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与恒——《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报告

2020-03-03 04:46:56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胡泽：变与恒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报告

胡泽

再次翻起《得失》，已然过去了10年。每一页似乎都知若手足，每一页却又观同陌路。

这让人不由想起从前，爷爷拿着它像讲故事一样，而讲历史也成为近乎于每晚一次的睡前定例。那时的我似乎正处于“上房揭瓦”的年纪，顽劣的难以形容。爷爷为了让我多“看”些书，的确是用心良苦，这才有了每晚讲历史的惯例。每每讲到汉唐雄风之时，爷爷自是满眼欣慰欢愉。文景之治、贞观开元，那些古老的故事也连带着脱口而出言，不假思索。言及明清江河日下，则又颇为义愤，闭关锁国、丧权辱国，又好像每个字都是从嘴里硬“吐”出来的，连吐沫星子都带着恨意。那些日子里，三公九卿、三省六部就好像语文课文里必备文章一般耳熟能详，不过这样的演义，也会带有诸多脱离书本的痕迹，带着来自那个年代的人们观察历史独有的维度和观念。

所以，十年之后，再读《得失》，体味到的是“变与恒”之间的快慰。因为在我眼里，《得失》本身就在变化，而我对《得失》的观念，也是跟着变化。

书本身并不厚，读来也确实耐人寻味。百来页的内容只要一沾手就难以搁置，谁敢想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能够洞悉千古，洞穿世事。读罢，早已是破晓时分，惊叹鞭辟入里和思维连贯。对于先生在前言中就明确要求我们切勿孤立看制度的观点，更是前瞻性的体现。而纵观先生整体地、变化地看历史，更加符合当代人们认知事物的规律。

封建专制与士人政权

似乎在这些年的生活中早已被灌输了封建专制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原则，专制就好像是古代史的主题。爷爷讲故事的时候也毫不留情面的把封建帝制、皇权专制的帽子扣在诸皇帝身上，在这方面他从未言及钱穆先生关于“士人政权”的说法。

钱穆先生首先对皇权政治下了“掌握在贵族、军人的政权”的定义。从而引出当权集体掌权，而非皇帝一人。其次叙述了考试制度下没有世袭特权的读书人走进政府，作为品流的士人执掌政权。从而大胆地将这个源起秦汉直至明清的制度主体描绘成“士人政权”。

对于这个富有浪漫主义情怀的描述令人眼前一亮，至少从概念上将“黑暗的封建王朝”一扫而光，让人重新认知千年政治制度的管理程式，或许这也是钱穆先生居于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迫切需要更正人们完全意义上的阶级思想的尝试。

然而，这样的政治理念未眠有些理想化，作为行政主体的“士人阶级”，是

否能按照相关制度执行操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朝帝王的个人素质。换句话说，按照理念操作的过程中会产生与君主的摩擦碰撞，昏庸的帝王统治下，谄媚逢迎盛行，而耿直认理则会被看作是没有前途的。何况官职任免的权利说白了仍然在君王一人手中，所谓“顺者昌、逆者亡”的思想是普遍存在与官吏之中的，那么他们是否能够有效执行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权利，就值得思考了。

清承明制与部族私心

最生动的是钱先生在“清代”这一讲开篇就标新地划分出制度和法术两个概念，认为“清承明制”所承的是一种法术，甚至认为明本身就不是完善的“制”。所以他强调清朝的制度在明朝制度中加入的是满族部族的私心。

“法术”集中表现在中央组织设立、禁区设立、拉拢蒙藏等诸多方面。废除宰相设立军机处，皇上诏书对外不公开，剥夺民间公开发言权，限制官员（尤其是汉人）官职，设置东三省作为禁地关口，怀柔蒙藏挟制汉人这些似乎都是利己损人的招数。

不论是不是出于私心的考虑，应该看到清朝的先祖们在政治制度的选择上还是明智于元朝的，接受汉人先进的文化制度和政治理念，至少让清朝江山社稷延续了296年之久，蒙古人就非常漠视汉文化，甚至朝野上下使用两套语言，对于汉文化的强烈排斥是元朝短命的重要原因。而清朝的统治者们将自身的姿态降低（至少在广义的文化、生活），认同明王朝的文化理念和管理思路，极大程度地减少了自己的统治阻力，有利于整个政权的稳固，同时也利于满族民族的文化发展。所以，清承明制并不一味是私心的，即使是私心的，在当时对于既得政权也是较为明智的。

“太平天国”全盘否定？

我记得中学教科书里对于“太平天国”运动还是给予非常肯定的态度的，虽然其本身也存在致命的不足。然而钱穆先生对于“太平天国”的态度，似乎并不那么乐观，甚至接近于全盘否定。

钱穆先生认为太平天国高层人员不懂政治，没有制度建树；推行均田制度，是某种“粗浅的社会主义”；甚至“太平天国”国名就违背了历史传统。似乎他们更像是一群不学无术、毫无政治眼光的封建农民。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胡闹。

我姑且妄自尊大一下，钱穆先生的《得失》一向注重横向、纵向比较，讲究避免孤立看问题，是不是在“太平天国”上缺失了一些正面认知？当然，先生所言大多在理，只是唯有“太平天国”全无正面辞篇，让我有些许疑惑。

作为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较之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不知进步了多少。前期的宗教传教，避免了起义的仓促上阵，得以构建自己理论体系，

积累民众基础。在南京时期，甚至提出了农民政府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后期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肯定的，至少它反映出那个时代下的农民阶级和进步人士救国的思路与热情。如果全盘否定，可能会使得农民群体的救国思路遭遇“吃了五个馒头饱了，认为前四个都白吃了”的嫌疑。

对于许多问题，如“贤人制度”与民主到底哪个更有说服力？古代地方政治制度趋势是自汉之后历代下降？唐朝真正的亡国在于穷兵黩武？我尚未进行比较良好的思考，所以只是罗列于此，也希望老师能给予一定帮助。

虽然存在诸多疑问，也存在许多重读《得失》更新的认识（我姑且把它称之为“变”）。但依然欣赏钱老这样的叙述方式，这样的历史首先让人感到亲切真实，比如关于“九卿”的解释部分，通过“说文解字”般的分析，让原本生疏的官职顷刻间生动起来，难以忘怀。再者是宏观的叙事基调，（主体）结合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客观理性，令人信服。还有是政治（中央、地方）、经济、军事、选拔（考试）的多角度展现，内容丰富，分析深入，这些都是钱老不曾更改的叙事基调，我把它称之为“恒”。

所以“变与恒”这个题目是重读《得失》之时我自己认知的新增与巩固，疑问与答案，以及通过自己阅读和对比爷爷“讲故事”得到的认知维度的转变，对待历史观念的更迭。在今天，我们已经很少用阶级分析法来分析历史形态和实物，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认识和包容心理。而钱老的书早于55年前已经具有诸多这样的认识理念，让人不由得心生敬意。

钱老先生一本薄书，翻盖千年政治史，真可谓是鸿篇巨著，读来通彻筋骨，令人深思。

而今写读书报告不免仓促，所述观点也尚不成熟，还希望老师能够多多指正。关于这本书，我想还是应该继续读下去，多读几遍之后，有些问题或许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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