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
2020-03-03 11:33:44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辜鸿铭1883年10月31日和11月7日发表在《字林西报》上的《中国学(二)》一文是中国近代比较文学兴起的标志。他将中国西汉时代的散文和英国作家培根的散文进行了对比。认为这两者有相似之处。随后,他又将六朝时代的诗与济慈、丁尼生的诗进行比较, 认为六朝诗用词夸张、粗糙如同济慈早期诗作的冗漫和不成熟,而丁尼生的诗则表现为刚健、清晰和色彩适中。
辜鸿铭认识到,判断不同民族文学的优点和不足的基础,是对不同民族文学的整体准确的把握,他提出了研究不同民族文学的基本方法: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要研究,一定要将其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去系统的研究.辜鸿铭是第一位提出要用有机的、系统的和有计划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学的中国作家和中国文艺理论专家。这是他对中国文学研究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辜鸿铭还痛斥了西方一些所谓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学所发出的种种奇谈怪论。这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典都是:/功利的和饶舌的、世俗的。辜鸿铭引用孟子的话进行反驳。辜鸿铭同时也指出了, 以孔子名义合成的那些早期的作品,并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他们之所以被视为经典作品,并不是因为其文体的优美或文字的完善,而是以其所包含的内容的价值为准绳的。辜鸿铭的评论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是正确的。
1915年他用英文发表了他一生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中国人的精神》,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关于国民性问题研究的专著。他指出:文如其人,要了解中国的文, 就必须了解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人,就不可能准确了解中国文。他试图通过阐述中国人的精神,来表现中国文明的价值之所在,来表现中国文学价值之所在。
辜鸿铭将中国的国民性与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国民性进行了对比分析。他认为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深沉, 博大, 却不纯朴。辜鸿铭认为在西方列强之中,只有法国人才能比较好地理解中国人和中华文明。因为法国人的国民性中一种美、英、德各民族都缺乏的一种性格特质,那就是所谓的灵敏，特制的民族才能认识中国人和中华文明。辜鸿铭通过对中、美、德这几个民族国民性的对比分析之后得出结论: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是世界上各民族之中最美好最优的。在这里,辜鸿铭将中国文学的地位提高到无可比拟的高位,竟然成了解决英、美、德各民族国民性问题的一副独一无二的良药,显然是过分的和不切实际的。
总之, 辜鸿铭的文学观有一些是值得称道的。比如他对比较文学的一些提法, 对文学研究的一些方法和手段,还是比较科学的、超前的,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填补了一些空白。但是, 他反对新文学、无根据、无原则地将中国国民性人为地拔高到惊人的高度等方面都是反现实、反历史的,是应该值得我们反思的。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何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语,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20年.主要职资是“通译” 。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教导人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1 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 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一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172则( 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员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他独到地指出, “要性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
中西古代诗教
以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中西古代诗歌理论的创立者, 都十分强调诗歌的功用和价值, 他们不是就诗论诗, 而是把诗放在较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下, 放在它与政治、道德伦理等的相互关系中进行考察, 得出了许多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结论。中西古代诗教有同有异, 总体来说, 同大于异; 各有优劣, 相对来说, 优多于劣。
