与选举意在政府与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下掌握政治、预闻政治、运用政治，这是中国政治最根本的问题所在；
3、赋税制度，财政经济如何处理，只讲
田赋；
4、国防与兵役制。
钱穆先生的前言，讲了7个要点：
1、制度与人事的关系，“离开人事来讲制度”，既无可讲，也不必讲。但是，这本小书，却因篇幅所限，只能讲制度，不能就人事进行展开。
2、制度之间相互配合，成为一个整套。但是，书中对于制度之间的关系与相互配合，却讲得很少，让人不能解渴。
3、制度之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要理清楚。才能“把握各项制度之真相”。 但是，同样是因为篇幅所限，在这本书里，我们没有看到多少这样的分析。
4、制度的内在用意，必有其历史上的原因。后人凭空论断，总会不切实际。
5、区分时代意见与历史意见，历史意见应从“当年的名臣奏议”中去寻找。
6、除了时代性，还要考虑地域性。
7、政治在历史之中，历史在文化之中，不可孤立的讨论。他的这几个观点在我读前言是就吸引了我，对钱穆先生这些独到的看法有些好奇，以前从没想过中国历代政治还可以分那么多来看，总觉得政治没法牵扯到那么多个方面 ，可当看过书后，发现很多都与政治有关。
钱先生对古代历史的看法可谓很独到，也看的比较清楚，正
如他所言，没有一项制度是绝对坏的，也没有一项制度可以延续百年而不出纰漏，讨论中国的制度，既要注重时代性，也要重视地域性，没有一项制度可以就这么照搬，在这个国家也许运用的会很好，到了别的地方可能就会格格不入，而且，政治知识我们广大文化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如果脱离了我们的文化的话，就很难看出政治的意义和效用，在如今社会中，有好多人去跟风国外政治，今天说民主，明天谈政治，读过这本书后发现，其实现在很多东西那时候早就存在，可是大家却把他们淡忘了，时过境迁，当年的制度已经差不多面目全非了，读完这本书，我觉得钱穆先生在这本书中，提醒我们要谨记历史，不要一味的去学习西方的制度，要从自己的历史中反思，考虑自己的国情，来发展，壮大。 该书内容十分有条理，钱穆先生选取的汉，唐，宋，明，清这几个王朝的政治制度，我个人认为这几个朝代的政治制度还是很具代表性的，在这几个朝代的制度中，又划分出很多制度，例如选举制度，经济制度和兵役制度，这些钱穆都介绍的很清楚，也很深刻，中国历史政治制度从兴盛到衰败，这个过程分析的很明白，在唐代，中国的政治制度达到了顶峰，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每况愈下，而到了明清时期，中国的政治制度就快灭亡了，尤其是在清朝时，中国可谓是已经没有了政治制度，统治这个社会的不是制度，而是出于满族人部族政权私心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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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观后心得
前几天读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不厚，仅160多页，讲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府组织、考试、经济、兵役等制度。读罢，仿佛重游了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而且是之前很少触及的中国政治史。毕竟，中国历史更像是一部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甚至军事史，惟独少有谈及政治的部分。读书时学唐诗宋词，所谓政治，也无非是作者被罢黜，郁郁不得志，如此作为讲述其文学价值的大背景而已。 贯穿全书，钱穆先生的一个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
这恰恰表明了钱穆先生写书时的环境。《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写于上世纪50年代，相比现今，那时候的中国仍是弱国，弱国就容易自卑，自卑就容易自我否定。书中，钱穆先生极力反对当时用“专制黑暗”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武断言论。想来当时的中国，应该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遗风，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传统，并且是彻底的否定。（其实，这种倾向现在也没有完全终止，我们常常碰到一些中国人，一遇到问题就开始抱怨“中国文化如何如何不可取，如何如何落后”，好似中国害了他。）
与那时相比，现今的中国自信了，也更理性了，我们能够正面自己的问题，也理直气壮的接受自己的优点。百家讲坛的火爆就是最好的证明：无论它是否在以娱乐的方式讲述传统文化，但它毕竟证明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对传统、对历史乐于接触和探求了。但这种理性在当时尚不存在。对于当时抹杀历史的观点，钱穆先生在书中说：\"我们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书中随处可见从历史角度分析当时人所处的情境，以及对现代的影响。比如，对于中国没有专以政治思想成名的人物，钱穆先生的观点是：
\"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于是中国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
关于中国缺少西方的“民主精神”，钱穆先生认为：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关于明朝始创的八股文，钱穆先生认为其本意在于公平的录取人才，只是后来变坏了（是不是有点像当前中国已经实行了30多年的高考？如果我们简单粗暴的抹杀高考，那就是犯了武断的毛病）：
\"开始时，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毁丧人才的，目的还是在录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终于为此而消磨了。现在只骂创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怀有极大的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时某一人所创始的。而且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们必如是想，才能对政治制度有深一层之研讨与警惕。\"
最后，在总论中，钱穆先生谈到历史的作用：
\"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我想，这本书的主要作用在于启发读者思路，使人认识到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有其复杂的一面，除此之外恐怕没有太多意义。
举一例，以该书对“贤人”政治的描述来说，钱穆显然具有一种中国传统士大夫式的精英意识，以及不谙政治实务的书生意气。我们这个国度的实际情况是，除了去世的人或学术、政治生命已经结束的人，哪里会有各方公认的“贤人”？台湾马英九的忠实拥护者或许会将陈水扁视为贪鄙小人，而对方的铁杆选民则往往将陈视为乡土英雄。在对人和事并没有一致看法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做到“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呢？
这里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由谁来判断哪一位是“贤人”？你？我？还是钱穆？如果“我”认为陈是“贤人”，那么马自然是恶意中伤陈的“小人”.既然应该由“贤人”主导，则是否可以无视马在2008年获得多数支持的实际情况，而陈来执政4年呢？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判断“贤人”权力的“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角色？莫非是一个为皇朝选择宰相的独裁君主？
我毫不怀疑，中国传统政治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部分内容可能至今仍有参照和借鉴意义。然而钱穆显然对“政治”过于外行，这位中国传统政治的辩护士在很多方面并不合格。钱穆在书中谈到了君权等问题，但现实中的政治并非那样简单。古代中国长期处于人治状态，这是讨论君权、政治制度等问题的前提。在人治情况下，一位君主的性格、才干乃至出身等很多方面都可以影响到他所能掌控的权力大小。我们可以找出太多事例来说明，君主所拥有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制度赋予他的，而是自己与方方面面势力博弈（或曰斗争）赢取的。比如汉代的刘询（汉宣帝）就是典型，而清代的载湉（清光绪帝）则是另外一个结果的典型。以他们二位的成败经验来看，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君主所能拥有的权力，并非取决于某种体制或机制，刘询的权力不会因为有宰相而减少，载湉的权力不会因为无宰相而增加。即便仅拿清代来说，弘历（清乾隆帝）与载湉的权力也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我并不相信“制度”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无足轻重，只是认为它的位置和个人表现比较起来相对次要。由秦至清，古代中国皇朝政治体制的发展倾向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描述——如果君主有意愿和能力的话，制度越来越有利于他获得权力。
我是个理科生，一直不懂政治是什么，只记得以前政治书上有一句话，说近代的中国，农民起义救不了，太平天国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也救不了中国，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窃取了，唯有工人阶级引导的武装革命才能挽救中国。当时也没对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感受，现在渐渐地明白了，中国人做什么事都需要点体面的理由，就像陈胜吴广起义需要在鱼肚里放纸条，体现自己是奉承天意，就像刘备一直说的“我乃汉室宗亲”，没那么点体面的理由，就很难一呼百应。
可我还是相信，那时那些人心中的信仰，只是革命一次太过可怕，不分好坏、利弊，把中国以前的许许多多传统文化都给革掉了。就如作者说的那样，把中国流传了两千多年，优秀的制度都给全部否定了。在书中，作者讲的最多的还是每项制度后面的目的、关联，还有制度最终的发展走向，辩证的讲了各个朝代制度的利与弊。没有一项制度是绝对的好的，也没有一项制度是绝对的一无是处的，好多问题都要辩证的看待。
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这话实在是有道理。虽然“尽信书不如不读书”，但世间本来就少有绝对正确的真理。多了解一些历史，多明白当时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约束、所要解决的问题、所经历的历史变迁，我们也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客观的评价，最终以史为鉴，对当前、对未来，做更好的把握。
推荐第4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以极小之篇幅，极其洗练的文笔，从极高之高度俯瞰 中国历史，以极精巧之架构，将汉、唐、宋、明、清五代之历史洪流进行梳理，显示了钱穆对中国历史深邃的思考和精到的见解。本书除去前言和最后的结论，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各成一章，总共分了五讲。之所以只讲了这五个朝代，是因为这是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五个朝代。钱穆将政治分为人事和制度两个方面来把握， 在本书中分析的重点是制度，但对人事也自然有所涉及。制度很复杂，不好把握，故而本书中将制度分作四个范围来讲。钱穆根据自己对于制度的理解， 选取了他认为最为重要、不可不讲的，最能见得失的四个范围：首先是政府的组织，即政府职权的分配，他认为借讲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政府职权分配之演变，便可认识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以及其内在趋向；第二范围讲考试和选举，因为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历代政治上规定着哪种人才可参加政府。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和选举两项制度，其用意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制度最根本问题之所在；第三范围讲中国历代政府的赋税和经济制度；第四范围是讲国防和兵役制度。本书的编成，便是按着汉唐宋明清的顺序，对各个朝代就这四个范围和方面来分析其制度的得失。
这四个范围的划定和抽取，极见钱先生的功力。政府职权分配，决定着政府运作的根本模式和权力分配，决定着行政运作是否合理，各项权力是否有相互制约的功用；而考试选举制度，决定了政府管理者的人员构成和人员资格，决定了什么人可以来管理政府，参与政治，决定国家的走向，更重要的是，诚如钱穆所论述的，考试制度决定了国家的主权问题，由于考试制度的作用，建立了政府和社会之的桥梁，因而国家的主权掌握在读书人组成的士人阶层中，而士人只是一个品位而非阶级，具有社会流动性，因而，整个社会都可通过读书仕途之路参与政治； 前两项可谓是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政治要素，而税收和军队这两项要素， 更是西方现代政府成立的根本， 其清明、深刻和精当，真是让人叹服！
这部书，名为分析历代政治得失，其实更是一部中国传统政治“翻案史”，他凭着对于历史深刻的把握和明晰的分析，替中国传统政治鸣冤，揭示历史的真相，不容偏激的观点将它们全盘否定、以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掉。钱先生将其对传统文化深沉的感情和准确的理解把握倾注书中，读过此书，都会对传统政治有一番新的感悟和理解，以前许多不实的、虚妄的曲解也不攻自破，更由衷地发生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豪来。事实上，早期皇室和政府职能职权分明的时候，其实中国的政府是符合权能分立所要求的政府形态的。又如科举制度，它构建了政府和社会的桥梁，为政府培养了读书阶层来产生优秀的官员并整合整个社会的利益。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一个最终在皇权的膨胀中被打破平衡，最终趋于崩塌，使国家政治真正走向专制，另一个，则导致了士人阶层的过度膨胀和官员的冗积、政府效率的低下，造成了“管官的官多，官民的官少”的情况，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其他力量尤其是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这本书从侧面揭示和批评了现在人们看待历史的一种常见的错误的看法。要言之，我们不仅不应抹杀，更应该重视历史意见，还应该崇敬地去看待历史，并从对历史的比较中，来改进我们现在的政治。
推荐第5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留些出路
近期拜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此书是我阅读的进度为最慢的，因为每读一段都要思考良久，与种种现状对比揣摩，似乎看到后人评价我们的制度一样。钱穆先生享誉海内外，拥有很好的历史视野，李敖先生也受其影响，至于后来李敖评价钱穆没有成为真正“一代儒宗”，另当他论（“我为钱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是他却成了个假。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摘自《李敖的冷眼狷行》 ）。
此书本是五篇演讲稿，钱穆先生只讲了历史上五个主要朝代——汉、唐、宋、明、清，从四个方面分析——政府机构、赋税、考试和选举、兵役，这样大抵能看出一个朝代的概貌。其他方面涉略不深，只是对考选有所感触，故而闲言片语，以飨看客。
