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讲堂2
2020-03-03 08:00:31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课程名称：法律讲堂2 班级：食质 学号： 姓名：ＸＸＸ
1、列举本学期所学通识教育讲座的5个专题的题目（每个10分） ①：康熙朝《南山集》案 ②：雍正朝投书谋反案 ③：晚清科场第一案
④：晚清刺杀第一案（张文祥刺马新贻） ⑤：百年文字狱之苏报案
2、叙述某个专题的具体内容，并谈谈个人的心得体会。（不少于1500字） （专题内容占20分，心得体会占30分 答： 雍正朝投书谋反案 专题内容：
雍正朝的投书始末，自当是从一封书信开始。书信是因曾静见吕留良书中多反清复明之意，对他也很倾心。故派学生张熙带自己拟好的一封书信，游说岳钟琪背叛朝廷。张熙投书后，岳钟琪密折奏报雍正，雍正派人赴湖南捉拿曾静。雍正七年三月十日，曾静等人被押解进京，在雍正帝一番批驳开导之下幡然悔悟，认罪态度良好，共留下四十七份口供。
雍正皇帝显得颇为开通，在奏折上一面安抚岳钟琪，表明用人不疑的态度，一面命令采取其他办法套取口供。岳钟琪受命，用各种方式了解到曾静的势力和情况，加之了解到曾静之所以让张熙来投书谋反，完全是受了浙江石门吕留良思想的影响，还包括一部分被判流放的人沿路的造谣生事。
雍正下令抓获相关案犯，但是并未严审，而是通过游说和批驳使曾静等认罪，留下四十七份口谕，再加之张熙两篇和雍正自己的十道谕旨合编成《大义觉迷录》。而尽可能减轻处罚了案犯。这是为什么呢？——雍正帝认为，曾静虽罪不容赦，但是他并没有实质谋反的行为，且他谋反的思想根源并不在其本人。而且，从某种角度说，正是由于曾静投书谋反的举动让朝廷了解到这样一种流传于社会的反清思想。因此，雍正皇帝在朱批里写道：从这样的几个角度来衡量，曾静也 “不为无功”。抛开这些理由，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曾静那封谋反信的内容深深刺痛了雍正帝。
雍正七年年底，曾静按照雍正帝旨意，被发回湖南，进入 “整俗观风使衙门”。考虑到读书人对曾静由反清到媚清的行为而产生的不齿甚至戕害之意，雍正帝特别颁发两道谕令，声明对暗中残害曾静的人一定严惩不贷。这就是雍正帝所谓的 “出奇”部分，意在树立一个反面教材。过后，雍正采取对过世之人的惩罚做足文章，让天下读书人依次警戒，让人们将视线从他个人是否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具体问题上，转移到 “华夷之辩”、清王朝统治中国的合理合法性等问题，可谓用心良苦。而这也正应验 “出奇料理”四个字。 心得体会：
雍正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往往都是残忍冷峻且心计极深的，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刨去皇位之争不说，单说这文字上的功夫，雍正就绝对没有小瞧。清末时期文字狱事情屡见不鲜，但是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雍正的投书案，其特点不仅仅是处理方式的出乎意料，更是雍正用书籍剖白个人和康熙继位后将《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的发展引起的多方争议性。
投书，也就是投信。用于联系沟通感情，或者游说劝解。投书案中的书信是用来联合谋反和上奏雍正以表忠心的。这些都是导火索，真正引起雍正在意的是牵连出的一系列以他为靶心以“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问题为展现方面，以对他继承皇位的介怀与反对为目的的一系列文人活动和思潮。因此，雍正为了洗清自己，将后宫新密公示于众，并且借由后宫中一些不堪的事情来说明他通知中国的合理合法性。虽然用心良苦，但是却有一定负面影响。
首先，雍正用“善意”的方式处理了曾静等人，看似大度和善、讲理讲情，但实际上只是为了引蛇出洞，为了最终利益。雍正看似公正的处理这些人等，实则是为了在文人眼中留下极好的印象，再加之雍正对死去的人施以刑法，从另一角度严惩了文学考究之人，造成了强大的心理观念上的惩戒作用。但是这种做法是否真的合适？或许并不，处理反叛人士的方法极多，但是雍正这种做法有点伤敌一千损己八百的意思，他用清皇室的“残酷”事实来为自己剖白，这点无疑是错误的，这也是康熙帝登记后将《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的主要原因。
当然，雍正作为宫廷斗争中的佼佼者，其方式方法是极有效果性的。至少他很清楚如何对待文人墨客，如何从流言传播的途中截断。任何皇帝在处理事情中都会有政治上的追求，无论是雍正的“柔和”放置还是康熙的“残忍”直杀，都是一种维护统治的方式，他们通过对文人的打压来达到思潮向其倾斜的目的——读书人独立且不适应其的思想均会遭受到打压和侮辱。
历史背后的辛酸我们或许不能了解，但是我们尚可以为先进社会文人相对自由的创作生存条件感到庆幸，至少我们可以说出内心中想说的话，至少统治阶级不会那么残忍的对待文人墨客并使之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随时可以牺牲和扭曲的棋子。除此之外，我们更该了解，无论是历史还是现金，“祸从口出，灾由手记”这点都不会改变，只有作为普通人的自己先严于律己不去触碰别人的矛头，才能真正的做到无争自保。
投书谋反案，清代文字狱。到头来不过是政治家对文人的迫害和追残，是统治者对思想潮流的压迫和扭曲。无论事情发生的起因进过如何，又有谁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这些历史对现代的影响除了警示之外，更多的应该是一种教育——如何正确的面对思想上的改变，如何正视那些文人的思想和执念，如何做一个真正利于万民利于时代发展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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