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
2020-03-03 03:11:04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中国电器之都——柳市的历史改革情况：
1982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袁芳烈听到这一句感慨万分。三个月后，温州市委召开了一次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发展经济重点户、专业户表彰大会。人们怀疑是要“一网打尽”，暴发户们都带着脸盆铺盖出发，亲朋好友间含泪相送。
可是在大会上，袁芳烈说，你们是发展我们温州农村生产力的先进代表，大家要向你们学习。温州满街敲锣打鼓，贴上许多“劳动致富光荣”这样的标语，气氛热烈。
但是刘大元们的心情，却一直低落。
袁芳烈经过调查，认为抓“八大王”的事错了，决心给八大王平反。他甚至专门与中院院长谈话，“我说错了我负责，你没责任，我是市委书记，第一把手，错了不会叫你院长去担，出了事我承担。”
终于，刘大元等人盼来了平反，这是1986年的一天。来人居高临下，语气冷漠地宣布几人无罪。刘大元忍不住反唇相讥，“这算什么平反呢”。宣判人被激得无话可说，怒气顿生，掏出手枪啪的一声放在桌上。但刘等三人并不理会，神情倨傲，扬长而去。
尽管八大王事件已经平反，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政治气氛仍然严肃。1986年，一个同情他们的记者在《江南报告文学》上发表文章，写刘大元在如何上下奔走，并捐5000元钱为柳市搭建彩色电视差转台云云，涉及身份处只字未提。
时值政策敏感期，全国上下各新闻单位无人敢直接论及八大王处境。只有刘大元心知这记者是从侧面呼告支持，拿到杂志后，潸然泪下。
1985年，晋江假药案震惊全国，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力挺“去粗取精”，支持农民致富，但却因之落马。而巧合的是，项南挂冠前夕，即1986年1月，曾经来过柳市。柳市和晋江，中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联系。
实际上，整个八十年代，柳市都在光影交织中度过。
1983年3月，熟悉温州的王芳出任第七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这年末，12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农村商品生产发展新动向》。该文在报道温州地区几个专业基地时，重点报道了柳市五金电器生产的情况及新鲜经验，肯定了乡镇工业的发展方向。嗣后，温州电视台专题录制《柳市崛起之谜》电视记录片，在温州地区广为播放。 1984年3月1日，中央转发农牧渔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报道指出：发展乡镇企业的总方针是热情支持，积极引导和管理，使其健康发展。并提出乡镇企业的范围是从过去的公社、大队两极扩大到农民联营企业，其他形式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
为此，乐清政法部门释放了在押的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矿灯大王程步青和翻砂大王吴师廉。使受挫的柳市低压电器生产重发生机。是年6月，柳市区低压电器门市部猛增至1000多家，从事电器业人员超过5万余人，供销人员多达10000余人。
1984年12月，中共浙江省委七届二次全会扩大会议召开，王芳要求温州市长卢声亮作《民办工业的发展给温州城乡增添了生机》的发言。卢指出：民办工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民办工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大力扶持民办工业的发展；要为民办工业正名；要为民办工业落实政策；要为民办工业提供服务。
1985年，中顾委一批老同志去温州参观后，在杭州和王芳交换意见。他们一方面肯定了温州的做法搞活了经济，人民生活水平明显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又不无担心：这样做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吗？这样搞下去的后果如何？
当时，全国已经有20多个省市的领导来过温州（除了台湾省之外，全国各省的党政干部都去过温州）参观考察，影响颇大。王芳认为，要对这些省市的领导负责，温州的做法究竟怎么样？如果是对的，会产生好的影响，是对全国的贡献。如果错了，这个责任中共浙江省委
挑不起。
关于这一问题，王芳在2006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说，“要中央直接回答是不可能的„„中央已经把政策交给我们了，就看我们敢不敢实践，敢不敢创新。”
王芳组织中共省委调查组亲赴温州乡间调查，后来写成《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调查》发表于《红旗》杂志1986年第3期上。
1986年，7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温州模式理论讨论会建议建立“温州试验区”》一文上批示浙江省委：“王芳同志，大胆试验，中央支持。” 7月18日，温州市委召开全市经营大户座谈会，会议提出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保护他们的合法地位，保护他们的产权和经营权，鼓励他们当好商品生产的“排头兵”。
此话令人如沐春风，但是对普通百姓来说，这是一个多么残忍的比喻。
排头兵的本意是站在队伍最前面的战士，在队伍前面冲锋陷阵，打开局面，扫清障碍，率先提供前进路标。
有的时候，排头兵也是祭旗者。
到了1986年，柳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着手建立电器总厂和电器产品检测中心，引进12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其中中级以上占80%）。
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也在《瞭望》杂志上著文称：“‘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提出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
而后他又说：“温州地区所走的道路乃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劳动致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发展道路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模式比苏南、珠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更具有典型意义。”（1986年4月21日《世界经济导报》）