以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中西古代诗歌理论各有特点, 各有优劣。就大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言, 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之上、以伦理道德为纽带的制度, 始终支撑着中国几千年的奴隶制和封建制; 而古希腊进入奴隶制社会, 是建立在原始氏族社会解体的基础之上, 它的主权在民、轮番为治的政治体制, 显然有着不同于我国春秋时代,世卿政治的特色。在此基础上,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创立的诗歌理论都十分强调美与善相联系, 他们的理论也因此被称为诗教。但不同背景下的思考必然有着不同的视角和侧重点。
在强调诗歌的认识和教育作用的同时, 中西还有一个共同的美善统一的原则。不管是净化还是陶冶, 其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使情感适度。与孔子一样, 亚里士多德也是借助伦理学来考察文艺, 从而提出他的中庸之道。稍有不同的是, 中国由中庸发展出了温柔敦厚, 偏重于内容; 而在古希腊, 注重和谐美, 内容和形式同等重要, 有时甚至更偏重于形式。孔子推重美与善的统一.孔子虽然已注意到诗的独立的审美作用, 但往往刚迈出一小步, 又赶紧退了回去他所说的美总是被善制约着, 缺乏独立的品格。西方则不同。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 诗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研究的门类诗学, 从其它学科中分离出来。
中西古典文学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其整体风格各有所异.中国古典文学受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说影响,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温柔典雅含蓄的中和之美,而西方古典文学一般具有那种酒 神式的迷狂,狂怒,狂喜,直白,宣泄,表现的是一种酒神精神或酒神之美,两者情感宣泄的程度和表现方式上的差异,源于各自民族不同的文化特质.这种差异给我们带来了风格各异的中西古典文学.文学是由经济基础支撑的上层建筑之一,不可能脱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而独立存在.中国这 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农业大国，一直尊奉农业社会奉行的宗法制度强调伦理道德人情的统一 。而西方则是开放变化的社会，自希腊神话起就不断地否定传统的束缚 ，追求自由和创新， 这些造就了中西方迥然不同的人文观念从而向我们呈现了不同风格的古典作品在文艺美学上呈现出了各自不同的风景。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奠基人，同时又是一座高峰。一方面，鲁迅的文学价值是由他的创作动因决定的。他不仅仅是为了文学而创作，他的文学创作是为了改造国民的劣根性，是为了重塑和振兴民族精神，是为了推进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他将文学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途径，他的创作是真正的为人生而艺术。另一方面，鲁迅决不只是一个作家，从根本上更是一个思想家，这就决定了他作品的思想深度与众不同。这种深度来自他丰富的生活经历以及浓厚的文化修养。少年时代的鲁迅经历了家道中落，使他饱尝世间的冷脸白眼，体悟到人生真相。青年时代的他广为接纳中外文化，弃医从文，确立人生志向。他背负巨大的传统负担，对传统历史和文化有深刻的了解，亲身经历了重大的社会变革，对现实有清晰的认识，这些都决定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不同于和远远高于其他作家。
毛泽东同志对他的光辉的科学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我们认为.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的鲁迅,是通过他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来实现的,呈通过他所参与的文学运动和所从事的创作实践来实现的。鲁迅不是空头思想家.更不是空t失革命家。他作为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以其战斗的文学历程和光辉的文学业绩作为具休内容的。
鲁迅（1881—1936）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不仅显示了五四新文化革命的重要成就，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首先，鲁迅的全部创作及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显示出一种现实战斗精神，一种现代反抗意识。这是鲁迅对现代文学最重要的贡献。鲁迅以对文学的执着和杰出的艺术手段去反映和表现社会人生，传达出一个觉醒的现代个体生存意识和现代反抗意识。鲁迅的文学与思想情感是与变革现实紧密连在一起的。鲁迅的全部创作都围绕着一个核心——改造国民性，即立人思想。为改造民族精神，传达启蒙思想，鲁迅以其不朽的著作呼唤“精神界之战士”，提出“立人”主张。他全力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扭曲人性的社会和传统，批判人性的残缺，反思中国人精神的反思，启悟中国人“悟己之为奴”，改造自己的“国民性”，解放出活生生的个人的生命能量。鲁迅这种正视现实人生，并带有革命血气的现实战斗精神和现代反抗意识，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健康的、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文学主潮，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最可宝贵的精神内涵。
