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
2020-03-03 21:30:00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
钱穆先生这部书，名为分析历代政治得失，其实更是一部中国传统政治“翻案史”，钱先生凭着对于历史深刻的把握和明晰的分析，替中国传统政治鸣冤，揭示历史的真相，不容偏激的观点将它们全盘否定、以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掉。钱先生将其对传统文化深沉的感情和准确的理解把握倾注书中，读过此书，都会对传统政治有一番新的感悟和理解，以前许多不实的、虚妄的曲解也不攻自破，更由衷地发生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豪来。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全书共98000 字，分序、前言、正文和总论四部分，此书是由钱穆先生于1952 年的五次演讲稿组成，前言、正文和总论都是演讲的内容，序是作者对写作因由及成书过程的交代。书名虽然称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其实只包含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这种安排，既是因为演讲次数以及演讲时间的规定所限，也因作者心目中自有取舍。作者认为这五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这五个朝代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的发展进程。本书除去前言和最后的结论，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各成一章，总共分了五讲。
作者在前言中就讲到了研究制度的七大要义：“第一，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第二，任何一项制度，绝不是孤立存在的„„第三，制度虽像勒定为成文，其实还是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第四，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则是断无可疑的„„第五，任何一制度，绝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第六，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就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第七，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钱穆先生将政治分为人事和制度两个方面来把握，在本书中分析的重点是制度，但由于这两个方面本身也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因而也不可能只是单纯地讲制度，同时对人事也自然有所涉及。本书中将制度分作四个范围来讲：首先是政府的组织，即政府职权的分配；第二范围讲考试和选举；第三范围讲中国历代政府的赋税和经济制度；第四范围是讲国防和兵役制度。政府职权分配，决定着政府运作的根本模式和权力分配，决定着行政运作是否合理，各项权力是否有相互制约的功用，钱穆认为借讲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政府职权分配之演变，便可认识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以及其内在趋向；而考试选举制度，决定了政府管理者的人员构成和人员资格，决定了什么人可以来管理政府，参与政治，决定国家的走向，更重要的是，考试制度决定了国家的主权问题，由于考试制度的作用，建立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桥梁，因而国家的主权掌握在读书人组成的士人阶层中，而士人只是一个品位而非阶级，具有社会流动性，因而，整个社会都可通过读书仕途之路参与政治。
在五个朝代中，我认为钱先生重点讲了汉唐和明代。讲汉唐是讲中华盛世，因而对其政治制度的分析，以得为主，兼论其过。汉唐其实是开了中国传统政治和政府的先河，并且这个先河完全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种种优点和用心良苦。宋代基本是沿袭唐代，只是对唐制的缝缝补补反，甚少建树，而颇多过失。钱先生对这些过失的分析也并非全盘否定，而是结合当时客观情况，同情地理解之，尤其对宋代武功之衰，也能客观地分析其缘由，而不是概而批之。明代论之甚详，一则明代夹于元清之间，地位特殊；二则清代制度多因袭明代，述明则及清；三则明代是中国政治制度走向专制和黑暗的发端，把握了明代，就是对中国政治走势的把握。对于清代的分析以批判为主，值得注意的是钱先生在这里区分了制度和法术之别。制度是出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的一些度量和分寸是制度；而法术是出于私的，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清代全无制度，他所有的制度，都是照搬着明代，再加上自己许多的私心。
读罢全文，让人有一种通透的感觉。例如论及清代之时，钱先生在这里比较了东西方主权观的不同，让人读之有茅塞顿开之感。西方讲政治，先要讲主权，而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专制，主权只在皇帝一人手中，试想，中国这样大，同欧洲早期国家不同，他的主权怎可能只掌握在一人手中？ 主权的掌控，肯定是在一个集体手中。中国的政权，实际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而士人并非阶级而是一种流品，通过考试和选举制度将政府和社会联结在一起，因而中国的士人政权从来不存在主权问题，来自社会、具有极大社会流动性的士人阶层其实很可代表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政治的主权应是在民的。而这样的士人政权在发展到明代时， 已由于专制之加强而
有些许变味，到了清代，则是彻底变质为一部族政权，成了维护满人部族统治的工具，将其称之为黑暗专制应是不冤。近代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的批判，应是适于清代的，但不应笼而统之，抹杀整个中国历史。
书中最后结论部分中钱先生提出的中国政治发展的几大趋势，非常深刻和准确，尤其是对于中国传统政治中中央政府集权倾向的提出和对于士人阶层过度膨胀的分析给人以深深的启发。首先，其实中国的政府是符合权能分立所要求的政府形态的。皇帝作为权力的象征，给了政府神圣的正当性的同时，并不真正干预政府的行政工作，由宰相率领经过考试和选举筛选的文官阶层来管理国家。与此同时，又设计出许多十分精巧而体现着限权思想的制度来规制政府和官员。但由于法的理念的过于单薄或者对于“法”的理念的过分恪守，终于这样协调有序的政府模式在皇权的膨胀中被打破平衡，最终趋于崩塌，宰相逐渐萎缩消亡，逐渐堕为皇帝的秘书或顾问，使国家政治真正走向专制。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悲剧，如果在新的时代中，结合已经吸收引进的西方现代政治理念，焕发出早期中国政治的活力和优点来，应当是中国今后政治制度架构的一个不错选择，总之，全盘丢弃传统，彻底接受西方理念，是不对的。其次，钱先生对于传统政治制度所引发的士人阶层的膨胀问题的提出也给人以极大的启发。科举制度一方面构建了政府和社会的桥梁，为政府培养了读书阶层来产生优秀的官员并整合整个社会的利益，另一方面，这样的对于士人阶层流品的尊崇也使整个社会的才智力量过于集中在士人阶层，由此导致了士人阶层的过度膨胀和官员的冗积、政府效率的低下，造成了“管官的官多，官民的官少”的情况，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其他力量尤其是工商业的正常发展。这也是传统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流品尊崇和“重农抑商”经济思想的必然结果。
钱先生对于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的区分， 极见功力，极为精到，无愧史学大师的眼光。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特定制度实施的时代的人们切实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而时代隔得久远之后，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以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在这点上，我们应该深刻反思自己。我们迫不及待地要割裂传统，走进现代，但是否传统就真的那么糟糕，那么不可取以至于要全盘打倒、彻底否定呢？ 同时，彻底否定了传统中国，我们的主体意识又在哪里？ 我们如何去自信地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 要是丢失了我们的传统和习惯，抹杀掉自己的历史，我们的共尊共信心又从何而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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