在汉代，设有太学，有三种方式来选拔人才。一种是策问，就是如果皇帝死了，或遇到天灾，政府就下诏选举人才，问他们解决问题的对策，贤良们提出建议为对策；第二种是遇到国家有大事时，需要特殊的人才时，如出使外国，可以推举有外交才能的人或认为自己有这种能力自荐；再一种是选举孝廉，诏令地方长官考察本地的有名的孝子和廉吏。不过到了后来形成了由教育、行政实习、选举和考试组成的选拔体系，“一个青年跑进太学求学，毕业后，派到地方服务。待服务地方行政有了成绩，再经长官察选到中央，又须经过中央一番规定考试，然后才始正式入仕”，最终进入政府的都是读书人，汉代政府就是一个“士人政府”。但在汉代后期，经过长期的演变，举孝廉成为了主要的仕途道路，并且要是读书人，当时印刷术还没发明，书籍很少，一般家庭的孩子很难有书读，渐渐地形成了门第社会，只有那些出自大门第的人能进入官府，掌握政权。这证明了制度是不肯能一直是好的，需要不断地完善。
在魏晋南北朝，使用的是陈群设置的九品中正制，后来此种制度不再适应形势，唐朝就开始了科举制度，这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科举实际开放了政权，刚开始时是有利于平民子弟进入政府的，后来应考的人越来越多，政府只好不断地增加职位，以至于冗员太多，这又是制度建立之初所没有想到的。
宋代的考试制度较之唐朝更加严格，内容上不考诗赋而考经义，本意是变学究为秀才，却难料反而使学生从秀才变学究。宋代由于军事羸弱，文化却较繁荣，盖因开国之初，宋太祖就立下家训：不准杀一个读书人。尚文轻武的思想形成了这等局面，当时就流传“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俗语。唐朝穷兵黩武，如果没有宋代的文化坚持，中国的历史文化就要断裂，经历了五代十国的黑暗，在宋代能达到复兴，我们应感到庆幸。
到了明朝，就有了饱受诟病了八股文，我们一直批判科举其实是批判八股，科举并没什么坏的，大家只是埋怨八股把学生禁锢在定式里，不过那也就是当时的一个标准，本意还是要选拔人才，只是后来演变超出预料。明朝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就是翰林制度，这项制度还荫庇了清朝，考取进士后，进入翰林院，就有保证以后做大官。在中央留几年，这几年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得政治知识，这就是在培养人才了。他们或在会馆，或在寺院，寻师觅友，买书籍，逛琉璃厂，买古董；或去大臣家里教私馆；或游历各地风土人情，考察社会。然而他们负有清望，国家能担保做大官。虽然《范进中举》让我们觉得这种一劳永逸的制度有其弊病，但明清两代许多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多半是从进士翰林出身，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些士子十年寒窗只懂八股，书呆子一样。
清朝大抵和明朝一样，唯有变化就是文字狱很重，人才尽可能从满人中选，只有到了后期，迫不得已才任用一批汉臣，这与清朝的统治政策是分不开的。
按照钱先生的观点，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汉朝的地方行政最好，“两汉吏治，永为后世称美”；唐朝的中央政府三省制度比汉有进步；宋代又贫又弱，政治也没有建树，唯独文化传承可圈可点；明朝之初就废除宰相，流弊甚远，故而明朝的政治是为倒退了，更甚者，官场里形成以流品分界，官与吏不相干，行政效率大为降低；清代统治者本把中国当做殖民地，并不平等对待，官员的设置也以满族为主，没有什么可评价。
及至先今，大学扩招，可招录公务员计划又越来越限制应届毕业生的报考，这种官员的培养并不由政府管理，而是由学生自己在社会上积累经验，各处求职，两年之后再来报考。我不知这种的培养模式较之明清是进步还是倒退，只知道把压力转化到毕业生身上，而国家只是坐享其成，大学生的就业去向促生了很多问题。当然不能为了解决就业就使政府机构臃肿，但应该保证一定的职位。坐火车时遇到刚高考完的家长带着孩子参加某高校的面试，憧憬着孩子以后多么多么出息，这是千万个家庭的写照。如果四年之后，毕业了达不到预期，中国社会将出现多么大的不稳定。现今已经出现读书无用论，某地已有相当数量的高中生放弃高考，这种关乎国家前途的事应当引起相关决策者的注意。
附一些钱穆先生在书中的话，与大家分享
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这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
不该把我们的时代意见来抹杀当时的历史意见，这才是正办呀！ 王莽失败了，从此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也不再有彻底的改革了。
我们看历史上一切制度，都应该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后的当时人的观念和理论。
中国决不是一个无制度的国家，而每一制度之后面，也必有其所以然的理论和思想，哪可轻轻用专制黑暗等字面来一笔抹杀？
皇帝好，事情也做得好。皇帝坏了，而政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是东汉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将来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
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来努力政治了。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
至少他们（汉代统治者）懂得皇权之外有相权，至少已懂得皇室之外有政府了，至少他们已懂得政府用人该有一客观标准，不能全凭在上者之私心好恶。
但唐代已不是汉代的老样子，老制度，它又换了崭新的一套。直到待唐代的新制度又出了毛病，宋代又换了一套。此下明代，清代也如此。只因我们此刻不看重历史，不研究历史，所以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政治都是一样，都只是专制两字已可包括尽了，其实不然。
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中国没有产生民主制的原因之一）
某药治某病，病愈即不宜再服。否则药以治病，亦以起病。 中央集权不是件好事，而中央集才也不是件好事。 要在变动中寻出它不变的本源，这便是所谓历史传统。 科举制度显然是在开放政权。
每一项制度之推行与继续，也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 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堪研寻的一个大题目。
每一制度也必待其他情况之配合。若其他情况变了，此项制度之功效及性能亦将随之而变。
中国在唐代穷兵黩武之后仍没有垮台，中国的历史文化依然持续，这还是宋代人的功劳。 不该管的事而管，不该揽的权而揽，此是权臣，而非大臣。 地方政治干得好，天下就太平。地方政治干不好，天下就大乱。 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
若说政权，则中国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士——读书人手里，从汉到明都是如此。
中国历史上只有造反，而无革命。（到了清朝，却就是革命了）
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
推荐第6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读书笔记
从历史得失看中国政治
中国的政治，从传统政治到现当代政治，经历了历代王朝的更迭，经历了千年历史的锤炼，经历了几次彻底的大变革，中国的政治于是变成了今天的摸样。虽然一直在变革，但有一点恐怕是从来没有改变的，那便是历朝历代中国人都想要达到的理想国。这一理想国或许是大同世界，或许是皇权专政，或许是民主制度，亦或是现在的中国制度……尤其是近百年来，几乎所有的制度都被尝试了遍，在政治这条路上，中国人一直在探索，一直在向前，一直在寻觅。
那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钱穆从汉、唐、宋、明、清五个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朝代的政治制度来谈，每个朝代他都从中央、地方、监察、科举、经济、兵役制度出发，谈到了各个朝代的具体情况。
历史是一面明镜，无论这一路上发生了什么，它们都会成为历史，一切的功败都将得到历史的定论。
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这是贯穿全书来自于钱穆从历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得失里看到的结论。
钱穆先生生活的年代恰好是中国政治制度频繁变革的这么一个时期，当时，大批的有识之士们都在为了“解放”中国，为了“废除封建制度、建立民主共和”而奔走相告。他眼前的世界，是怎样的充满了变革、充满了未知？当时的中国，应该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遗风，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传统，并且是彻底的否定。或许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注定了让作者这么一个有着中国根又忧国忧民之人又重新翻开了中国的历史，去传统政治里寻找答案，寻找中国的未来之路。
作者这里的传统政治制度是从两个方面来谈的：一是制度，一是人事。这或许跟中国的传统紧密相关。作者认为，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要了解一代的制度就要精通一代的人事。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独特的有着其本身的历史特点的，只有适应其自身特点的能够在其时其地有价值的制度都应当得到中肯的评价。
在作者看来，任何一项制度都不会有绝对的利或者弊。“我们若
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的制度，结果别人的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这就道明了我们需要用客观的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的政治制度，“这种历史的特殊性必须深入到全部文化史”。
历史上的中国缺乏民主吗？钱穆先生是这样阐释的：“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演变历史。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必不可少或者说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科举制度来说，从汉代的“乡举里选”、“选举孝廉”起，中国的科举制度就一直在朝着“民主”的方向前进着。“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而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士人政府。”为了避免“世族门第”制度，唐代开始，大兴科举，开辟了中国选举真正有才之士成为国家官员的创举。宋代之后，考试越来越严格，考核越来越完善。明清时期，更是出现了另一个转机——翰林院。这意味着，中国的科举不再仅仅是局限于“考试”，而是走向了人才储备、人才培植之路。中第之人有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他们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得更多的政治之士，静待政府只用。”尽管科举制度也存在着许多弊端，甚至在清朝时期成为了一项愚民政策，但这一切还是应当放到历史中去，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钱穆认为“这是人事腐败，并非制度本身有问题”。
钱穆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是走向中央集权而社会阶层又是一天天走向平等的。从某一方面讲，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经历从四分五裂到统一集中的过程。中国的中央集权在历史上是必然的，并且应当得到正面评价。“但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提防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的第一事”。尽管中国经历了千年“封建帝国”，但是中国的社会各阶层确实在一天天走向平等
的，中国是这样一个事实：政府始终是高高在上的，社会平等。平民百姓可以通过考试得到管职，得到“坐观”的机会。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逐步走向繁密化的，正是这种制度化的过程，“让中国政治有后不如前之感”，而西方政治则是走向人事化的，他们依靠选举，法治由人来决定。故中国的政治逐步走向了人才束缚之路，这直接导致了其没有起色的根源。
然而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国，人人都希望达到长治久安。中国的历史上有太多的朝代都从刚开始的清明逐步走向了腐败，走向了覆灭。但这其中的每一位皇帝，每一位官僚，他们都是在为了长治久安而努力，这一点是毋庸臵疑的。
关于中国的未来，钱穆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简化，使人才自由发展，这是最紧要的”。他还强调，我们不能成为西方潮流的跟随者，而是应当学会用自己的旧经验为自己打开一条出路，寻找一条属于中国的，属于这个龙的国度的正道。
“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比谁都还短浅——能说这话的只有中国人”。历史终究是客观事实，无论世界怎样变化，历史总会有自己的定论。错误的人不把历史当做参照，“政治也是人文科学中的一门，我们回头历史再看一看，总还不是要不得”。
推荐第7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札记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札记
11级历史基地班 李拴王
2011102025
学习中国古代政治史怎么能不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古代政治史》呢？读后之余，遂成一文，以为作业。
细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真的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平实之语，不加修饰之文，寥寥几笔便勾勒出整个时代的人事与制度。没有枯燥的历史理论，更没有驳杂的征引，这使得这本小书一下子鲜活了起来。时而化用几条历史史料，时而用拿东西方作对比，深厚的学术功底也不言自现。 “兹仅举要分为五次：一讲汉代，二讲唐代，以后继续讲宋、明、清。一次讲一个朝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只讲此五个朝代，大体上便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本来政治应该分为两方面来讲：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全书也是按照这一句话来编排的，读起来也觉得脉络特别的清晰。时间篇幅有限，本文就《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汉代做一读书札记。
在汉代的政治组织中，钱穆先生从“甲、皇室与政府，乙、中央政府的组织，丙、汉代地方政府，丁、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汉代政府组织的具体情况。在甲一篇中，钱穆先生具体的对比了中西方关于国家及皇帝产生之区别：“他们所谓的国，仅是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人口，也不过几万。他们的领袖，自可由市民选举。”然而“而且中国的立国规模，并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结。汉代的国家体制，显与罗马帝国不同。何况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几千万个农村，散布全国，我们要责望当时的中国人，早就来推行近代的所谓民选制度，这是不是可能呢？”这样的分析信手拈来，不得不让人拜服。此篇中还论述了皇帝之“秘书处”——六尚与相府十三曹之职能区别。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来汉代一切实际事权，照法理，该在相府，不在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领袖。乙篇中则具体的叙述了汉代九卿之职能，也详细说明了丞相产生的原因，犹如周代，皇帝家事和国事依然倚重与丞相的看管，而汉代并没有改变这种局面，增设官吏等只是对这种局面的一种变通。丙篇中概括了汉代郡县制度下中央与地方官