1987年，邓小平接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谈到中国当时的经济形势时说：“浙江的乡镇企业搞得不错。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对柳市叫好的人有很多，但是阻力仍然很大。从84年开始的一系列文件频频戳中柳市的阿喀琉斯之踵。
198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手段低劣，柳市区质次电器销往各地》的批评文章。接着，煤炭工业部因柳市生产的某些矿灯配件不符合防爆要求，通令所属企业不准购买柳市的电器产品。柳市一时被搞的声名狼籍，退货的、退合同的、拒付货款的接踵而至，供销人员到处碰壁，步履艰难，柳市低压电器市场再度陷入困境。
1984年4月7日，国务院发布《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试行条例》。其中第二条规定“没有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不得生产该产品，各级经济管理部门不得安排计划，不得供应原材料、动力和提供生产资金。”
1984年10月5日，温州市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整顿柳市低压电器生产的报告》，虽是整顿报告，措辞却诚恳，文末提出三点要求：合格产品可以临时性许可证、乡镇工业可以向银行按略高于国家牌价购买白银，产品价格可以灵活掌握。浙江省政府迅速向上转送了这份报告，并表示“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对柳市区生产中的困难给予必要的支持与帮助。”
白银是“银触点”的关键原材料。以1984年为例，柳市乡镇企业的交、直流接触器、空气开关、继电器等低压电器产品全年白银用量10多吨（1985年9月29日乐政[1985]137号《关于柳市低压电器产品质量问题及其管理方案的报告》），乡镇企业被排除在白银统购统销的体系之外。
这些原料来源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是困扰柳市的制度死穴。1987年2月17日，乐清县工商局在柳市查获走私白银88公斤。整个八十年代，类似的走私案件层出不穷。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白银供应放开。但此时的低电压电器，已是技术成熟且利润微薄的产品了。
1985年12月底，机械工业部对柳市镇生产销售的低压电器产品质量突击检测，结果是“所检产品均不合格”。据北京面粉五厂反映，该厂从英国进口一套生产线设备，选用温州长城控制元件厂和温州莲池电器厂以及只标有浙江制造而无厂名的空气开关配套，由于质量太差，给该厂造成了经济损失。
关于这次抽查结果通报，机械工业部选择了第二年4月9日发布。要求“请有关单位„„应向持有相应的认证标志或许可证的企业采购„„否则，出现质量事故，由采购单位负责。” 此前的4月5日，国务院发布《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其中规定不得以“处理品”生产和组装用以销售产品。
类似的国家级产销禁令在84年后层出不穷，文件中常出现“各地（特别是浙江省）”、“温州”、“乐清”、“柳市”。国家技术监督局和机械电子工业部对柳市低电压电器愠怒已极，柳市人暗自心惊。
1987年6月，柳市一些假冒电器产品在上海被查获。1988年，国家工商局对柳市生产、销售伪劣电器产品提出批评。
王芳在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四年多时间里，虽然很少参加各厅局的工作会议，但每年省乡镇企业局召开的全省工作会议，都到会讲话。据他回忆，一位中央机关来的领导干部，调查了浙江乡镇企业发展情况后说：“浙江县市的一把手都成了乡镇企业局局长了。”言下之意是浙江各级主要领导对乡镇企业太重视了。既是肯定，也是疑问。
风向是重要的。当时，上海大众的总裁与刘大元交好。某日这总裁意味深长地说，假如有机会与邓公同席吃饭，他是爱吃甜的，还是咸的？你不能不预先打听清楚。刘大元深以为然，他秉性玲珑剔透，一口沪腔可以说得让上海人真假难辨，对于政治，尤其敏感。
柳市人中至少有九成经商，其中订阅《人民日报》的不少，在那个年代里，政治上的任何微妙变化都可以和商人的性命攸关。
但是，对这些存在于神经末梢上的小人物来说，真的能分辨出八十年代的风是朝哪个方向吹吗？
1989年10月，国务院研究室的两位专家在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干部陪同下，在温州作了为期八天的调查，写出了《关于温州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虽然温州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比较特殊，个体、私营和市场调节的成分占的比重确实大了一点，需要积极引导和调整，但如果据此就认为‘温州模式’是资本主义模式，那也是不成立的。因为：第一，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和需要所决定的，是我们必须长期实行的方针政策；第二，我国现阶段的个体、私营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个体、私营经济；第三，温州的这种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是当地实际情况的产物。温州也希望国家能多投资办一些国营企业，希望国家多给一些计划物资、资金、能源、商品等，但国家拿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好利用民间的人才、资金、技术来发展本地经济，更好地通过市场调节部分去获得必须的原材料、能源、资金、技术和商品。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对温州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巨大的作用；第四，十年来温州的国营和集体经济就相对比重变小了，但本身并没有萎缩，其发展速度与全国是同步的。”
有遏制，但似乎也有鼓励。可是就在人们都放松注意的时候，风雷激荡的日子来了。
1998年10月14日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战略，有利于乡镇企业相对集中，更大规模地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避免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动，有利于提高素质，改善生活质量，也有利于扩大内需，推进国民经济更快增长。
据说，在温州柳市拥有钢琴500多架，家庭拥有量在全国位居前茅。这些昔日捏锄把的手奏出的不一定是最美的音符，但一定是时代的最强音。
因为他们在创造，所以他们有选择命运的权利!