其次，鲁迅在多种文体样式上进行了积极而卓越的探索，创造了多种文学样式，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中的小说，广泛吸收借鉴了果戈理、契诃夫、等外国作家、思想家的思想艺术养分，将其融合于中国艺术传统之中。以现实主义为主，汲取融合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及表现主义艺术元素，开辟了现代小说创作的广阔道路，形成了崇高刚健、清峻警拔而又老辣苍劲的美学风范。鲁迅根据中国古代的历史、神话、传说撰写的《故事新编》，想像奇诡，诙谐风趣，寄托遥深，被称为现代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为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创作树立了典范，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思想艺术营养泽被诸多作家和文学流派。
鲁迅最早尝试现代杂文，并且经过他成就了杂文的辉煌。鲁迅通过16部杂文集确立了杂文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独立而崇高的地位。其杂文最大特色是随手拈来皆生妙趣，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且目光犀利、批驳有利。鲁迅杂文充分表现了他伟大的人格、深邃的思想、傲岸的精神、强烈的忧愤、崇高的情怀、渊博的知识和深湛的艺术才华。
鲁迅还创造了中国现代最早的散文诗作品《野草》。《野草》构思奇巧、想象奇崛、意境深远，是鲁迅最富有个性化和独创性特征的作品，它既是鲁迅对旧世界进行犀利批判的武器，也是解剖自我的产物。
再次，鲁迅一方面热情呼唤现代化，另一方面又对现代化有着自己真正独立的思考和不同凡响的见解，并着力揭示、批判现代化冲击下国民畸形的心态和落后的国民性。他认为文化的转型，除了对传统的批判和继承、发扬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这是鲁迅对待外来文化的根本原则。同时，他对西方传入的自由、平等、民主和科学思想，有着独特而清醒的思考。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关于文学批评的著述中最为人所重视的一部作品,是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但他又脱弃西方理论之拘限,力求运用自己的思想见解,尝试将某些西方思想中之重要概念,融入中国固有的传统批评中,所以,从表面上看,《人间词话》与中国相袭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词论界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很是深远.《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
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
王国维在清华大学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 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论，强调小说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实际上提出了文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主张。在当时，这是一种崭新的、带有革命性的观点，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并且促成了一批揭露社会积弊，宣传维新和革命思想的作品的产生。梁启超对小说的社会作用和艺术魅力进行正面的概括的论述，也改变了以序跋、评点、笔记等为主要体裁的传统小说理论形式，带有一定的开创性。在戏剧创作方面，梁启超的贡献同在小说方面一样，主要在于开新，而不在于有成。特别是他的《新罗马传奇》的前六出，作者在其中满腔义愤、痛快淋漓地揭露了独裁者的罪恶、卖国者的丑行，满怀激情、笔酣墨饱地表现了革命者的崇高思想、壮烈情怀。在小说创作方面，梁启超算不上有什么成就，但他的《新中国未来记》是我国的第一部政治小说，是他关于小说界革命理论的一个试验品。当时人还把戏剧视同于小说，因此，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论中也包含着对戏剧革命的呼唤。
于晚清翻译之勃兴有大贡献者尚有梁启超。梁启超的贡献首先在理论鼓吹上。主张“凡译书者，于华文西文及其所译书中所言专门之学三者具通，斯为上才，通二者次之，仅通一则不能以才称矣。……三者之中，又以通学为上，而通文乃其次也。”这种见解，至今仍有实际意义。毫无疑问，梁启超的翻译理论对晚清翻译事业的勃兴和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梁启超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最有影响的新闻理论家。他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农会报序》、《萃报叙》、《蒙学报演义报合叙》、《知新报叙例》、《清议报叙例》、《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等，集早期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之大成，开后起资产阶级报刊之新风，实为我国新闻学史之重要文献。
总之，梁启超于近代报刊的发展有大贡献，近代报刊的发展又于近代文学的发展有大关系。郑振铎云：梁启超“在文艺上，鼓荡了一支像生力军似的散文作家，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文坛打得个粉碎。他在政治上，也造成了一种风气，引导了一大群的人同走。他在学问上，也有了很大的劳绩；他的劳绩未必由于深湛的研究，却是因为他的将学问通俗化了，普遍化了。他在新闻界上也创造了不少的模式；至少他还是中国近代最好的、最伟大的一位新闻记者。”可以说，梁启超的这些劳绩，大多是通过报刊实现的。
