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镇化
2020-03-03 08:35:56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在国务院新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将在2020年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作为一项重要目标。然而《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浙江、河南、四川、陕西、江西等地采访时却发现，尽管各地均出台了政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但相当数量的农民却因担心自己原有利益受损和难以享受城市居民配套待遇而心存顾虑，“进城不落户”的现象突出，甚至出现了原有城市户籍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的“逆城镇化”现象。
户口利益链此消彼长
农民落户城镇顾虑多
浙江省公安厅人口管理与服务总队总队长阮文广认为，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建设不断加快和社会利益格局持续调整，农村户口背后的利益链越来越长，城镇户口背后的利益链越来越短，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意愿不强的趋势还可能进一步加剧。
和郝芳芬一样，在劳务输出大省四川、河南等地，大多数农民工对在城镇落户“顾虑较多”。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2013年底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尽管当前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的意愿较为强烈，超过八成的农民愿意在城镇就业生活，但在城镇落户的积极性并不高，商丘市愿意落户城镇的农村转移就业人口比例不足5%。
在人口流入大省浙江，由于担心不能在城镇长期稳定就业，对流出地农村的既得和预期利益又难以割舍，在流入地落户的意愿也并不强烈。据2014年2月该省流动人口流动状况抽样调查，“希望在居住地落户的”仅占8.5%，大部分流动人口更看重务工收入、子女就学和社会保障等问题。
河南省许昌县尚集镇罗门村村民完海亮“一辈子穷在户口上”的遭遇正是许多农民“进城不转户”心态的注脚。近4000口人的罗门村，2000多个劳动力全部在外务工，800多户中在市县购房者多达100多户，但户口都留在村里。2004年农业税废除后，完海亮借在郑州工作之机，花费数万元将全家4口的户口迁到了郑州，此后企业倒闭，失业多年连社会保险的费用都难以为继，无奈之下，2012年，完海亮花费2万多元为村里打井、修路，得到村民许可，又重新将户口迁回了农村。
落户成本成“硬骨头”
城镇承载能力有限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化发展报告2012》，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上，农民市民化的平均成本为10万元/人，进入大城市的成本还将成倍增加。《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浙江、四川、江西等地追踪采访时发现，落户成本高是许多户籍制度改革参与者们最大的顾虑。
教育问题一直是进城务工人员最关注的话题。近年来，各地大力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就读问题。随着大量农民工子女流入城镇，给地方财政带来了一些负担。成都市教育局局长吕信伟曾给记者算过一笔账：成都现有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务工子女36万人，每人每年财政转移支付仅300元，而成都市生均教育成本在1万元以上。
“只要农民工落户南昌，其子女入学和当地城市居民子女入学并无政策上的差异。”南昌市教育局义务教育工作处杨雪飞介绍。经测算，若南昌新增100万城市人口，预计学生将增加20万人。而要在短时期建立一批师资合格的教师队伍、能够提供合格教育质量的学校非一朝一夕之事。
城市基础设施的配套也成为户籍改革后城镇化面临的突出问题。以自来水供给为例，今年以来，郑州城区因干旱问题已发生两次供水危机。按照规划到2020年，郑州市中心城区人口要达到700万，而目前仅为300多万。郑州市自来水公司的规划显示，为了配套人口增长，郑州市将新建7个水厂，供水能力达到214万立方米，为目前郑州市供水能力的数倍。但一个尴尬的现实是，目前仅有一座水厂在建，其余规划仅停留纸面，周边水源呈现枯竭态势。而河南省电力公司也反映，当前，随着人口向城镇的集聚，郑州等大城市和县域农电的迎峰供给也都日渐紧张，大城市限电和农村超负荷区域存在扩大化趋势。而庞大的电网新建和扩容投资以及供地等问题都日渐凸显。
“当前城镇承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能力比较有限。近年来浙江省各地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房价和生活成本上升、就学就医资源紧张等‘城镇病’已逐渐显现。”阮文广说，“以2300万流动人口基数计算，全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总成本将达2.3万亿元，而2013年浙江省地方财政收入为3797亿元。”
统筹城乡一体化
促进人口双向流动
专家认为，需要在制度设计上考虑到农民的利益和意愿，通过市场化手段和利益赎买选择来保障农民的自由选择权，而不是采取强制性和强迫性措施。
河南省发改委主任孙廷喜认为，城镇化的科学推进必须确保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害，要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和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体系，促进农民收益最大化，消除农民进城后顾之忧，弥补进城个人成本，增强向城镇转移动力。
河南大学教授耿明斋认为，破解户籍逆城镇化的困局，除农村个人资产问题外，培养农民进城必需的文化和技术等“软实力”，一方面，政府部门应该多为农民工提供教育、培训的机会和平台，从政策上要求农民工必须接受必要的事业培训或持证上岗；另一方面，农民工要积极主动参加各类学习培训，不断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和技能水平，提高自身就业能力和技能水平，真正在城市立足。
“户籍制度改革目前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实际上，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一体化，不仅意味着农村人口可以在城市定居，也意味着城市人口可以到乡村定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人庆说，“如果只有单向的流动，那还称不上所谓的一体化。我们要改变传统思维，城乡统筹并不一定是城来统乡，完全可以借鉴农村政策中好的，来影响城市政策。在城乡之间都需要在福利和保障政策上不断消除不平等的权利责任，建构国民一体化的权利责任保障体系。对于其选择也要考虑到其心理社会承受力给予一定缓冲期，缓解其心理压力和社会适应压力。”