吏增设区别以及地位之区别：郡长是处在中央以外的“九卿”，而九卿是在中央的“郡长”，究其地位，却没有什么差别。最后一篇中则写到中央与地方之关系：说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每郡每年要向中央上计簿，计簿就是各项统计表册，也就是地方的行政成绩。一切财政、经济、教育、刑事、民事、盗贼、灾荒，每年有一个簿子，分项分类，在九十月间呈报到中央，这叫做上计。中央特派专员到地方来调查的叫刺史。”
说完汉代的政治制度，就该说一说汉代的人事，而第一个值得一说的就是汉代的选举制度。勾陈过几种选官的制度后，钱穆先生便讲到：“再说到汉代的选举制度，历史上称之谓乡举里选。当时各地方时时可以选举人才到中央。”选举的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不定期的，或老皇帝驾崩，新皇帝上台，或国家灾异横生等，这时，国家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良，贤良至政府后将接受政府关于国家大事之策问，政府视其对策挑选任用。第二种则是特殊选举，简言之，就是在特殊时间中需要对特殊之人才的任用，比如出使西域时，应诏通西域语之人任用等。后来出现一种定期的选官制度，那就是选举孝廉，“自从汉武帝之后，汉代逐渐形成了一种一年一举的郡国孝廉”，察举之人，如太学学习，毕业后到地方服务，待有政绩，则迁至中央，自此以后，汉代官吏皆有此入仕，把汉初的整个官僚体系为之一变，怪不得钱穆先生说中国历史上此下的政府，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
第三章述其经济制度，即赋税制度。汉代确实实行的是轻徭薄赋的服役制度，但是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这种有土地而产生的利益更多的归向了大土地拥有者，他们向租用其土地之人征收十分之五左右的赋税，而向政府缴纳三十分之一的赋税，利益直插，由此可观。全国之地，亦非全部为耕地，至于那种山林湖泽，那则属于皇家所有，其利益也归于皇家。后来情势变了，耕地所有权，逐渐转移到农夫手里，而非耕地的禁区呢？也渐渐被民间私下闯入，烧炭伐木，捕鱼猎兽，这是一种违法的牟利，政府禁而不止，索性向民开放。只是在关隘之处，设一征收员，对所获之物，征收实物，俨然成为另一种的赋税。而后又延伸至汉武帝之盐铁专卖，国家攫取巨额利润。但就整个汉代的经济政策，对工商业采取节制政策，而对于农民的田租方面，则做到了轻徭薄赋，但未能平均地权。
汉代兵制是全国皆兵的。汉代的国民兵役又分为三种：一种是到中央作“卫”
兵，一种是到边郡作“戍”卒。一种是在原地方服兵“役”。卫又分为两种：一称南军，一称北军。南军是皇宫的卫队，北军是首都的卫戍部队，总计不足七万人。各地方壮丁轮流到中央作卫兵一年，待遇优渥，不需自己拿钱。当戍兵的一切费用，由自己担负。戍兵之期限，却只有三天。地方部队即由都尉管。凡属壮丁，每年秋天都要集合操演一次，这是一个大检阅，名为都试，为期一月。期满回乡。国家有事，临时召集，这是一种国民兵。各地方并就地理形势，分别训练各兵种，如车骑（骑兵和车兵）楼船（水师与海军）材官（步兵）之类。国家除了服兵役之外，还要服力役，。力役是每个壮丁替国家做义务的劳工。
除了上述三种兵役和一种力役外，每个国民还须纳人口税，连小孩子都有，钱穆先生也是从口税的角度出发，认为：汉代的奴隶为了逃避严重的口税才自贬为奴，显然这种口税是不太合理的。
汉代除却规定的义务兵役外，民间还有义勇队，志愿从军的。国家有事，可以自由报名。这叫做良家子从军。那些都是比较富有的家庭，尤其是居家近边境的，平常在家练习骑马射箭，盼望国家有事，报名从军，打仗立功，可以做官封侯，这风气在边郡特别盛。像陇西李广一家便是一著例。
第五章专论汉制之得失。首先在经济方面，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形成兼并，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使政府的减轻租税政策，对黔首益处不大。其次是政府的组织方面，汉代政府之失，在于与皇帝的职权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也就奠定了中国古代政府与皇帝之间矛盾的基础，也是造成皇权与相权相互博弈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说到军队制度：名义上的全国皆兵因其数量众多，训练不足而变得有名无实。后论至其选官制度，汉武帝时期所建立的孝子廉吏制度初衷为好，在前期也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也成为上下流动之管道，可是孝廉充斥仕路，其他的选官渠道到此蔽塞，因此渴慕进入仕途之人便无所不用其极了，也导致了孝子廉吏的制度逐渐沦为世家大族入仕之门径。
无论是论述汉代之政治事实，还是在论及汉代政治之得失，钱穆先生站在当时人的思维下来论述，来思考，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确实钱老先生一下子给我们廓清了前代政治现实和得失，但是深思之下对汉代之政这么井然有序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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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
这些天小阅了钱穆先生所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描绘了中国史上重要的制度，是钱穆先生在1950年代据其讲稿所整理的一系列国史制度知识。在阅读书中五讲五代的例子中，先生的：“中国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是儒家的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这样的立场逐渐渗透给我。也许我们在回顾和反思中国文化的时候，凭借自己对历史如同冰山一隅的见解，误解了很多传统文化。看着本书的时候，在一段段历史、制度被分析中，我觉得钱穆先生在史上患得患失中，透露的是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在中国文化，可以说整本书都是活史记。
全本书说了中国史上五个最重要的朝代：汉、唐、宋、明、清，从这五朝大体上便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钱穆先生所认为其分析中国历代制度中有七大原因，而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以及“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推扩而言，我们该重视其国别性。”这两大点。前面我也已经说过，在观这部历史书里面我所学所想的是中国文化，这部制度纲要则从各个角度解析得十分透彻，字里行间展现的文化变迁更是有其独到之处。这两点是在文章的阅读中最感同身受的。
纵然事过境迁，后代人都不了解了，即其在当时也不能尽人了解得，但到底这不是一秘密。在当时，乃至在不远的后代，仍然有人知道得该项制度之外在需要与内在用意，有记载在历史上，这是后人讨论该项制度所必须注意的东西。否则时代已变，制度已不存在，单凭异代人主观的意见，不能恰切符合该项制度在当时实际的真确的用意。
同时，在这一国家，这一地区，该项制度获得成立而推行有利，但在另一国家与另一地区，则就不一定这样了。正因制度是一种随时地而适应的，不能推之四海而皆准，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无弊。谈论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制度，也当如先生所说：“正该重视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若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像我们当前学术界风尚，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是好，中国的一切都要不得，那只是意气，还说不上意见，又哪能真切认识到自己以往历代制度之真实意义与真实效用呢？”
文摘一：
说到汉代选举制度：完全是因其是一读书知识分子而获入仕途。这一情形，直从汉代起。我们可说中国历史上此下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
当时的汉代的选举制度可谓严格和公正，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就是，一个青年想要走上金字塔的尖端的路，基本就是当高级公务员（当时为“入仕”），他一定要进入大学学习（当时的太学），然后被分配到街道服务（做做小地方官吏）。等到街道工作有了一定的业绩，被领导赏识（经由长官选举到中央）；再经过高级公务员考试，才当上正规的“公务员”。这样的路基本是当时所有人的入仕之路，也就是成才光宗耀祖之路，可以说当时官宦子弟入仕是少之又少。所以这样的制度是崇尚文治的制度，这样的政府是崇尚文治的政府。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所追求的那一种公平公正在2000多年前已经实现了，当时的汉代政府追求一种文治是为了在外是为了选举贤才，对于自己的封建统治又有多少巩固，可以说
是确切实际的优秀制度。事实也证明如此，无论是汉代存在的时间跨度，还是汉代在当时世界上的辉煌成就，都是我们有理由肯定这样的考察制度。再来看看这样的制度在现在的投影， 1977年的恢复高考和从前的科举制度几乎如出一格，30多年来没有变化。而国外的大学研究生录取制度是不是和汉代的差不多？他们的高考频率不是一年一次，成绩保质期更是有数年，他们的教授推荐又占了多大比重有多么高的信誉度，2000多年前的汉代也能做到这样，足以看出制度之优劣。在我眼里，中国特色也当有时代精神、具有时代意义，中国文化应当是一面镜子，可以正中国今直面貌，可以产生最贴合实际，进步文化的中国特色。
文摘二：
提到唐代兵役制度：汉代的兵农合一，是寓兵于农，亦即是全农皆兵，把国防武装寄托于农民的生产集团，生产集团同时即是武装集团。唐代的兵农合一，则是寓农于兵，在武装集团里寄托生产，不是在生产集团里寄托武装。所以只能说是全兵皆农，而并非全农皆兵。把武装集团同时变成生产集团，每个军人都要他种田，却并不是要每个种田人都当兵。
在汉代的时候，兵役为“全农皆兵”，也许意在想要利用中国农民这个人民群众最基本也是最强大的力量来保家卫国，把武装放在最底层，也许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其实武装农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想想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所有政府大部分都是农民武装推翻的，政变军变都不太多，成功率也的确不高。想到武装农民很多人心里不禁嘿嘿一笑，还是如今共产党好，从农民起家知道要安抚农民才是固国稳国之本，当然这都是后话。唐代这一举措从北周苏绰创始，唐代人不过踵其成规。从历史上来看，成效确实是比汉代要好不少。中国向来都是人口大国，户口多，不一定需要全农皆兵，全农皆兵的结果肯定是训练不精，战斗力不强，还误了粮食大事，而有可能出现上述“农变”情况。而全兵皆农遍不一样了，不仅军队可以把训练用在务农上，也可产出够军粮，剩下的农民会承担更少的责任，只要供政府文人用用，余下自给自足很够了。在我看来，这样的举措于军可以在心理上大大增加军人对与农民的感情，就是促进军民感情，同时农民也乐得不用劳作太多，幸福指数也应该是直线上升。可以说这个制度的想法在唐代是合情合理，不过后来也是因为制度管理之中的问题也失败了，这个也是后话线不予考虑。再看看今天，感谢科技作出的贡献，大部分人民群众已经不愁吃不愁穿，裁军和高科技已经让我们祖国高枕无忧，现在的兵役制度虽然我不太了解，感觉是正规军和预备役结合，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义务保卫家园。可以说我们祖国在爱国教育上是做的不错的，同兵役制度在我们青年人身上也埋下了很深的爱国情怀，相信如果有国难，人人也都会多出自己一分力。
文摘三：
讲到清代统制政策：满洲人到中国，他们的一切政策，是拿满洲部族来控制中国人。又再拉拢怀柔蒙藏来挟制汉人。现在再讲他们对待汉人的办法。他们到中国来，中国人当然要反抗，反抗的领导者，当然是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开科取士，承袭了中国考试制度，表示开放政权，中国读书人依然得官做，许你们参加政治，并许做政府里最高的官。但实际上则另有一套办法防制你。如每一衙门满汉夹用，外省督、抚，则多用满人，少用汉人灯。这样还不够，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国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来分解中国社会之抵抗力。他们一面在怀柔藩属，压迫中国。一面在羁縻中国知识分子来减轻抵抗。又一面
是压迫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这样三方面用心，可谓是很周到的。
清代是外族人统治中国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他是先打下了蒙古，才到中国的。因此他对蒙古和西藏，却特别怀柔，尤其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在中国史上这是第二例，第一例是元朝，很明显他就没清代这么高明，用外族文化统治大中国文化，30年就悲剧了。清代打压会抵抗的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让抵抗分子无势可壮。这么看来，清代和当代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底层民众好，清代排除统治阶级不论，确实这样的政策还能起到缩小贫富差距之功效。从“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来看，这样的统治政策实在是再适合不过外族来统治中国了，若是没有闭关锁国，若是清末中国也崇尚科技，泱泱大国还不是手到擒来。不过这样的政策也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没精神，时间一长这样的特性也暴露无遗。历史上也证明了这一点，政府腐败了也没有办法讨好底层民众，最后垮台也是必然。可能这样的结局也是封建王朝2000多年历史的最好的句号了。社会在进步，落后了世界一大截的社会形式也终将被取代„„
纵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在钱穆先生对于历史制度的“柔情”解析中，的确打开了我对于很多历史的误解。在患得患失之间我也会难得想想这么大的话题，考虑考虑国家今天的政策和制度，也许在学习法律的时候这样的情与法交替的考虑可以让自己的人性和感悟都有很大的提高吧，感谢钱穆先生，感谢《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推荐第9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
钱穆先生这部书，名为分析历代政治得失，其实更是一部中国传统政治“翻案史”，钱先生凭着对于历史深刻的把握和明晰的分析，替中国传统政治鸣冤，揭示历史的真相，不容偏激的观点将它们全盘否定、以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掉。钱先生将其对传统文化深沉的感情和准确的理解把握倾注书中，读过此书，都会对传统政治有一番新的感悟和理解，以前许多不实的、虚妄的曲解也不攻自破，更由衷地发生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豪来。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全书共98000 字，分序、前言、正文和总论四部分，此书是由钱穆先生于1952 年的五次演讲稿组成，前言、正文和总论都是演讲的内容，序是作者对写作因由及成书过程的交代。书名虽然称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其实只包含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这种安排，既是因为演讲次数以及演讲时间的规定所限，也因作者心目中自有取舍。作者认为这五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这五个朝代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的发展进程。本书除去前言和最后的结论，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各成一章，总共分了五讲。
