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制度
2020-03-03 16:35:04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二、与我国会计准则供给相关的主要儒学思想
笔者以儒学的发展进程为序，阐述与我国会计准则供给相关的主要儒学思想。
三、儒学对我国会计准则供给的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是指一个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自发形成的、不依赖于人们主观意志的社会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显然，儒学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供给是对需求的满足。当且仅当会计准则得到了实施，才真正满足了需求。所以，笔者认为，会计准则供给本身应包括两个阶段：一是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制定会计准则的阶段；二是从会计准则出台到适应会计准则的主体贯彻、实施准则阶段。在会计准则供给中，一方面，诸如会计准则供给模式的相关规定、会计准则本身的内容等属于正式制度的范畴。任何一项正式制度的制定、实施过程以及实施效果，都会受到相关非正式制度的制约、影响或推动。非正式制度为正式制度提供了产生、生存和成长的社会土壤。因此，会计准则的供给必然受到儒家哲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会计准则供给主要涉及到人的行为，而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在中国哲学史上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对人们思想的影响自然是广泛和深远的，这种影响必然映射到人们的行为当中。因此，会计准则供给行为的许多方面都体现了儒学的影响。
（一）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模式 纵观世界各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情况，会计准则一般有以下三种制定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纯粹的民间制定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政府监督下的民间制定模式和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定模式。中国选取了政府主导模式。各国对会计准则制定模式的选择，与各国的文化底蕴有密切关系。以美国为例，它是一个经济高度自由化的国家，大多数人不主张有太多的政府法令来约束其行为，而中国人则乐于接受这种约束：从几千年前儒家文化已宣扬的上下等级观念开始，到绵延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直到今天的中央高度集权，人们已习惯于服从政府意愿。会计准则供给模式的选择属于正式制度范畴，儒学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是否相容，对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至关重要，同时也是确保正式制度顺利执行的重要前提。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亲和力愈强，就愈易被遵守、实施。反之，就会造成正式制度的无效或执行不力。现在有不少学者建议我们改变当前的会计准则供给模式，仿效西方大多数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等，由独立的民间机构或民间会计职业团体制定会计准则。事实上，像会计准则供给模式这样一项正式制度的移植比较容易，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但像儒学文化这种非正式制度由于其内在的传统性和历史沉淀，其可移植性相对较差。移植后的正式制度倘若不能与我国的文化遗产相容或相容程度不高，势必导致正式制度的无效或低效。所以，我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影响并决定了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会计准则供给模式，以保证我国会计准则的权威性和强制性。 与西方传统管理哲学相比，中国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管理哲学，基本上是一种稳定的管理哲学。它主张稳定，寻求稳定，并且以自己特有的方法保持稳定。正基于此，我国人民也普遍存在一种求稳定的心态。由政府把握大局，主导会计准则的制定正迎合了人们这种心态。从这个角度上讲，我国当前的准则制定模式是适应我国制度文化环境的。
儒学提倡礼教，强调人伦的作用，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最终形成了以上下等级为标志的君权文化，汉代董仲舒发展起来的新儒学体系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该体系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君权神授”论，他说，“天者，百神之君也”（《春秋繁露・郊义》），这是一种建立在大一统理论基础上的一种专制统治理论。二是“天人感应论”，是将阴阳五行（“天”）与王道政治（“人”）结合起来，并以为二者会彼此影响，相互印证的一种理论。三是“三纲五常论”，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为仁、义、礼、智、信，这是董仲舒根据儒家伦理思想提出的一种封建伦理观。与儒家文化这一特点相对应的是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今天，表现为我国政府职能非常强大，集立法、司法、行政于一体。这种君权文化导致了中国权距非常大。荷兰文化协会研究所所长霍夫史特德曾从四个方面（即权力距离、不确定性的规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男性度）对文化进行研究，得出中国的权力距离很大。大权距形成了人们对权力的畏惧、屈从、追逐和崇拜，这进一步加强了政府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并形成了由政府主导制定的会计准则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但政府为主导的准则供给模式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尤其是在政府权利过于强大的情况下。虽然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政府代表全民利益，但政府仍有其自身利益。因为企业是会计准则规范的主体，而政府本身是企业投资者，从投资者角度来说其制定的准则可能会伤害经理人员及非政府部门的其他投资者的利益。按照博弈理论来理解，这种政府管制下的准则制定，似乎成了由博弈一方（政府）来制定规则的格局。