着眼就地市民化
倾斜性投资中小城镇
专家认为，当前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关键在于通过同步配套改革，增强进城动力，解决好进城农民工在住房保障、就业服务、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需求，逐步实现社会保障跨市州接续，全省范围无缝对接，推动城镇常住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同等权利。
“人口城市化和市民化需要相应的公共财政支撑，如何分摊流动人口定居所带来的城市化财政负担，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人庆认为，“中小城市的人口扩张会对人口流入地财政带来压力，财政保障需要解决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的问题。”
阮文广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应当着眼于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就地市民化。就近就地市民化成本较低。从城市承载能力看，流动人口过度流向大城市，可能会给大城市带来交通堵塞、环境污染、资源紧张、城市贫富两极分化等“大城市病”。同时，随着农村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农村人口到大城市居住生活的意愿正日益减弱。无论从城镇化长远发展看，还是从农村人口自身意愿看，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市民化应该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最佳选择。
“现在国家主导向农村地区投资较多，利益集团大公司主导的投资多集中于大城市，而中小城市和建制镇等恰恰是目前投资少有覆盖的地方。我们需要改变现在的国家财政战略，坚持向城镇做倾斜性投资，改变以往投资集中于大城市的局面，以投资改善中小城市和乡镇的发展环境。”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认为。
此外，阮文广认为，当前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相关法律法规滞后，已成为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严峻问题，早已与我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不相适应，使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缺乏全面完整的法律参照，建议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让基层部门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法律依据。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来袭 海外基建掀“热潮”
外交部日前宣布，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将于11月8日在北京举行。另外，今年APEC会议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分析人士指出，由于APEC经济体与“一带一路”经济带重合度相当高，“一带一路”政策不再是一项独立的国内政策，而是着眼于亚太地区的一项政策。
从高铁、核电到“一带一路”，中国的国家战略已从韬光养晦转变为走出去的负责任大国战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重要实施保证，而“一带一路”是中国资本输出计划的战略载体，通过资本输出消化自身的过剩产能，并以拉动新兴市场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全球增长。分析人士认为，在上述顶层战略目标下，中国公司的海外基建业务将首先获益，迎来爆发式增长的机会，与当年的“马歇尔计划”相似。
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并整整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之久。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亿美元。
“马歇尔计划”就是美国拿出其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二(约一百三十亿美元)借给受援国，让他们购买美国的东西。即把美国过剩的产能转化成美国政府对受援国家的债权。美国再动用各种力量，确保这些借钱的国家不敢赖账。与此同时，在美国主导下又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三十五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受援国如没有美元，要用黄金来还债。产能输出加上国家债权再加上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国成为“马歇尔计划”的最大受益国。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 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10月24日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据悉，亚投行将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总部设在北京。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
分析人士指出的，成立专门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投资的亚投行将有助于改善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融资需求；而且在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面临增长压力的背景下，基础设施投资可能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创建亚投行有助于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两个过剩”问题，即外汇储备过剩和生产能力过剩。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近4万亿美元，如果能将外汇储备用于建设海外基础设施，那么可以拉动中国国内剩余的基础设施建设材料出口，取得一石二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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