作者在前言中就讲到了研究制度的七大要义：“第一，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第二，任何一项制度，绝不是孤立存在的„„第三，制度虽像勒定为成文，其实还是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第四，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则是断无可疑的„„第五，任何一制度，绝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第六，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就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第七，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钱穆先生将政治分为人事和制度两个方面来把握，在本书中分析的重点是制度，但由于这两个方面本身也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因而也不可能只是单纯地讲制度，同时对人事也自然有所涉及。本书中将制度分作四个范围来讲：首先是政府的组织，即政府职权的分配；第二范围讲考试和选举；第三范围讲中国历代政府的赋税和经济制度；第四范围是讲国防和兵役制度。政府职权分配，决定着政府运作的根本模式和权力分配，决定着行政运作是否合理，各项权力是否有相互制约的功用，钱穆认为借讲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政府职权分配之演变，便可认识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以及其内在趋向；而考试选举制度，决定了政府管理者的人员构成和人员资格，决定了什么人可以来管理政府，参与政治，决定国家的走向，更重要的是，考试制度决定了国家的主权问题，由于考试制度的作用，建立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桥梁，因而国家的主权掌握在读书人组成的士人阶层中，而士人只是一个品位而非阶级，具有社会流动性，因而，整个社会都可通过读书仕途之路参与政治。
在五个朝代中，我认为钱先生重点讲了汉唐和明代。讲汉唐是讲中华盛世，因而对其政治制度的分析，以得为主，兼论其过。汉唐其实是开了中国传统政治和政府的先河，并且这个先河完全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种种优点和用心良苦。宋代基本是沿袭唐代，只是对唐制的缝缝补补反，甚少建树，而颇多过失。钱先生对这些过失的分析也并非全盘否定，而是结合当时客观情况，同情地理解之，尤其对宋代武功之衰，也能客观地分析其缘由，而不是概而批之。明代论之甚详，一则明代夹于元清之间，地位特殊；二则清代制度多因袭明代，述明则及清；三则明代是中国政治制度走向专制和黑暗的发端，把握了明代，就是对中国政治走势的把握。对于清代的分析以批判为主，值得注意的是钱先生在这里区分了制度和法术之别。制度是出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的一些度量和分寸是制度；而法术是出于私的，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清代全无制度，他所有的制度，都是照搬着明代，再加上自己许多的私心。
读罢全文，让人有一种通透的感觉。例如论及清代之时，钱先生在这里比较了东西方主权观的不同，让人读之有茅塞顿开之感。西方讲政治，先要讲主权，而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专制，主权只在皇帝一人手中，试想，中国这样大，同欧洲早期国家不同，他的主权怎可能只掌握在一人手中？ 主权的掌控，肯定是在一个集体手中。中国的政权，实际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而士人并非阶级而是一种流品，通过考试和选举制度将政府和社会联结在一起，因而中国的士人政权从来不存在主权问题，来自社会、具有极大社会流动性的士人阶层其实很可代表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政治的主权应是在民的。而这样的士人政权在发展到明代时， 已由于专制之加强而
有些许变味，到了清代，则是彻底变质为一部族政权，成了维护满人部族统治的工具，将其称之为黑暗专制应是不冤。近代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的批判，应是适于清代的，但不应笼而统之，抹杀整个中国历史。
书中最后结论部分中钱先生提出的中国政治发展的几大趋势，非常深刻和准确，尤其是对于中国传统政治中中央政府集权倾向的提出和对于士人阶层过度膨胀的分析给人以深深的启发。首先，其实中国的政府是符合权能分立所要求的政府形态的。皇帝作为权力的象征，给了政府神圣的正当性的同时，并不真正干预政府的行政工作，由宰相率领经过考试和选举筛选的文官阶层来管理国家。与此同时，又设计出许多十分精巧而体现着限权思想的制度来规制政府和官员。但由于法的理念的过于单薄或者对于“法”的理念的过分恪守，终于这样协调有序的政府模式在皇权的膨胀中被打破平衡，最终趋于崩塌，宰相逐渐萎缩消亡，逐渐堕为皇帝的秘书或顾问，使国家政治真正走向专制。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悲剧，如果在新的时代中，结合已经吸收引进的西方现代政治理念，焕发出早期中国政治的活力和优点来，应当是中国今后政治制度架构的一个不错选择，总之，全盘丢弃传统，彻底接受西方理念，是不对的。其次，钱先生对于传统政治制度所引发的士人阶层的膨胀问题的提出也给人以极大的启发。科举制度一方面构建了政府和社会的桥梁，为政府培养了读书阶层来产生优秀的官员并整合整个社会的利益，另一方面，这样的对于士人阶层流品的尊崇也使整个社会的才智力量过于集中在士人阶层，由此导致了士人阶层的过度膨胀和官员的冗积、政府效率的低下，造成了“管官的官多，官民的官少”的情况，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其他力量尤其是工商业的正常发展。这也是传统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流品尊崇和“重农抑商”经济思想的必然结果。
钱先生对于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的区分， 极见功力，极为精到，无愧史学大师的眼光。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特定制度实施的时代的人们切实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而时代隔得久远之后，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以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在这点上，我们应该深刻反思自己。我们迫不及待地要割裂传统，走进现代，但是否传统就真的那么糟糕，那么不可取以至于要全盘打倒、彻底否定呢？ 同时，彻底否定了传统中国，我们的主体意识又在哪里？ 我们如何去自信地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 要是丢失了我们的传统和习惯，抹杀掉自己的历史，我们的共尊共信心又从何而来呢？
推荐第10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从古到今概论了汉、唐、宋、明、清五个主要朝代在政府组织、人才选拔（考试与选举制度）、经济（赋税）制度和国防与兵役制度四个方面的得与失，初读振聋发聩，再读掩卷而思。
首先来谈谈研究的视角。钱先生强调了对中国古代政治得失的研究要有历史眼光。他认为中国秦以后的政治或社会是不能以专制黑暗一笔抹杀的，必须要深入了解历史事实，客观分析当时社会条件下一系列政治制度的实际效果，才能得出一个较公允的结论。他认为国人对中国古代专制黑暗的断语，一是由于不了解，二是由于以现代的“时代意见”去评判千年前的历史。这是有失公允的，也是不客观的。对此，钱先生特别提出了要重视在历史上各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即“历史意见”。他认为这才是“评判该项制度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这种“历史意见”就是当时的“时代意见”。①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也是值得借鉴的。
其次谈谈研究的主导思想。钱先生是通过人事来研究制度的。他认为制度是围绕人事而变的，人事是制度订立、发展、流变之源。“人事比较变动，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订，亦属人事而比较稳定，也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我不确知钱先生所谓人事的明确定义，纵观此书似乎指具体的政治行为和政府运作。钱先生认为制度要切合而不能违背人事，强调了制度的现实性、地域性、文化性和制度变迁的必然性，这固然是对的。但他似乎不太重视制度的规范性和稳定性，不重视制度对人事的限制和巨大影响，认为人事是第一位的，决定性①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3页。
的，制度是第二位的、被决定的。对此我是不太认同的，否则人事出了问题又如何解决呢？其实许多人事问题是可以通过先确立一制度，然后在此制度规范基础上予以解决的。说到底制度并没有那么玄乎，细化到执行层面就是一种程序。我们可以通过严格地执行程序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来改变他们的思想进而改变群体的认同乃至文化。美国联邦党人不正是借鉴常识、经验并通过逻辑上的思辨而制定了美国宪法吗？这也许并不完全切合当时的人事，但这却成为美国的立国之本，并行之有效达两百多年之久。正如罗伯特.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所论证的那样，制度是有效的，只是效用较为缓慢，可能要以10年为单位。
最后来谈谈内容。先说说皇权与相权之争。钱先生认为总体来说，自汉以下皇权逐渐侵夺相权，即皇权越来越大，相权越来越少，而中国历代政治治理也因此而每况愈下。我觉得皇权、相权的关系说白了就是皇家和官僚（士人）阶级之间的关系。中国自秦朝由封建到郡县后。诚如钱先生所言，此一变化后，除皇家之外，其他官职均不能世袭。平头百姓也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谋取官职，提升社会地位，客观上来说是进步了。但秦之所以消灭封建的主观目的并非为了社会进步，而是为了防止类似于周的因封建而覆亡的悲剧再次发生，是为了要天下一家，万世一系。所以我不认同钱先生认为的汉代皇家之事也属政府管理，宰相才是政府首脑的说法，也不认同他将皇权与相权平等对待的认识。汉是承秦制的。刘邦辛辛苦苦打下天下，又给了以宰相为代表的读书人，难道是活雷锋不成？从历史上刘邦和萧何的关系以及其后来对功臣的态度来看，都可以看出皇帝还是老子，其他人只是服务于他的。也即皇权是第一位的，相权是第二位的，中国历代可谓从来如此。所以皇权对相权的侵揽是必然要发生的。中国从来就不存在皇权虚设的情况。当然皇帝要统治偌大一个国家，没有一批人帮忙是
不行的，于是人员的选拔、赋税的征收、国防和兵役等各项举措随之而来。这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必须要认清的第一要义。至于在和皇权的博弈中相权能获取多少自主权，全在于其实的情况。客观上来说，皇权和相权如果能取得一定的平衡，对于整个国家的治理是有好处的，也是能促进国家发展的。再说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代地方只有郡、县两级，有一百多个郡，一千多个县。汉代时郡长官级别是二千石，这和中央政府的九卿是同等级别，因此社会地位较高。汉代地方、中央官员交流也较为频繁，这就使官僚体系内部的通路较为顺畅，升迁激励能起到较好的作用，于是吏治较好。这好比现代组织治理所讲的扁平结构。而汉以后，一是政府层级增多，从宋开始地方政府分为三级。二是中央逐渐集权。中央为便于统治考虑，在地方官员之上安排了督查使（唐）、都督、巡抚（清）等职位，这些人受中央委派、完全对中央负责，地方官员居于旗下，权重和名望都相对下降。而且因为层级增加，地方官员他们很难进入政治上升的通道。特别是地方上处于金字塔底端的胥吏，根本没有成为“官”的可能。他们即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荣誉感，唯一能使他们动心的便物质上的东西。于是在基层缺乏监督的古代，寻租腐败，潜规则盛行也就不足为奇了。钱先生认为中央集权、地方衰落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历史趋势，也是一大弊病①。这是值得当今为政者思考的。
读完本书后，我还有一个颇为意外的发现，即中国古代很多政治制度的废弛和崩溃并不是因为制度本身不合时宜，而是因为执行不力，换言之即没有人去监督该制度的执行。既如钱先生所言“并不是当时人不要此制度，实由于人事之逐步颓废，而终于制于不可收拾”。②比如书中在论述唐朝的租、庸、调制度和府兵制度的崩溃，都是由于时人的慵懒马虎、日积月累所致。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令人为①
②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4-155页。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3页。
之叹息。承认汪中求在《细节决定成败》中所言，中国并不缺乏滔滔雄辩的战略家，而缺乏脚踏实地的执行者。但是何以会缺乏执行者呢？执行者不履行职责又何以没有惩罚措施呢？从根本上这就牵涉到权力来源和制衡问题了。中国古代的权力是靠暴力获取的，以皇帝为代表的暴力集团在获取了权力后，再通过意识形态神化统治者和为百姓提供安全等基本需求以取得合法性。但是皇权及其衍生出来的相权从来都是少有约束和限制的。因此在历史上便必然出现权力失衡和缺乏监督的情况，因此而衍生出的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也就是必然的了。
概言之，中国历代政治根本问题乃是权力的来源和制衡问题。权力如果不是来自于每一个人民、来自于社会各阶层的博弈妥协、权力如果没有制衡，则政权的崩溃是必然的。中国古代政治得也好、失也好都没有跳出绝对权力这个大框架、都没有找到很好的制衡权力的办法，因此也就无法跳出治乱循环的历史症结。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古人，但是作为今人，在掩卷而叹的同时我们还应以史为鉴，努力推动中国的民主、共和之政治进程，莫使后人复哀后人。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
第11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中国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钱穆先生应何应钦邀请，为台湾“战略顾问安全委员会”所作专题演讲的合集。后在台中养病，又应约写一部“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教材，因截稿期限急迫，遂以讲稿稍加补充修改，正式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付梓成书。该书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选举与考试、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制等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式的概观与对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要言不烦，论述精辟，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这本书看得有一些波折，送到家拆开包装才发现买成了繁体竖版。打开一看通篇全是繁体字。不过既然已经买了，就狠心看下去了。最后倒是也有意外的收获，从开始对着简体版一一查字，到最后基本可以一口气通读下来。读着从右往左的竖版书，感觉也别有一番味道，这也算是以外的收获及感受。
书中重点介绍了汉、唐、宋、明、清等五个主要历史朝代的社会制度。而每个社会制度，又分为政府组织、选举制度、经济制度和兵役制度四个方向，最后加以政治得失的论述。
对于政府制度，重点在于阐述君权和相权、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与制衡。中国从秦开始出现大一统的国家以后，此消彼长的角逐也就成了中国社会制度的最主要的构架。
其次，作者谈论了选举制度，非科举制度，而是选举制度自古至今的发展演变。 再进一步，作者论述了不劳而获的人是如何不劳而获的所谓的经济制度。
最后，作者回答了历朝代国家是如何“攘外”和“安内”的，这就是兵役制度。关于兵役制度重点有二，即兵源和粮源。
我认为，本书的精髓在于，其一，钱穆先生带领我们在以整体的视角审视这个社会，而不是去关注盘枝末节，当然这也造成了内容一定程度上的乏味，但是细读起来，却又有很大的收获，是一种对历史的大局观的理解与认识。其二，成书的主要目的，是使读者看清，中国有很多优秀的社会体制，并不能以“专制黑暗”四个字全盘否定，封建社会不是专制黑暗的，每一项制度在产生之初都有其存在的价值。 以下是我摘录的几段钱穆先生的几段句子。