1979年，钱锺书《管锥编》前四册问世，是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标志。与此同时，一批比较研究中外文学、探索中外文学关系的文章也出现了，并引起了学界的瞩目。1981年1月，北京大学正式成立比较文学研究会，由季羡林任会长，李赋宁任副会长，钱锺书任顾问，决定出版不定期的《通讯》，并编辑出版《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1钱钟书的《谈艺录》（1948）采用诗话的体式, 以中国传统文论为母题，从大量具体的文学现象的鉴赏和比较入手，中西诗学互证互补互释，总结出了中西诗学在创作心理、接受心理、艺术方法、风格意境等方面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诗学规律，从而赋予中国传统文论以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谈艺录》本身就是一本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专著。
2、1979年，钱钟书又出版了巨著《管锥编》，在中西理论双向比较方面作出了更令人瞩目的成就，被视为中国比较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该书围绕《周易正义》、《毛诗正义》等中国10部重要典籍，引用800多位外国学者的1400多种著作，结合3000多位古今中外作家的创作，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 该书以寻求中西共同的“诗心”和“文心”为旨归，资料的旁征博引不仅突破了中西之界限，而且突破了学科界限，以探索那些“隐于针锋粟颗，放而成河山大地”的文艺规律。
3、80年代《七缀集》是比较文学论集，其中，《中国诗与中国画》借助西方文艺理论，阐明中国传统批评对于诗和画的比较估价，同时纠正外国人对中国诗与中国画的许多误解，与此成为对照，《读＜拉奥孔＞》是通过考究中国古代美学来阐发西方文艺中关于诗歌与绘画的功能区别的理论。《通感》提出并探讨了一种古代批评家和修辞学家都没有理解或认识的中国诗文描写手法。《林纾的翻译》则是借以探讨翻译艺术的一些基本问题。
几乎所有的关于比较文学方面的论著都将《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视为比较文学的经典之作，将钱锺书视为中国比较文学举足轻重的大家。比较文学只是钱锺书所借鉴的理论立场之一，并且已经与其它现代西学融为一体。它不仅是跨文化跨语言的比较文学研究，更是打通古今、旁及百科的比较研究，这或许就是钱锺书所谓的“并非一般意义”的真正含义。
尽管钱锺书自述他的方法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文学，但是比较文学又是所有现代西学中他直接论述最多的一种。他不仅对比较文学提出了大量的精见卓识，而且他的全部著作也呈现出强烈的比较文学的特征，可以说，钱锺书从理论到实践，从具体的个案研究到比较诗学、比较文化以至翻译研究，都作出了超迈前贤的巨大贡献。钱锺书就将中国古代小说与外国小说加以比较，或平行类比，或追溯渊源，这些论述与精见，显示了钱锺书对比较文学的深入理解与精见卓识，对当时的知识界与学术界来说，无疑也是疏瀹心胸、开张耳目之见。
应该说钱锺书从理论层面对比较文学所作的论述，并不足以说明比较文学在钱锺书理论立场中的特殊地位，真正代表钱锺书对比较文学巨大贡献的是他所作的大量精彩而经典的比较文学研究个案。这些俯拾即是的研究个案散落于《谈艺录》、《管锥编》等论著中，充分体现了钱锺书打通中西文化、跨越学科话语的理论立场。
钱锺书通过比较文学研究所体现的“打通”的文化追求，与比较文学的根本精神高度一致。他所进行的比较文学研究，无论是文学现象之间的事实联系，还是文学观念之间平行存在的内在联系，抑或是不同文学理论之间的互相阐释，都是为了创辟与重建一种独特的话语空间，在不同文化背景与文化系统之间，建立一种真正平等与有效的对话关系，为异质文化间的互识、互证和互补，也为人类的交流与合作作出努力。
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正是钱锺书比较文学研究的核心之一。诞生于四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谈艺录》与《管锥编》，在中西比较诗学方面所作的杰出实践，既领先于国际比较文学界，又超越于国际比较文学界，这使人不得不再次感叹钱锺书的卓识先见。钱锺书认为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的比较诗学 “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互相阐发，是比较诗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钱锺书在中西文论互释互补中所寻求的，是最终可能达到的跨文化的创造与建构。这种跨文化的创造与建构，其实就是总结不同文论语境中长期积累的诗学经验，通过对话来解决人类在文学方面遭遇的共同问题。对于钱锺书的中西比较诗学来说，中国传统文论显然是当然的母体，他始终由中国传统诗学出发，去与西方诗学相证相补相释，努力使中国传统文论在这种相证相补相释中产生出具有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的新的诗学意义，从而实现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化。
钱锺书的比较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化研究是融为一体、须臾不可分割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话语交错、互动与融合，本身就构成了钱锺书话语空间的显著特点。钱锺书在对具体文本的研究与阐释中，总是既从文本自身出发而又超越于文本自身的局限，上升到文本所处身其中的文化语境，使文本自身的意义与文本外的文化语境始终处于相互运动又相互制约的动态过程之中。
在一个多元文化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杂交已成为当今世界文化的基本特色，一种绝对本真的文化认同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在不同文化的对话与杂交中，找到钱锺书所说的对自我文化的回家的感觉，才有可能在多元文化时代找到自己合适的文化身份认同，采取钱锺书所倡扬的“和而不同”的文化立场，从而更好地参与到空前频繁的文化对话与文化交流之中。这或许就是钱锺书比较文化研究的现代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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