儒学文化中既有一定的宗教性意蕴和神道内容，如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论，但又不是那种典型的宗教文化，特别明显的是一种非宗教的现实精神。如孔子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的天命观,“听天命，近人事”的人生哲学。孔子的天命观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自然和社会的必然性，一层是政治伦理的规范与道德思想的追求。在孔子看来，自然社会应有其自身运动的规律，所谓“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同时，“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常常将天命与人事并列，但更偏重于人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发扬不屈的奋斗精神。在对待鬼神问题上，他一方面承认鬼神的存在，主张心意虔诚地去祭 祀它。另一方面，又主张不盲目迷信鬼神。对于生与死，更看重生；对于人与鬼，更看中人。五四以来，儒家传统之所以再度受到重视，多半不是源于儒家的精神层面，而是其现实性，它的入世及工具性。它不具有典型的宗教信仰的特点，它只相信现在，不相信来世；相信生，不相信死；相信活的人，不相信鬼。这体现了其科学理性的一面，也形成了中国大多数人的行为准绳——除了硬性的制度约束外，来自自身的约束主要是内在的心理理性约束，他们不会像西方的宗教信徒一样担心自己的不良行为惹怒上帝，不会担心做了坏事下地狱，即不存在外在的宗教性行为约束，进而降低了其不良行为的“心理成本”1。事实上，我国还存在着很多掌握一定权力的阶层，他们骨子里有一种特权意识，常常无视制度的存在，这降低了正式制度对其行为的约束作用，加上其不良行为的“心理成本”比较低，这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行为人的道德低限，他们势必无视会计准则的存在，降低了准则的执行力。
儒学宣扬的义利观中，义重于利，孔子认为小人求利，君子求义。但孔子并没有说求利是卑鄙的或者不可为之事，他只是说人应该以正当的手段获利，而且要时刻记住“公利”。因此，孔孟都强调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大概是中国集体主义思想的根基。这种文化底蕴为公有制社会在我国的扎根创造了非制度环境。制度环境只有适应了非制度环境才能进一步发展壮大。我们的政府代表公有利益赢得了百姓的支持和拥戴，由政府主导制定会计准则也由此顺理成章。
为了适应我国社会制度文化环境，我们应坚持政府为主导的供给模式。但为了避免政府权力过大引起的弊端，又需要让政府适当放权，使各参与主体能够享有更多的供给过程中的相关权力，使他们能够在供给准则的博弈过程中，合理争取自身的正当权力，笔者认为可以在保持以政府名义出台会计准则的前提下，把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相关权力授予代表更广泛利益的会计准则委员会。
（二）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
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与美国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相比，有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向社会征求意见的次数较美国少，美国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要两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只征求一次。而且从范围上讲，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征询意见范围是全体社会公众，我国似乎更重视社会上层——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以及国务院有关业务部门征求意见，但向会计准则规范主体即各企业单位征求意见较少。这与儒家传统文化流传下来的等级观念和家长作风有一定的联系。这种作风的影响在生活中有很明显的体现，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儿女必须服从父母的意愿，否则就可能是大逆不道。在国外父母与子女之间更多的是一种朋友关系，而不是辈份等级关系。体现在会计准则制定方面，人们习惯于政府独揽大权的家长制作风，而无反叛或争取自身权力的意识。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和国外思潮的大量涌入，人们开始意识到争取准则制定参与权可以获得巨大利益，逐渐开始争取相关权力。政府也意识到了人们意识的转变，对准则制定程序进行了相应改革。如财政部2003年印发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中，分为立项、起草、公开征求意见和发布四阶段。其中，在立项阶段、起草阶段，会计司都会向会计准则委员会及有关方面征求意见，并把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作为一个独立阶段。
第二，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较美国多了几道领导批准或审定的程序。如立项阶段，必须将立项意见按规定程序报财政部领导批准后才能正式立项，发布阶段必须报送财政部领导审定后才能由财政部发布并组织实施。在2003年新程序颁布前，征求意见稿也必须报司领导批准。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上下等级观念重的特点，并有可能降低会计准则供给的效率与质量，首先，它们增加了文件上送下传的时间。其次，会计准则的制定本身是经过若干专家及相关人员再三研究、讨论的结晶。领导本身对准则内容的了解程度姑且不予怀疑，但其智慧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高于准则制定主体的群策群力。如果由领导一人（或数人）决定会计准则的发布与不发布，可能延误或错失了一些高质量会计准则的供给。要么，领导提出修改意见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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