“今天我们的政治，已经走上一新路，似乎以前历史上的往事，可以一切不问了。其实这观念还是错误的。传统政治的积弊，虽是历史，同时也还是现实。外貌变了，实质仍未变，如何能不仔细研究呢？正如我们误认了以往政治传统一切该打倒，而且也真的一切被打倒了。同时我们对一切传统和习惯，也失去了共尊共信新。”
“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但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
“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
“我们不能专看别人家，样样向人学。人家的法规制度，同样不能有利而无弊。但人家各自在创制，在立法，他们觉悟到有了毛病，还可改。”
“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至少我们讲人文科学方面的一切，是不该不懂历史的。政治也是人文科学中一门，我们回头把以前历史经过，再看一道，总还不是要不得。”
通读全书，我有以下的一些思考：
这本书使我获益匪浅，解决了我中学学习历史时的很多困扰。作为一个文科生，中学时期学历史学的只能说是分数很高，但是一直觉得缺乏透彻的理解。总觉得学的一直只是干巴巴的文字，死记硬背。现在读完这本书，使我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以前只是在学一个“是什么”，无论是史实还是历史评价，但是现在多了对“为什么”的理解。同时我也体会到了学习的一种渐进性，相信要是高中时期让我读这本书，也很难达到理解的程度，毕竟我不是什么天才。但是，现在还是缺少了一个“怎么样”，这还需要我不断地努力。
社会的进步，主要靠两方面，一是科学技术，一是社会体制。在远古社会，由于缺乏了科学技术，且社会体制也不完善，所以社会进步是缓慢的。而如今，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社会要想进步，就要不断健全优化的社会体制。
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包括以前看过的《易中天品三国》等一系列百家讲坛，我最大的收获便是学会了评价一个朝代的政治好坏的一种方法——历史意见，而不是只从个人所属的时代出发，站在现在回望过去，不能只凭自己时代的判断来吞灭历史的判断。钱穆先生指出，所谓“历史意见”，指的是一项制度实施之时代的人们由切身感受所发出的意见，而“时代意见”则是指后人单凭其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我们在研究历史上任何一项制度时，都应该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后当时人的观念与理论，没有一项制度能够凭空而产生出来的。”这种制度背后当时人的观念与理论，在我们今天看来，或已成为一种“历史意见”，但对当时人来说，无疑是代表着他们时代精神的“时代意见”。唯有代表着当时的“时代意见”，它才有存在的合理性，才能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而不变，才能真正成为一种“历史意见”。故钱先生认为，“时代意见”与“历史意见”二者应该是精义相通的。如果说一个人在评价历史而又不知这种“历史意见”，那是他的无知；若其明知“历史意见”为何而又以自己的“时代意见”来肆意吞没“历史意见”，那就是狂妄，是数典忘祖。毫无疑问，对于我们的学习来说，这两种情况都是要不得的。
我以为，史学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但是，最终还是要落到“致用”二字上。人们通过研究历史得失，从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种回望的视角更重要的是教会我们如何看问题，是对视角、观点的一种补全，若不能将此种洞察应用于当代，实在是可惜。钱穆先生书中谈到了得失二字，我们不仅仅应该去品评得失，更需要将从中得出的思考运用到现今问题上来，这才更有意义。比如：如果要在中国这个一元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能长久维持其分权本意的制度的话，这个制度应该是什么样的？当然，我对政治的理解还相当肤浅，无法来回答，只是提出这样一个疑问。
当然，吹毛求疵，如果说本书有一些不足之处，我认为当是，评价中国政治得失，还需要将文化、思想与政治制度相结合来看，相信，如果融入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后，又会有一番发现。
纵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在钱穆先生对于历史制度的解析中，的确打开了我对于很多历史的误解。
2014-5-2
第12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在钱穆的这本书中，他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朝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介绍和对比，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从得失两个方面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有人评论，“可以说本书是一本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发现了一些曾经在高中历史课堂中，老师给我们补充过的课本外的内容。同时，更多的没接触过的历史观点也在不断的改变着我对古代政治的态度。
这本中讲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几次批评一些人把中国古代的政治一律看作是专制黑暗的观点。钱穆认为任何制度绝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弊而判定。我们不能因为中国古代有了皇帝，违背了现代民主观念就以“专制黑暗”就把中国过去的政治一概否定。看完这本书，我很认同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明清之前的政治不能算是皇帝专制的观点。之前朝代的皇权和相权是分开的。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他们有各自的职能和办事机构，皇帝是不能随便干涉宰相的事情的。
中国历代政治，汉代最好。在汉代政府和皇室的事都归宰相管，皇帝不能随便干涉。就制度上来说皇帝很难说是专制的，只有当遇上汉武帝这样的雄主时，才会偏离正轨。在唐代，皇帝发出的命令必须要经过政府批准，宰相一分为三，变成了“委员会制”。但到了后来皇权在逐渐加强，相权削弱，最终在明朝废了宰相，政府的事皇帝一人办。到了清朝，皇帝的权力没有了制衡，皇帝通过军机处直接向下面的官员下命令，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由此皇帝的专制达到了顶峰，终于导致皇帝制度被推翻。
总之，这本书确实令我获益匪浅、大开眼界。另外，我还在读书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件趣事。钱穆在书中写关于北平的时候，提到了一点关于北平气候的内容。他说北平之气候九月就结冰，次年二三月才解冻。从作为一个在北方长大的人的经验来说，这点有些夸大而与事实不符。但想来钱穆先生浙江无锡人，后又定居台湾，对北方的气候多少还是有些不甚了解，难免会逐了大流的定式思维的！
第13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
昨晚睡不着就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剩下的几十页看完了，看完之后，正如没看之前某人说的，会改变自己以往对历史的看法。
这样一本书，看之前，本以为是一本如历史课本一样的书，没想到作者写的并不是那样晦涩难读。钱穆先生用很亲和的语言，以和读者对话般的方式，由浅入深，向读者展示了汉、唐、宋、明、清历代的政治得失。
这让我想起了高中时代的历史课本，我们2006年是安徽课程改革第一年，历史课本也与以前的编排大有不同。据说以前的课本是按照编年，记叙各个时代的革命、历史事件等等，而我们那一年却已经按照政治、经济、文化、国外选修等方式来学习历史。其中政治部分则是按照年份，叙述君权相权和中央地方关系的演进来演绎历史。
所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不由得联系到了我的高中历史学习的时光。当然内容肯定是有很大不同的。钱先生的书除了从君权相权和中央地方的关系方面阐述，还从经济、赋税、考试选拔等等方面来述说当时的政治制度。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并不都是专制的，前几朝代皇帝并不是一人专制，科举制度也是一种政权对外开放的方式。所有的制度在刚刚建立的时候也并不是腐朽落后的，也只是历经几百年后，由于各个时段具体时间情势的变化，制度变得不再好了。
从我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变动也可以看出今人对待历史的一些变化。也许只是时间问题，历史终归是历史，后人自有评说。我们还是要努力让自己的浊流中自清，追求自由。
历史教人不武断。
第14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副本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对中国历史我一直很感兴趣，但上大学前却很少有机会接触到这方面的书。上了大学后也有读过一些像《太平天国》《隋唐演义》等，但终究觉得对历史的了解不成体系。有些书对历史的认识有些过于偏见，而有的书又过于教条化，而这本书不同，它既描述了历史的得又有失，很可观的看待了历史，这是我选择读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我对香港中文大学仰慕很久了，无数次幻想能走入那座神秘的“殿堂”，而钱穆老先生就是这座神秘殿堂的第一任校长，因那梦中的学堂而仰慕老先生，又因老先生的渊博更加向往知识的殿堂。翻开书本，一列列繁体字映入眼帘，自右向左，跟随者着古朴的排版方式，我也开始慢慢走入历史。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这不是一本专门写来供大家仔细研究的书，而是一系列演讲的集合，因此行文通俗易懂，结构非常清晰。依照历史的顺序，主要讲了五个朝代：汉、唐、宋、明、清。书名一笔点破书中内容——政治得失，因此各个朝代依次讲述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建树，取得的成果和所有制度到最后的失败。主要的方向是这样的：钱穆老先生很反对把我们的历史看成都是封建或都是黑暗的，与西方的民主比我们古代对民主的实行要比他们早得多，只是我们没有很正规的思想家把之描述出来而已；就清朝钱老先生认为它是族群统治，其中包括很多专制制度，也因为清朝离我们最近和我们建国后对古代的批评使得我们对自己国家的理解有了偏差。现在，我们把在我看来对我看来依然很重要的内容大概的讲述一下，不是按朝代，而是分为皇权和相权之分、中央和地方制度、选举考试制度。
中国古代最开始君权和相权大体是分开的，中间也有合但终究直到唐宋大体还是分的。最开始在汉代皇帝只代表一家独尊，无所谓我们平常经常说的这是刘家的天下，这是李家的天下，虽然没有人人平等但还是有以民为重的理念，在这日常的事务处理中，也不会以皇帝一人之言为准，而很多情况是宰相主管天下，这一情况基本上可以说延续到明朝废除宰相之前。具体我们可以从书中得知，汉代相权和皇权是分得比较清楚的。皇帝下面为其做事的是六尚，分别是衣食冠席浴书，根据其具体的职务我们可以把之简单看成皇帝的私人秘书。而宰相并不是皇帝的用人，宰相下面也有专门管理政府事务的部门，如汉代有十三曹等。最起码我们不能说皇帝只是为了自家的利益，在正规的历史时期皇帝是不能为所欲为的，就像现在的君主制国家，君主并不代表一切，他要受到政府的监督，在汉有权臣坐而论坛，在唐朝中书省有拟撰初稿的权利，删选通过的再由皇帝画敕，传到门下省，也就是说在政策的制定执行中皇帝只起到了同意权，如果门下省反对那皇帝的敕也就无效，这些情况只是到了后来由于皇帝的私欲而被慢慢改变了。唐朝不是有个很有名的故事吗，唐太宗为了避免谏官魏征的则背而把心爱的鸟放进了自己的怀里，当魏征走了鸟就被活活的闷死了，由制度的安排来看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宋朝皇帝要求有参政权，他可以已高高的身份而命令群臣，这样宰相的权利也就大大减弱了，而且本来监督皇帝的谏官反过来有皇帝来任用而监督宰相，皇权日益膨大，直到明朝宰相被废除，权力统统归到皇帝之下，他也就有了最高的法杖，君主永远都是高高在上的，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宣告历代以来的君相之间的权利纷争的结束。在皇帝大有雄心作为的年代里，也会发生君夺相权的如汉武帝，但后来权力还是回归，大的发展方向没有改变。
就中央制度很大一部分情况是和君权相权相关的，还是从汉朝权力说起。汉政府由宰相管理，政府下面有专门为他服务的十三曹，因此政府的事主要是宰相管。我们说到宰相，这里就要解释一下，宰相在历史上其实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官员的称呼，而是地位的象征。在汉代我们所谓的宰相就是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管行政、军事、监察。除此政府组织中还有九卿，他们也都各自掌管着皇室和政府的事务。从汉到唐，期间也经过了魏晋南北朝的更替，因此到了唐朝中央政府组织发生了一次重大改变。具体说来就是，没有了三公换之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其也就是我们说的唐朝宰相。他们的职能大体就是前面
讲权力之分时的职能。在唐朝最高机构叫政事堂，由三省组成。按说有三省的精英来出谋献策，后皇帝同意，在由尚书去监督执行，皇帝和大臣不得以权谋私，这是一套很好的制度，但终究是出了一大漏洞。在皇帝的尊贵地位一日日提高，也没有像现在西方君主立宪国家的宪法一样的法律限制，皇帝的权利也逐日升高了从皇帝可以“斜封墨敕”，由同意权接到了参与权，但这也不能就此说我们的制度是专制的。由于五代的积贫积弱，到了宋朝宰相为了树立皇帝尊严，他以自己在群众眼中的身份来衬托皇帝，再也不会和皇帝一起坐而论道，只有卑躬屈膝。明朝犯的最大的错就应该是废除了宰相吧，虽然事出有因，即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宰相胡维庸造反，从而明太祖规定以后子孙都不许立宰相。中书省被废了，而尚书省长官又没人敢做，于是就只剩下秃头的六部尚书，再加上都察院与六部并称七卿，再加上通政司和大理院合成九卿。没有了宰相，权力分给各个部门，没有了统一的领导，部门之间各管各的没有了体系。这样一来其实权利都集中到了皇帝。到了清朝，他们是异族侵入不知道要怎样统治这样一个大的中国，因此也就沿袭了明朝的，为了维护自己族群的统治因此清朝任用官员都是满族人，对汉族有一种永远不会减少的警惕。如果说我们古代是专制的，那也只能用来形容一下明清两代，在汉唐宋我们又怎可一笔抹去？地方权力的变化是随着中央政府组织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汉代地方政府分两级：郡和县，中央官和地方的郡太守的地位可以说是平等的，他们可能会因情况而互相调配。到了唐朝地方官员设置较汉就复杂了很多，因为唐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把本来之前属于地方的权利都统统集结到中央，再由中央向下分配权利，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在汉代地方上的小官都是由郡太守县令长自行辟属任用，而唐朝是由吏部派人。宋代把地方分的更加复杂，地方官要想很好的坐下去即必须同时讨好：帅、漕、宪、仓四个上司，地方官员不能一心一意的为百姓谋福，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宋代在各个方面都很弱，而中央把地方上的财政兵力又都收到了，地方上基本的防守能力都没有，这也是宋朝后来在金兵入侵时不敌的一个原因吧。到了明代中央侵入地方更加严重，在没有废除宰相之前，如果地方上出了乱子，中央就派一个大员来震压，形成行省制度，这样就使得一些地区成了无人管的地区。再说到官员的设置，随着历史的发展，官员的数量也日益壮大，明朝中央总是向地方分配官员，官员的级复杂，这样一来管官的人越来越多，做事的越来越少。清朝和明朝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的是他的种族意识特别强，不允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这也许是清朝从内部腐化到外部灭亡的一个原因。比较起来地方制度，汉代最好，唐代比较好，虽然唐代经济空前发达，百姓安居乐业，但他在地方的制度造成了安史之乱，也为后来五代埋下了隐患。