在这农村改革30年之季我们怀着关注农村改革的意义，我们向柳市上峰村调研。 乐清市柳市镇上峰村:
乐清市柳市镇上峰村坐落在柳市镇的繁华地段，经济实力雄厚，土地资源丰富，有人口435户、1815人，村集体固定资产达1.5亿元。先后被授予“乐清市文明村”、“乐清市卫生示范合格村”、“乐清市消防先进村”、“计划生育示范合格村”、“柳市镇先进党组织”、“镇妇女工作先进集体”、“柳市镇综治先进村”等荣誉称号。
近年来，上峰村“两委”积极响应市、镇党委政府关于开展创建文明村活动的号召，积极行动，从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基础设施建设入手，着力开展交通、环境、通讯、电力、给排水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新建和扩建公共设施工程，大力改善村民人居环境，村内建成了多条道路和模具加工市场一条街。兴建了村老协会“东沁阁”活动中心，为本村老年人创造了一个“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健身活动环境。增设1台400KW变压器，解决了村民用电难问题。兴建了占地5亩，建筑面积1万平米，总投资700多万元的村办公楼，彻底改变了村委的办公条件。
上峰村“两委”着力打造平安村，积极投入乐清市委、市政府的“平安千村”工程活动，通过组建村义务联防队和义务消防队，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逻等举措，治安环境进一步明显好转。村“两委”成员认真贯彻执行农村财务公示制度以及相关政策，赢得了广大村民的信任。村各项收支和费用每月结算一次，经村民代表小组核算，报镇里统一审核通过后，在村内宣传栏张榜公布，接受村民监督。村里制定了奖学金制度，奖励考上大学的孩子，以鼓励村民重视文化教育，提高文化素质，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经济富裕而文化贫穷现象以及经济发展快、教育投放少不协调的局面。
上峰村书记说：
第一步，允许农民进城进行自由贸易。在改革开放以前，社会管理很严，市场自由交易也是不允许的，不允许农民到城里自由买卖农产品。放开城市市场，允许农民进城贸易，既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又活跃了城市市场，这是城乡进行交流和互动的开始。
第二步，到了1984年左右，随着乡镇企业的繁荣，国家进一步放松人口的流动，允许农民进城务工，进一步冲破了分割城乡的就业樊篱。在这之前，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人口的就业流动很难，农村人要“跳出农门”进城，只有上学、参军、招工三条路可走，而能够真正实现进城梦想的农民少之又少。给予农民在城里的就业“打工”权之后，农民真正有了通过自身的工作而改变命运的权利。这时，一个叫“民工潮”的新词汇开始出现，这股人潮的涌动深刻地改变了城市，也深刻地改变了农村。过去农民进城做工连想都不敢想，现在农民工和城里人虽然还不能完全平等，但毕竟使农民有了更多机会。
党的十六大以来，这一层面的改革走到了第三个阶段，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融入了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五个统筹”、“新农村建设”都是这种“统筹城乡”思路的体现。目前有不少城市已经取消了城乡户口的差别，而户籍制度是城乡分割的根本的制度约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取消城乡户籍制度差别将是历史的趋势。在社会保障、就业教育等政策上，国家正在将农村居民统一纳入、统筹考虑，以进一步缩小城乡差别。
因此，农村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三个层面看都分别走了三步，这三个层面及三个层面中的三步是互相交叉交融、互相依存依托、又相互促进、促动的，这三个层面的改革共同构成
了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强化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为„三农‟服务的功能，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
政府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提出了十分具体的要求。如何面向三农推进农行改革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农行内部也进行了大讨论，并将县域支行分为粮棉大县支行、贫困县支行、西藏青海地区支行、经济强县和大中城市郊区支行，实行差别定位，确定相应的重点服务领域，争取发挥县域金融主渠道作用，拓宽政策性金融的服务领域，促使邮储资金回流农村，继续深化农信社改革，积极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增强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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