选举考试制度是从汉代以来就为各朝各代所十分重视的，在汉代实行的是孝廉察举制，孝廉察举的人才多了，这些人就变成了皇帝身边的人，使得皇帝身边的侍卫集团发生了变质，做官的人都变成了读书的人，这也就是后来个各基本都为士人政府的源头。唐朝的政府是开放的，读书人越来越多，用考试获得仕途的人越来越多，只就形成了社会乐于做官的一大弊病，使得社会精英趋于仕途而无法发展其他事业，如像西方的工业革命一样，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不妨去设想一下，在经济本来就很发达的社会他已经有了物质经济基础，再加上一批又创造有才能的人，那也许我们会比今天的英国更加发达。宋朝选拔人才的方式和人才的去处都没有改变，不同的只有考试的科目等。明以后发生了改变，就是人才等级上的区分，上层为进士、翰林；下层是秀才、举人。考试的标准也变成了八股文，这本是为了方便判别而定取得一个尺度，但却发展成了人们努力的方向，因此这一制度就用坏了。
每一项制度都是针对当时特定的情况而制定的，在设立之初肯定都是好的，而我们不能只根据其结果的好坏来评判之，所谓要寻其本源。制度制定了那它就死了，而人还都是活的，制度只能以不变应万变，我们又怎能苛求它永远都是对的？因此我们就不能抱着这样的观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上下求索的精神是永远都不可抛弃的。
历史的发展本来就是在迂回中向前，有得有失才是正常的，就西方的发展又何尝不是
呢？我们学习西方但不能全盘西化，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历史，有过让很多外国人也魂牵梦绕的历史。仔细看历史会发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大的整体，我们都有着同样的习惯，在朝代的更替中大家互相同化着对方，最后融为了一体，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要想分裂国家就是试图在分列历史，那将注定会失败。
后记：历史的发展是趋于复杂的，我们可以先举个跟历史无关的例子来分析一下，早晨很多人起不来最好的办法就应该是定闹钟了吧，但是是时间长了我们熟悉脑中的模样了，那在很困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不睁眼把它关掉，这时再好的闹钟也没有用了。为了避免这样我们跟进一步把闹钟放在某个我们不易拿到的地方，到时我们必须起来，似乎这样看起来很完美，其实我发现最后发展的结果跟前面一样。只有当哪天我们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珍惜时间的时候，我们早上就会很自然的醒来，开始一天新的生活。历史也同样趋于复杂，人是由于惰性，而历史是由于人的欲望。制度一步步设计的复杂，但终究会有空隙无法弥补，而一次深的改革才会唤起新的历史。历史本是很严肃的东西，被我拿来跟睡觉比也许有些亵渎了历史，但我觉得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像。
第15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前不久看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著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原以为它会如以往看过的一些名著那样枯燥乏味的。谁知，事实并非如此，从序、前言到汉唐宋明清五讲而至总论，我都无不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提起了满满的兴趣，津津有味的拜读了两遍，故而兴趣之所至，自觉从中获益良多。
《论语》中有言：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顾名思义，就是指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不是一团漆黑，而是有得有失的。而中国的几千年一言以蔽之曰“封建专制”，则是钱穆先生所最反对的了。读完这本书，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在这本书里，钱先生论得论失，但主要的是要肯定其得，即中国历代（自然主要是先生所详讲的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在政治制度、人事上的建树。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钱穆先生应何应钦邀请，为台湾“战略顾问安全委员会”所作专题演讲的合集。后在台中养病，又应约写一部“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教材，因截稿期限急迫，遂以讲稿稍加补充修改，正式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付梓成书。该书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选举与考试、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制等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式的概观与对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要言不烦，论述精辟，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过：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论及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历代之始，不论汉唐还是明清，都如一张张白净的纸，在英明的君主的励精图治下，总能创造出一个个辉煌。而在历朝之后期呢，多因了因循守旧、骄奢淫逸、小人干政、内忧外患等等，经济、文化、军事上或多或少地陷入了无可自拔的困境当中，再想恢复到过往的繁荣昌盛又谈何容易呢？这不就是教我们要懂得发展、懂得开拓进取吗？否则，就只能是见到最初时那美丽的昙花一现，没法持久。推及政治制度，钱穆先生说“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好久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制度也只是历史事项中之一目，人类整部历史便没有百年不变的，哪能有一项制度经过一两百年还算得失好制度的呢？”不正说的世界是发展的，我们要与时俱进才不至于落后的道理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民生是政治得失的关键指标。也不记得是何时何地听来的这句话了，但总觉得说的挺好的。在《中国政治得失》这本书里，钱先生论述了汉唐宋明清这几个朝代，很显而易见的就是先生最赞汉，次褒唐，再次谈宋明，而末仅就全贬清似的了。若问其间的原因，我想不同的读者一定会有各异的理解的。而在我看来，先生如此，很大原因是从民生角度思考、评论的。而至于民生方面，又是可由许多处所见的。在此，我想主要就从历代的兵役制度来看。从本书中，我们不难看出，汉代的兵役制度确是比较人性化的，这在当时所规定的壮丁服兵役的年龄上就可见一斑。“一个壮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服兵役„„”这里，正是汉统治者充分考虑到壮丁以及他的家庭负担的体现，既是一种经济的考虑，也是一种道德的决定。唐初是实行“寓农于兵”政策的，也可谓之为府兵制度，较之于汉制，这似乎比较好一些。但是后来府兵制度也失败了，士兵却变成了苦工，这不得不说一定会造成民不聊生的境地的。“宋代兵制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了”在那时，凡当兵的，都要面上刺花字，是不被国家所
重用的，因而也是被世人所瞧不起的。明代的兵制呢，先生说“明代武功，较之唐代相差并不远。”由此或许也可见，实行卫所制的明代兵制，在平时卫所军给田自养，而国家呢，也可以说是比较注重民生吧，总之是就不要他赋税了的。清代，则是由于满族人统治下的政府，满洲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敌视汉族人的，所以要论及民生，清代的中国人，或许应该主要是汉族人，实在是苦不堪言的。 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对我启迪最大的则莫过于评价一个朝代的政治好坏的一种方法了——学会“听取”历史意见，而不能只从个人所属的时代出发，不能只凭自己时代的判断来吞灭历史的判断。于是，在本书的前言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先生从理论的高度明确地区分了“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这一对范畴。先生指出，所谓“历史意见”，指的是一项制度实施之时代的人们由切身感受所发出的意见，而“时代意见”则是指后人单凭其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我们在研究历史上任何一项制度时，都应该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后当时人的观念与理论，没有一项制度能够凭空而产生出来的。”这种制度背后当时人的观念与理论，在我们今天看来，或已成为一种“历史意见”，但对当时人来说，无疑是代表着他们时代精神的“时代意见”。唯有代表着当时的“时代意见”，它才有存在的合理性，才能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而不变，才能真正成为一种“历史意见”。故钱先生认为，“时代意见”与“历史意见”二者应该是精义相通的。如果说一个人在评价历史而又不知这种“历史意见”，那是他的无知；若其明知“历史意见”为何而又以自己的“时代意见”来肆意吞没“历史意见”，那就是狂妄，是数典忘祖。毫无疑问，对于我们的学习来说，这两种情况都是要不得的。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在拜读本书时，一面我获益匪浅，解决了我中学学习历史时的很多困扰；可是接踵而来的却又是一些不解的疑惑。或许是因为钱穆先生本身是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持有相当的认可态度的，也就不免让我觉得有些地方似乎是有些许掩饰的嫌疑了。比如先生一直认为汉代的政治是中国历代政治之中最好的了，故而他挑选了许许多多的史料来论证此观点，我们在书中可以显眼的看到汉代制度的种种优点：轻徭薄赋的经济制度，地方中央的融洽，乡举里选的可行之处„„但是，先生却不知为何把我们熟稔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历史事件只字未提，或许先生是觉得不可尽言之吧，但我觉得这也算得上是汉代史上重要的一笔，不提及，似乎有些不妥当。既然是政治得失，得失得失，作为“失”的重大事件之一，还是应该讲讲的。
又再如对清代的评述上面，我也觉得自己的见解不能与先生的完全相同。因为在我这么粗略读来，先生好像是很不喜欢清代的，至少是满清政府。所以字里行间，我总能感受到先生的一些颇词。虽然我也赞成先生的说法，即清代是部族政权取代了以往历代的士人政权。但是，我又自觉，既然汉唐宋明各朝的政治之失都是情有可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当被人理解的，那么，谈及清代，为何就不适用了呢？我们应当认识到，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统治者，一方面固然不可避免地需要依赖于本族实行统治，然而另一方面，被包围于汉人及汉文化的汪洋大海当中的他们，更是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加以继承，否则，他们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可能的统治。所以说先生在此处可能过多的带了个人的感情吧。而在客观事实上呢，“清朝皇帝接受汉化的诚意与速度是在他们之前的所有少数民族统治者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汉化速度最快的部分，莫过于政治制度。”（这是我在张鸣的《再说戊戌变法》中看到的。）
以上就是我拜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后的一些感悟，因为见识短浅，我自觉并不能把先生此书中的所有精华都吸取并内化成自己的东西；而又深知“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故我也不敢说自己的上述观点一定正确、符合原意，只是按照心里的所思所想，全然写了出来罢了„„
第16篇：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这些天小阅了钱穆先生所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描绘了中国史上重要的制度，是钱穆先生在1950年代据其讲稿所整理的一系列国史制度知识。
全本书说了中国史上五个最重要的朝代：汉、唐、宋、明、清，从这五朝大体上便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主要讲五个时代：汉、唐、宋、明、清。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主要讲两个方面：人事、制度。两者又是相互关联的。
其中，制度不能离开人事，离开人事制度就只是条文，无可讲。其次，制度是各项配套存在的；然后，制度随人事变动而变动，变动必有渊源，制度的成熟必是有人事上的需要；再次，制度没有绝对的利弊，所谓利弊，是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判断制度利弊的标准只能是当时的历史意见（比如可以从“历代名臣奏议”中参考），而非后世的“时代意见”；制度要注重地域性，即国别性；最后对制度的考察要深入到全部文化史。
钱穆先生所认为其分析中国历代制度中有七大原因，而我印象最深的便是 “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推扩而言，我们该重视其国别性，”以及“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这两大点。钱穆先生试图客观地看待历史，客观地分析某一朝代的制度得失，认为“单凭异代人主观的意见和悬空的推论，决不能恰切符合该项制度在当时实际的需要和真确的用意。”对制度利弊分析的意见，应该是“历史意见”，而不是“时代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即如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已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时代了，我们不能再要有一个皇帝。但我们也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同时，在这一国家，这一地区，该项制度获得成立而推行有利，但在另一国家与另一地区，则就不一定这样了。正因制度是一种随时地而适应的，不能推之
1 四海而皆准，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无弊。谈论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制度，也当如先生所说：“正该重视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若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像我们当前学术界风尚，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是好，中国的一切都要不得，那只是意气，还说不上意见，又哪能真切认识到自己以往历代制度之真实意义与真实效用呢？”
这样的立场逐渐渗透给我。也许我们在回顾和反思中国文化的时候，凭借自己对历史如同冰山一隅的见解，误解了很多传统文化。看着本书的时候，在一段段历史、制度被分析中，透露的是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在中国文化，可以说整本书都是活史记。
书中，钱穆先生极力反对当时用“专制黑暗”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武断言论。在读这本书之前，在学习历史课程的过程中我潜意识的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就是一部封建专制的历史，没有任何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而钱穆先生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凡是能够经历几百年时间考验的制度一定有其长处，一定能与当时的人事相配合，是绝对不能简单粗暴地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的。
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演变历史。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必不可少或者说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科举制度来说，从汉代的“乡举里选”、“选举孝廉”起，中国的科举制度就一直在朝着“民主”的方向前进着。“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而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士人政府。”隋唐时期的科举选官制，做官开始不需要地方长官察举，不需要中央九品中正评定，只需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的考试即可。这一制度扩大了选官范围，有利于下层庶族地主参与政治，也基本可以使有才之士脱颖而出，提高统治阶级的素质，大体上说比以前是进步的。但是到明清时期，随着皇权的加强，其逐渐演变皇帝控制社会思想的得力工具，八股取士钳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学术丧失活力。但这却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时代发展的使然。"开始时，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毁丧人才的，目的还是在录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终于为此而消磨了。现在只骂创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怀有极大的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时某一人所创始的。而且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们必如是想，才能对政治制度有深一层之研讨与警惕。"
钱穆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是走向中央集权而社会阶层又是一天天走向 2平等的。从某一方面讲，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经历从四分五裂到统一集中的过程。中国的中央集权在历史上是必然的，并且应当得到正面评价。“但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提防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的第一事”。尽管中国经历了千年“封建帝国”，但是中国的社会各阶层确实在一天天走向平等的，中国是这样一个事实：政府始终是高高在上的，社会平等。平民百姓可以通过考试得到管职，得到“坐观”的机会。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逐步走向繁密化的，正是这种制度化的过程，“让中国政治有后不如前之感”，而西方政治则是走向人事化的，他们依靠选举，法治由人来决定。故中国的政治逐步走向了人才束缚之路，这直接导致了其没有起色的根源。
关于中国的未来，钱穆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简化，使人才自由发展，这是最紧要的”。他还强调，我们不能成为西方潮流的跟随者，而是应当学会用自己的旧经验为自己打开一条出路，寻找一条属于中国的，属于这个龙的国度的正道。
“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比谁都还短浅——能说这话的只有中国人”。历史终究是客观事实，无论世界怎样变化，历史总会有自己的定论。错误的人不把历史当做参照，“政治也是人文科学中的一门，我们回头历史再看一看，总还不是要不得”。
在总论中，钱穆先生谈到历史的作用：“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我想，以后我也许会忘记书中所写的内容，但是钱穆先生看待事物的视角和方式会一直影响着我。世间本就没有绝对真理，在看待某一件事时，多思考当事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约束、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也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客观的评价，最终以史为鉴，以他人为鉴，对当前、对未来，做更好的把握。
第17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报告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报告
最近几天我将老师推荐的这几本书都大概的翻阅了一下或者上网查了一下它的主要内容，最终我还是确定了读这本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我选这本书主要是因为这本书比较通俗易懂，读起来没那么费劲，且书中的内容我比较感兴趣，我花了大概一周的时间把它读完了，真的不愧是老师推荐的书，这本书真的很有趣，很适合、很值得我们大学生读，它不像我以前看过的那些历史类的书一样，那么枯燥无味，从本书的开头到最后提出总论我都是很有兴趣的去观看的，看过后，也不像其他书籍那样忘得干干净净。而是让我收获颇多，受益匪浅。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是钱穆先生将自己的专题演讲所作的演讲记录整合的一个合集，虽然钱穆先生本人说这本书发表的比较匆忙，没有很多时间仔细改进，只是就演讲稿略事增补，但是我觉得这本的结构仍然很完整，很成体系化和系统化，而且也正是因为它的短小精悍，才能够吸引眼球。这本书分别以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为切入点进行探讨与分析并作了简要的概括与比照，从而使内容联系密切，层层深入，让读者得以由浅入深，以微观、宏观不同的角度进行全面的了解。
从这本书中我看出了钱穆先生做学问的严谨性，首先：钱穆先生将自己写本书的原因分析的很透彻，正如在序言中所说的一样，他写这本书主要原因是由于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
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而我们所受教育，也大体给我们如此印象。但是政治乃文化体系的一要目，且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因此不能一笔抹杀历史。再次钱穆先生将如何写这本书，如何研究制度也分析的很透彻，我读完后真的是很赞同。制度是一项专门的学问，钱穆先生从七个方面对制度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告诉我们制度不能以独立的状态进行把握，因此，制度应该与人事相配合，即随着特殊背景与人事的改变，制度也会随之改变。当我们在品读一个历史时期的制度时，应该将其与当时的文化、政治、经济联系辨证地看待，要结合“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 从这两点我真的是对钱穆先生钦佩有加，他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写书都会十分谨慎，对每一个字仔细研究，对如何研究政治制度做一个详细分析，在做完所有功课后他才开始写书，因此我觉得这也是他能将这本书写的这么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这本书对汉、唐、宋、明、清这几个朝代，历史上种种制度的来源，与人事的关系和利弊得失都分析得非常透彻。下面我依次归纳一下这五个朝代的具体情况吧：
汉
汉代制度承袭于秦，第一次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政治制度。汉代政治制度的特点是皇权和相权分权。从制度上说政府是由宰相领导，外朝九卿，直接向内廷听受指令。“可见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人事上的变化可以不顾制度。汉武帝死前，为了能令皇权继续保持优势地位，增设了“大司马大将军“一职，作为皇权的代表，
与相权制衡。而大司马大将军一职基本由外戚担任，这也是汉朝外戚政治特别突出的原因。
在选举制度上，为了克服贵族世袭官爵的弊端，汉朝在选人上有“举孝廉”制度，从平民阶层选拔人才。但由于社会经济水平限制，举孝廉”制度完全成了“世家门第”世袭的阶梯。世家门第掌控政府和土地兼并两个问题结合，使汉代崩溃无可避免了。
唐
唐代是一个继往开来的重要时代。后世的大多数制度都是由唐而来。论中央政府的组织，结束了上半段历史上的三公九卿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尚书六部制。论选贤与能，结束了上半段的乡举里选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科举考试制。论租税制度，结束了上半段的田赋、力役、土贡（租庸调）分项征收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单一税收制。论到军队，结束了上半段的普及兵役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自由兵役制。
宋
宋代是彻底的平民化的政府。宋代最大的问题不在制度本身，而是立国时就面临的巨大的国防问题。正是由于国防而产生的巨大压力，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各项制度都不能从容、合理地制定。
另外一方面，由于五代十国，军人乱政、篡政的教训，使宋代要扬文抑武。虽被迫养了大量的兵，但宋人只想把这些兵队来抵御外患，但同时又提倡文治，重文轻武，好渐渐裁抑军人跋扈，不再重蹈唐末五代覆辙。因此养兵而愈不得兵之用，以后就愈养愈多。
明
自明代起，宰相职位不负存在，成了有卿无公的多头政府。六部、都察院合起来，并称七卿。七卿之外，还加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则称九卿，直接对皇帝负责。
明朝的主要问题是相权废除后，皇权没有做好准备，没有经验来全面担当起管理国家的职责。由于没有皇权专制的历史经验，制度本身又存在巨大的缺陷，使明朝的皇权专制不甚成功。皇帝不尽职，就出现皇权的代理人。宦官篡政、乱政成了必然。
明代地方政治制度最大的变革是承袭元代的行省，将省级规划正式确立。省、道、府、县，地方形成了四级体系，相比汉唐的两级体系，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但弊病丛生。
清
清代制度几乎全部由明代承袭而来，只略作变动。但这表面上小的改动，实质上却真正完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由皇权、相权分权向皇权专制的转变。秦汉以降，皇权日重，相权日轻，直到清代皇权专制的出现。
清代，皇帝的诏书分“明发”和“庭寄”两种。明发上谕都是比较不关紧要的事，譬如皇帝出外巡幸，上陵，经筵，救荒，以及中央政府尚书，侍郎，地方政府总兵知府以上的升降，以及晓谕中外诸事，都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再由内阁交到六部，这是中国向来的惯例。而“庭寄”则是清代特有的，不按上述程序，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譬如是有关经济财政问题的，送给江苏巡抚，连户部大
臣也不能看。若是有关军事的，送给两广总督，兵部尚书也不能看。反之也然，大臣可以将奏折直接上达皇帝，而不是交到六部。这种彻底的皇权，是历代所没有的。
还有一个变化，清代内阁大学士成了名誉职位，军机处取代了明代内阁的地位。
这里还有一点要说的是的是，钱穆先生在清代这篇中，说到清朝的任何制度几乎没一句好话，基本上讲的都是其不好的地方，但我认为清代问题众多，但是也有自己好的一方面，我们不能片面的完全否定掉。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读完之后，我对这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有了笼统的印象和了解。我感觉随着时代的推移，每一项制度并非更趋于完善，反而有一些越来越不好。制度的确立，往往是因应当时的历史状况，结果一制定后通行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祖宗成法不可变”的思想在人们的脑海里根深蒂固。
中国的传统社会一直延续了几千年而没有发生巨变，说明整个社会的政治体制还是大体适应当时的社会，皇帝并没有极端独裁，人民能维持温饱生活，读书人有机会进入仕途，兵役制也能保持国家的大体安定，因而社会不会出现体制上的根本转变。原因还在于这套体制是有包容性、弹性和一定程度的修正性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革，这套制度也弊病丛生，可是到了清代我们依然维系着这套制度，而没有尝试着做出改变，这也是清朝最终走向灭亡的原因吧。。。
所以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想就是学会了一种方法，即分析政治
制度一定要与当时的历史情况、时代背景相适应，结合“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一项政治制度是否先进也要看与当时的社会是否相适应，是否与时俱进，这样才能更好的评价政治制度。
第18篇：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兰因小舍
我始终觉得，对像我这种读书不勤的人来说，与一本书的相遇很需要缘分，就像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尽管粗略知道钱穆先生其人，但却是前不久才接触他的著述。而每每凭借这一点浅缘，却能领略往者光辉厚重的思想，于我真是平凡生活中一大乐事。虽常觉相见恨晚，但更多是\"毕竟没错过的\"喜悦而知足。
这本书很薄，是钱穆先生将其在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间所做\"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演整理而成，择汉、唐、宋、明、清略举大纲，陈述历史上传统制度的机理和演变。本是闲闲地翻看，越看越入神，态度也愈发郑重。一是自感之前所受教育，将自秦至清的政治传统用\"封建专制\"四字一笔带过，是如此轻率取巧，粗暴斩断传统文化根基，抹煞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的智果，实则这\"故纸堆\"中有于今很多领域都可以借鉴的大智慧。二是感佩于钱穆先生平心客观的历史态度，讲史条理性极佳，文字不锋芒，却让人觉得从容大气，诚恳宽厚。虽非学术专著，但也叫人如灌醍醐。
历代政治制度，这一题目已极宏大，又与文化、人事相连结，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本书单就制度，从四方面限定在一个范围去研究，其余不再涉及，我觉得是相对谨慎合理的，有其内在结构机理。一是政府的组织，也即政府职能分配的角度，二是考试与选举，政府与社会连结流动的角度，三是赋税制度，财政经济的给养角度，四是国防和兵役制度，军事的保障角度。四个角度不是单独割裂，而是互有连接影响，用连系的角度看待问题。
（一）政府的组织
自秦至清，一共同特点是都有皇帝，若因此即判定其专制黑暗，未免武断，因一制度的由来和形成，都是要结合其国情来讲。如希腊城邦，小国寡民，市民集合至广场民主公选领袖，有其现实的可行性。而中国立国规模大，小农经济发展早，散布全国，当时要来推行民选制度几乎不可能，况且民众是否真能有效操纵政权，民意多大程度上切实还另当别论。
就中央政府来讲，历来有皇权与相权之争的问题，因自大一统局面开始，皇室便和政府是分开的。从历代相权的演化过程，我们也能看出皇权地位逐渐提高，相权逐渐衰落的局面：汉制宰相作为政府领袖，掌握政府实权；唐宰相由领袖制变为委员制，分而为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已分割相权互为制衡；宋撤门下尚书，仅留中书在内廷，军事财政用人全不在宰相；明则中书亦废，六部分头而治，形成多头政府；至清军机建立，六部仅作执行机关，无权对下直接发命。这也与上述皇权世袭相关，皇权世袭宰相却非世袭，皇权地位尊严不断升，政府的权不断降。这也是中国政治史上一大问题，制衡越来越薄弱。
就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来讲，自汉代官级扁平，转换灵活，至清中央在地方层层下派官员，不许地方有真正权柄，则是中央日益集权，地方政权逐渐衰落。这从某一程度是好的，由四分五裂至统一集中，有一凝固的中央，利于政令集中高效，保障执行。然而极而复衰，地方政权衰微也带来地方发展滞缓无持续性，不利于长远。
（二）考试与选举
自汉以来，除皇权世袭为制度正统外，政府里便无世袭制，可以说，历代政府是崇尚文治的士人政府，中国历史上\"考试\"与\"选举\"两项制度，其原旨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来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自汉举孝廉，至唐将进士之门扩大打开，凭事实讲，其显然是在开放政权，这也是科举内在精神。一项制度能延续存在几千年，必有其生命力，但运行越久，也像机器年久折耗一般，有其积弊。一方面，形成重文求仕的社会风气，加之传统政治\"节制资本\"的政策，引导民间才智竟求政治发展，抑制工商资本发展，造成政治上的臃肿病。另一方面，进士及第即可入仕途，人人有入仕的希望和机会（虽不论这机会大小与公平），再加上刻意地重农抑商，逐渐形成一平铺的社会，无法形成有力的团体组织，这于中央加强统治自是好事，但却使得社会没有力量，长久下来不利于推动社会的总体发展。
（三）赋税制度
财政经济是政治制度得以存立和延续的养料，自是有其重要地位。中国自来是农业社会，土地制度又可以说是经济制度的根基，赋税制度与土地制度紧密相连。汉井田制已废，对土地采取自由买卖，轻徭薄赋却未能平均地权，无法抑制土地兼并之风，贫者无立锥，使减轻租税政策失去功效。汉扩大版图需财政支持，由此衍生出\"盐铁官营\"的政策。唐由租庸调到两税制演变，虽方便了征收，但一任农田自由转移，失却为民置产的精神，亦造成重复征收随地摊派现象，致使贫者愈穷。宋明清以下也基本沿袭两税，政府多在税收制度上着眼用心，而把整顿土地制度这一本源问题放弃了。土地制度的变迁改革本书未多加涉及，感觉也是个很值得研究的话题。
（四）国防和兵役制度
养育政府靠经济，保卫政府靠武力。如前所说中国社会崇尚文治，以文统武，但历代大多对军事这一块亦重视亦注意限制军队权力，尤其唐藩镇割据安史之乱以后。汉全农皆兵，分为卫戍，属民众对国家担负的义务。唐全兵皆农，府兵自给，武官立功，以功名奖励无实职。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中央文臣兼地方事，军权则集中中央，募兵制与长期防御政策不匹配，导致冗兵冗吏，加重财政负担。明卫所制度重归唐制，军队自给，但承平太久，军队制度亦有松懈衰落。清朝由于满族民族特性以及部族政权的巩固需要，初期军事力量较强盛，然也有和明同样的问题，国运隆盛，承平太久，有的八旗子弟一辈子不打仗，优渥特权自然会滋生松懈偏废。这个话题又是好大，强军事、定军心，在当代也是个重要议题吧。这块自己懂得实在太少，不能强加议论。
也像钱穆先生自己说的，历史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本书也只是从几个角度截面来看历代政治制度演变得失，更多是科普读物，不是学术专著，里面的各种说法也未必准确，但作为入门级对历史并无专研的读者来说这本书还是很合适的。我觉得，它所带来最大的启示，不在于学术方面的准确性有多高，对具体制度的解读有多精准，而是教我们郑重对待历史的态度以及启迪我们减少武断的思考。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的文化传统本是延续传承的，历代政治制度之得，之失，于社会，于组织，于个体，应该都是一笔巨大而宝贵的财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意义挖掘在于对待的态度，减少一些武断，多一些重视落实，旧经验里面寻求一些新问题的解决之道，也不失为一件很好的事。
第19篇：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花了两个星期终于将钱穆老先生的这本书看完了，看起来有点费力，毕竟现代的语言与当时的还是有区别的，他的年代还带着部分的文言文语言，有的句子要细细琢磨才能理解。要具体说这本书好不好，还是要自己去感受的，因为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就像菜肴，名菜并不是所有人都爱吃的。
我一直以为只有历史书，或者是百家讲坛才能够将历史生动化，却没想到钱穆老先生能将历史演讲的如此深刻，如此有意思，他不像历史课本一样的平淡，感觉学术性强一些，纵横上下五千年的东西，像是信手拈来的一样，着实很让人佩服。
下面讲讲我对此书的几点感受：
先说说政治和制度，很显然，首先要建立了一个国家，才能有其政治，才能有其相应的制度。如果将文化作为一个广泛的概念，那么政治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机构，一个国家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某一制度，必须有了政治才能产生制度。古今中外的一切制度，都不会也不可能一直都保持不变一直好下去，如果一项制度能永远的好下去，就不需要我们来努力搞好政治了，只有制度不会永久的好下去，我们才需要在政治上继续努力，不断改进，维持一个历史一个国家的繁荣。但是在政治上犯错误的话，结果不是改进制度，不是国家进步，反而会导致国家的退步甚至是灭亡。
那么究竟制度是怎么样的呢？其次我就讲讲制度。一个国家，不可能是一个无制度的国家，想象如果中国没有了制度，那么社会会变得多么的混乱，没有秩序，没有目标，因此现实要求我们不能没有制度。并且每一个制度，它都是针对现实的，而且任何制度都不会二三十年不变，它必须要适应现实的变化，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动，因此，制度的变动一定要与现实相配合，如果不配合，而是想要现实来迁就制度，说的好听点叫革命，其实是不对的，就像钱穆老先生说的“革命的本质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并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看看今天的中国，一味的模仿国外的制度，一味的想与国际接轨，不考虑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和现实，明知道或者可能知道这些制度与当今的中国现状是不符合的，却仍然一味的去崇洋媚外，甚至用现代的制度去批评千余年前的制度，这是相当的不合理的。每一个朝代的制度在其背后都会有必然的理论和思想，说的通俗点，就是前面所说的由当时的现实情况来决定的。钱穆老先生说“理论是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从一种理论中产生，而这种理论往往就是从现实中产生的，这也可以说明制度是依赖现实才产生的。如果光按照理论，忽略现实环境中的真实要求，那么这种制度可能会是大家希望的制度，但却是不切实际的制度，是蔑视现实的制度，并且也否定了理论在制度背后的现实作用，温家宝总理说过，中国如此之大，尽管人人都知道或者懂得理论，但是创建中国政治制度理论应该如何着手，从哪着手？所以，理论和现实是制度产生的基础，脱离他们的后果就是一个无制度的国家，一个混乱的国家，制度必须在理论和现实的环境下成长和发展。
其次是制度与制度之间的联系，钱穆老先生说“任何一项制度之成立与推行，决不是孤立的，他必然须和同时几项制度相配合，它必然会受其他某几项制度之牵动和影响。”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时期的各个制度都是相互配合，相互牵动，相互制约，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另外，每一制度必须同其他情况相配合，若其他情况变了，那么此项制度的功效以及性能也会随之改变。在我看来，制度与制度之间的牵制影响是历代政治中的闪光点，例如：以汉代的土地制度和租税制度来说，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民私有，封建时的井田制早已经废弃，当时的农民可以自由使用，也可以自由买卖，虽然这个起点是公平的，也显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但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发展不同导致结果也不同，很多农民因为经济困乏，便将田地卖出，由此就形成了兼并，此刻的地主占有大量的田地。而当时的租税制度是，地主只需向政府缴纳很低的税，佃农却要向地主交纳高额的田租，政府减轻赋税，往往只是便宜了地主，农民根本没有收到丝毫的好处，关键是政府只按田收税，不管田地是谁。从汉代的两种制度看，政府为了简化税收制度，便将封建时期的井田制破坏了，形成了当时自由的土地政策，但是自由主义并不是用在每处都是正确的，汉代的自由反而加深了两极分差；唐代的租庸调制，由于账簿制度的淆乱而结束了，开始了两税制，因为种种实际困难，政府只注重税收，将土地制度抛弃了，但又因为唐代的两税制在全国制定的田租额轻重不等，结果导致穷苦的更穷苦，富裕的更富裕，贫富差距一直影响至今。有田就有租，再加上分摊税额，这也是与当时的均田制有很大的关系。总之，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着，但也要相互配合，一方变化，另一方也应随之改变。
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所以每个国家的制度也不同。例如西方地区靠近沿海的国家较多，没有一定的耕地种植，无法发展农业，因此就先有了新兴工商资本，然后才打开仕途，预闻政治；而我们中国则不一样，我国是农业社会，一直依赖土地，因此我们是先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鼓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同时压抑工商资本，所以，从这不同的两方面就可以看出我国跟西方国家的差距不仅仅在制度上。但恰恰是因为制度差距大，导致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历经的时间比西方国家长，也比西方国家的繁密，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就再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结果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束缚就愈紧，最终导致了我们国家的缓慢前进。
最后再说说为什么每个朝代最终都会灭亡，通过阅读钱穆老先生的这本书后，了解到每个朝代都有其繁荣辉煌的时期，但往往这个时期是最关键的时期，由于社会太过太平、自由、平等，导致了国家军队的懈怠，没有足够的力量和精力去应付突来的外地；第二，就如上文所说的一个国家的制度持续时间太久了，不随社会现实去改进，那么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漏洞和弊端，如果不改革、不创新，就是阻碍一个国家的前进，最终导致一个国家灭亡；第三，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不能用中央集权这种方式来统一国家，一旦中央将权力都集中于一处，不留一点在地方，那么地方就会日趋贫弱，中央一失败，必然导致整个国家的瓦解，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一点，中国是万万不能由皇帝专制的，但我认为在制度和法律下，一个国家是可以有合理的专制的，因为制度和法律都是国家政策的开明化和透明化，在合理开明透明的情况下，皇帝专制还是不会使国家瓦解的。
现在皇室是推倒了，皇帝也没有了，我们现在的是民权社会，我们的政治已经与几千年的历史不一样了，但其实实质还是一样的，就是要求的国家的统一，钱穆老先生说：国家的统一，便要中央集权。但建立中央时，又要顾及地方，那一个国家该怎样来合理进行呢？历史终究是历史，它已成为一个客观事实，我们不能改变它，但我们可以以它为参考。
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平等的国家，政治权利在人民手里，但试问中国十几亿的人，究竟有多少人民可以实施这项权利呢？尽管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平等、自由、民主的社会，但事实我们这群人民享有的权利根本无法利用，无法利用的权利为何还要我们付出同等的义务呢?或许这些问题都可以从我们的历史中获得。
第20篇：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有感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有感
最近我读了钱穆先生写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这本书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百官、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一些叙事与比照。这本书既概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读完钱穆先生写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之后，我仿佛重游了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使我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也对我产生很大触动，让我感觉到制度力量的可怕，但可怕之中也充满了可敬，因此我也喜欢上了历史书籍。
以前的时候我总以为中国历史就是皇帝集权的历史，皇帝拥有无限的权力，但自从看了这本书之后，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每个朝代都很注意政府和皇家的分权，宰相拥有很大的权力，对皇帝有很强的制约作用，所以说历史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
以前的时候，每当我看完一本历史书或与历史有关的电视剧、电影，我总是喜欢对朝代的制度经行评价，但每次都是根据当时百姓的生活情况来经行评价，往往都是片面的、带有主观情绪的。从钱穆先生写的这本书中，我学到了看待一个制度，不能孤立的看，也不能从我们现代人的观点出发去随意评价一本历史书，我们应当多注意一点当时情况下生活的人是怎样评价的，对这种制度是赞成还是反对。其实一套制度，创立之初，必有它的来龙去脉，必有因由，不可能凭空而起，所以很可能当时是适当的，但随着朝代的延续，这种制度对当时的人也许就不再那么适当了，如果人们还是僵化的守着不变动，那么这种制度必定给人们带来灾难，流弊也就不可避免。
我感觉钱穆先生的一个很中心的思想就是，一切制度都应该迁就现实，而不是离开现实而迁就一个制度。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人们围绕自己生活的现实建立了种种制度，汉唐的皇权和相权的分立，明代废相权，清代学之。种种都是现实的产物，虽说制度一次比一次退步，但都是迁就现实的。
书中还有一观点让我印象深刻：应改制度适应现实，而不应改现实而适应制度。不得因从西方引进一些“先进”的制度，就推翻历史丢掉传统。这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很相似。近现代的中国的确有点过于激进，想丢掉过去的一切，其实传统力量之大，不是说丢就可以丢的。况且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是个案和特例，不能盲目模仿西方，因为历史背景相差太大。
我觉得评政治得失也就是从这两方面来考察，一个制度，一个人事。制度性的东西才是发生持久影响的，人事只是偶然性的因素，钱穆先生指出我们传统上重“法治”讲规矩比较务虚，而西方社会重变通讲实效所以他们重的是“人治”，讲的也就是这么个道理。通观自汉至清的制度演变，可以看到皇权不断加强的历史趋势，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中央权力日益增强，地方权力日渐虚弱，进而地方制度不是在改进，而是变得更差。回顾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政治制度，可以发现中央日益集权、皇帝日趋专制的发展趋势，历史是不断演化的，另外，也应看到，中国政治制度总是面临着执行难的问题，由于人事的原因，很多制度最终都走向异化，这在地方制度上体现的很明显。
读罢此书，明白一事，秦汉以来，直到明清，虽然朝代不断更替，但实际的制度体系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不过是一个人事系统维持不下去了，换一批人事而已，其制度始终是封建制度，在组织的组成和各项制度的内容上略有变化，实质却始终未变，终有不能适应时代发展彻底崩溃的一刻。也正是因为这一制度最初建立的形式非常符合中国国土广阔的特点，儒家文化的广博深厚，才使得中国的封建制度得以充分发展，享有盛世和辉煌；也正是因为这成功之处，使得中国始终未能实现制度的创新和突破，即使最初的皇相分权、地方自治早已开始走向越来越强的中央集权、皇权独大，早已不再适合中国的发展，而单凭人事的更迭、道德的约束和偶尔的几个英雄人物，便可以维持中国的地位和封建的延续。
尽管我还是有些问题没有弄明白，不过这本书对我来说很有启发性，看待历史要更全面地看，
不要仅仅局限于一个视角和立场，不然难以理解很多事件制度背后的缘由；其次就是要全面客观地了解和评价中国文化，就必须要了解传统政治。
我就认为从来一个政权的崛起，不是帝王将相的崛起。而是它代表的一个利益集团的兴起。在开初的时候，这个集团大抵是看到了以前上位利益团体的诸多弊端。然后自己上位以后，就堵塞这些弊端。。。。。。同时也防止有其他人走自己走过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